宗教门户网:科林·布朗：西方思想史中女人角色_科林·布朗--柏拉图-哲学-保罗-教会-她们的-教育

　　各种对哲学和神学历史的叙述，都带有男性指向。这和如下的事实紧密相联系：大多数历史叙述，一直是由男人从男性视角来撰写的。但是，它也和在社会中女人被赋予的家庭角

　　各种对哲学和神学历史的叙述，都带有男性指向。这和如下的事实紧密相联系：大多数历史叙述，一直是由男人从男性视角来撰写的。但是，它也和在社会中女人被赋予的家庭角色相关，并且和这种精神日程主要由男人设定的事实相关。这篇笔记的目的，旨在给出一些观察，使人注意到某些相关的文献。1

　　古代世界

　　总体而言，女人们都缺乏那种向男人开放的种种教育机会，她们未被当成精神上的平等对象来对待。这点尤其是古代世界的真相。2然而，也有种种例外。基于某种平等的基础，女人们得到允许进入毕达哥拉斯的社团。她们的思想残篇保留了下来。柏拉图的母亲佩里克蒂奥娜(Perictione)，也许曾经是位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成员。第欧根尼·拉尔修(Diogenes Laertius)在他的《著名哲学家评传》中，提到过许多女人。他将整章的篇幅，用在犬儒学派的希帕基亚(Hipparchia the Cynic，约公元前300年)身上。3这位女人着装、行动，都像男性的犬儒论者。

　　女祭司和教师曼蒂尼亚的第奥逖玛(Diotima of Mantinea)，出现在柏拉图的《会饮篇》中。4在那里，苏格拉底宣称：她教导他“关于爱的哲学。”她的方法，是通过问答展开的。性爱(eros)“ 既不美又不善。”它是介于有死者与不死者途中的某种强有力的精神。这种精神，驱使人类产生和理解美。《会饮篇》中第奥逖玛这个人物，是否只是文学的构思，还是(正如通常在柏拉图对话中那样)基于某个真实的人物，学者们之间对此存在争议。在《理想国》5中，柏拉图倡导给予女人平等的地位和教育机会，赞成女人成为城邦的守卫者。但是，这需要和柏拉图不赞成家庭的观点联系起来考虑。《理想国》中，柏拉图极力主张废除家庭，但在《法律篇》中他放弃他的主张。他观察发现：女人“天然的性格倾向”“劣于男性。”6

　　亚里斯多德也认为：“男性优越于女性。”7他发觉：和其他各种动物具有共同的地方427在于“女性在性格上更加软弱，她们更宁愿驯服，更容易接受抚爱，在学问方面更敏捷。”8

　　女性“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残缺的男性，她们的月经是精液，只是不洁净;因为，她们只是欠缺一样东西，即灵魂的原则。”9在人类之中，女性供给物质、身体;男性提供原则、灵魂。10亚里斯多德，尽管提倡给予女人教育，那是因为实用的理由，即女人需要接受某种教育，为了使她们管理家务、培养后代。11

　　《新约》和早期教会的世界

　　在希腊-罗马世界盛行的男性统治，和对各种女神的信仰与对女性神祗的崇拜是共存的。12相反，犹太传统却是父权制的、一神论的。13基督教会和犹太教、希腊化世界的文化、宗教、各种传统之间，既表现出连续性，又表现出非连续性。14耶稣的十二个门徒中，尽管没有女人，但他们显著地出现在他的事奉与复活的种种叙述中。15

　　使徒保罗，深深地影响了教会的态度，以及西方思想的随后进程。因此，他被描绘为厌恶女人者的鼻祖、女人事业的耽误者。《提摩太前书》2章11-12节说：“女人要沉静学道，一味地顺服。我不许女人讲道，也不许她辖管男人，只要沉静。”禁止这样做的理由，是回忆《创世纪》第二章与第三章的故事。虽然实际上被舌引诱的正是夏娃、而亚当愚蠢地跟随了夏娃，但毕竟亚当先被造。16保罗把它当作一种有益的警告。这里陈述的准则，符合他在别处劝告的内容(《哥林多前书》14：34-35;又见11：5;《使徒行传》21：9)。在这方面，保罗和他宣扬的如下政策是一致的：向犹太人，他就作犹太人;向律法以下的人，他就作律法以下的人，尽管他本人不在律法之下(《哥林多前书》9：19)。

　　在其他地方，保罗站在他的时代的前列，充当一名捍卫女人权利的先锋。在和吕底亚的谈话中(《使徒行传》16：13-14)，保罗做了很少有犹太拉比会做的事情。他热情地认可大批女人的工作，包括坚革哩教会中的女执事非比。他显然托付她把自己的信带到罗马的教会(《罗马书》16：1)。他提到百基拉和亚居拉，作为“在基督耶稣里”出色的“同工”(《罗马书》16：3)。《使徒行传》18：26节，称这对夫妻为学问家亚波罗的老师。保罗提名的另一位女人，是卓越的基督徒犹尼亚(《罗马书》16：7)。17

　　正如在其他问题上，如信心与行为、福音与律法、奴役与自由，保罗的教导表现出某种细微的活力。保罗谈到男性是头(《哥林多前书》11：3)，但在这段婚姻关系的上下文语境中，每一方都被另一方主宰(《哥林多前书》7：4)。这种活力，甚至出现在保罗劝告妻子们要顺服她们的丈夫的那些段落中(《歌罗西书》3：18;《以弗所书》5：22)。他的教导，应当在出于对基督的尊敬、彼此顺服的整体上下文语境中来看待(《以弗所书》5：21;428《歌罗西书》3：12-13)。对妻子们的劝告，因对丈夫要爱她们的妻子的劝告而获得平衡。保罗描绘丈夫是头的地位的时候，它是某种自我奉献的优先性，其榜样为基督的自我给予(《以弗所书》5：22)。在保罗的福音里，超越了种族、社会、性别的差异：“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加拉太书》3：28;参见《歌罗西书》3：11)

　　教会早期几个世纪里，有许多出色的女人。不过，教会教父们，并不赞成女人担任主教或女人成为神学家。在灵知主义18、某些边缘团体、孟他努派中，女人们享受有作为教师的突出地位，在正统派中却不是这样。19其原因存在着大量可能的解释。20也许原来是：女性的领导职分和异端联系异常紧密，导致教会在其范围内不会支持它。一直还有人提出：由于教会向上层迁徙，它接受了当时的中产阶级文化分配给女人的社会角色。各种神学的考虑，将会强化这样的社会因素。当保罗的种种断言同他更广的思想背景孤立出来、遭到曲解的时候，当其和柏拉图21(后来是亚里斯多德)关于男人的优越性的种种主张联系起来的时候，女性的顺从事实，看来是难以打破的。

　　基督纪元的早期几个世纪里，女姓知识分子不是不为人知的。然而，她们有属于社会上层的倾向。其中，有皇后尤里亚·多门娜(170-217 年，Julia Domna)。她是赛普蒂米乌斯·塞维鲁斯(Septimius Severus)的第二个妻子和独裁者卡拉卡拉(Caracalla)的母亲。军人出生的皇帝赛普蒂米乌斯·塞维鲁斯，禁止教会做出改变信仰的决定。尤里亚·多门娜，是叙利亚某个异教大祭司的女儿。她组成了一个由知识分子和智者们为成员的圈子，里面有伽伦(Galen)、第欧根尼·拉尔修。后者也许原本把他的《著名哲学家评传》题献给她。斐洛斯特拉图斯(Philostratus)称赞她为“哲学家尤里亚”。尤里亚委托斐洛斯特拉图斯，撰写《图亚纳人阿波罗传》。22该书或许是反基督教宣传的一种形式。在公元五世纪，欧多基亚(Eudocia)皇后，因学问而名声远扬。她从母亲那里受教，后来皈依基督教，把她的名字从雅典娜伊斯(Athenais，“雅典少女”)改为欧多基亚。欧多基亚的母亲，是一位智者。

　　新柏拉图主义，吸引了大量女人。波尔菲里(Porphyry)记录说：普洛提诺住在某位名叫格米娜(Gemina)的家里;她和其他人“都非常潜心于哲学。”23公元早期几个世纪的重要女性哲学家，是希帕提亚(Hypatia,约370-415年)。她继承她的父亲，成为亚历山大里亚的新柏拉图主义学校的校长。希帕提亚支持的新柏拉图主义这种形式，强调科学、数学和哲学，看来原本并不是和基督教公开对立的。24希帕提亚名声卓著，吸引了来自四面八方的学生。人们写信称她为“缪斯”和“哲学家。”她的弟子和追随者、昔兰尼的西内西乌斯(Synesius of Cyrene)，认为她是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和新柏拉图主义的哲学最生动的阐429释者。甚至，在西内西乌斯成为皈依基督教的信徒、被按立为主教之后，他也继续醉心于希帕提亚的新柏拉图主义。25希帕提亚的哲学著作已经遗失，但她的两篇数学论文保留了下来。26希帕提亚卷入了和西里尔的政治权力斗争。西里尔为亚历山大里亚的主教，此人嫉妒她对管辖治安的长官的影响力。教会史学家苏格拉底，记录了西里尔如何残酷地谋害她的经过。这不仅带给西里尔本人、而且带给亚历山大里亚的教会以巨大的耻辱。27

　　中世纪

　　在把女性看成是一种带有缺陷的男性这点上，托马斯·阿奎那追随亚里斯多德。28他的解释，反应出当时流行的生物学知识状况，的确很少改变各种现成的态度。托马斯解释说：这种缺陷，不能用于“整个物种。”然而，他推测说：男性主动的精液产生出女性，也许在某些方面是有缺陷的或者遭到损害。托马斯把生命看成是带等级秩序的，即男人高于其他所有受造物，男人被赋予了“理解万物……高贵的功能。”女人受造，是为了帮助男人，不是通过做男人会做的工作，而是通过在生殖方面帮助他。作为一种伙伴关系的象征，女人原本是从男人的肋骨而造的。29如果女人取自男人的头部，她就有权柄驾驭男人;如果女人取自他的脚，她将是他的奴隶。

　　在中世纪，女人们发现她们自己在教会与社会事务中处于边缘化的位置。30向她们开放的选择的各种可能性，非常有限。特别是在中世纪的早期和中期，她们对学问领域的熟悉，使她们经历了修道院的宗教生活。大量女人出现，成为属灵著作的作者和神秘主义者。她们的一些著作，显明对各种哲学问题的某种深度把握。然而，这种把握，不是像教会神学家们所撰写的那种论著形式而是以沉思的著作形式出现的。它们以某种属灵的钥匙，解开生活的种种重大问题。修道院与世隔绝的生活，是向贵族女人们开放的一条出路。一些女人发现，除了无爱的婚姻和生儿育女的生活之外，进入修道院乃是一种可取的选择。对于中层社会的的女人而言，中世纪社会提供的被认可的角色只有婚姻。不过，来自中层社会的的寡妇和老处女，在中世纪晚期的各种边缘运动形式如慈善修女中发现了出路。31一些慈善修女，同她们的家人生活在一起;另一些人作为流浪的托钵僧生活。她们中的大多数人，组成各种非正式的宗教社团，享有对强烈的神秘经验的某种热情的渴望。

　　中世纪早期的修女中，称为哲学家的人有剧作家甘德谢姆的赫罗斯维塔(Hrotsvith of Gandersheim，约935-1001年)，宾根的神秘主义者希尔德加德(Hildegard，1098-1179年)，女修道院院长埃罗伊兹 (Heloise，约1101-1164年)。32英国神秘主义者诺威奇的朱利安(Julian of Norwich，约1342-约1413年)的著作暗示：她熟悉阿奎那的思想。不430过，她的神秘主义更接近新柏拉图主义、司各脱和奥康。朱利安生活在黑死病暴发的时代，当时，淋巴腺鼠疫汹涌地席卷欧洲。她过着一种沉思的生活，住在诺威奇的圣朱利安教堂墙内一间小屋里。她教导说：圣爱超越人的理性，会提供解答人的存在的种种难题的钥匙。她提及上帝为“我们的母亲”，领先女权神学五百年。关于她的生平，我们所知甚少。她以灵修教师而闻名，这依赖于她的《圣爱的十六种启示》或者如她喜欢称它们为《圣爱的十六种表现》。33作为“一位女人，她放荡、虚弱、脆弱”，她献出自己。学者们把这种描写看成是一种避开男性僧侣批评的尝试(也许是反讽)。34在让她的著作的正当化过程中，因为她是一个女人，她追问她是否不应当讲述上帝的慈爱。当人们发现上帝的良善时，他们会忘记她而沉思耶稣。耶稣是每个人的教师。

　　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时代

　　文艺复兴时代，关于女人的从属角色的各种传统概念虽然还继续存在，但女人的地位和命运慢慢开始改变。35在意大利，贵族女人和上层的中产阶级，受到鼓励追求学问知识。这样一些家庭里的女孩子们，获得了像她们的兄弟一样的教育。但是，对于受过教育的女人而言，结婚或进入修道院依然是她们的主要选择。文艺复兴的意大利，确认大约有三十个女性知识分子，其中一位名叫波奇(Dorotea Bocchi，在世时间为1390-1430年)。她是一名医学和道德哲学教授的女儿，在波隆那大学继任父亲的职位。36这时，女人不允许在大学上课，少数情况下可获得博士学位并准许教书。乔凡尼·丹德里亚(Giovanni d’Andrea)，是波隆那著名的教会法教授。他有几个受过良好教育的女儿。根据某种轶闻但又得到很好证实的故事，她的女儿诺维娜(Novella)在父亲缺席的时候替他举行讲座，但只能在幕后免得学生们转移注意力。37在西班牙，贝娅特丽克丝·加琳多(Beatrix Galindo，1474-1534年)在萨拉曼卡大学教授哲学、修辞和医学。奥利娃(Oliva de Nantes Barrera Subuco，1562-1625年)撰写过一篇论“新哲学”的论文(1587年)。宗教裁判所毁掉了这篇论文，但不久便再版了。

　　宗教改革时代，发现女人在新教和天主教双方都扮演着非凡的角色。38由于偶然的出生，几个女人成为君主，主宰了几个民族的命运。大量女人为她们坦率直言的见证殉道。文艺复兴的诸种理想和特权，使有贵族头衔和富足的女人与她们的兄弟一起接受家庭教师的教育。除此之外，女人们的教育继续处于一种次要地位。各样研究的话题，再次使古典著作占有显要位置。在英国，托马斯·莫尔爵士(1478-1535年)，是国王亨利八世统治时期的大法官。他提倡为了贵族制的女人们的古典教育。他自己的女儿们，接受了和她们的兄弟们一样431的教育。他的大女儿玛格丽特·罗柏(Margaret Roper，1505-1544年)，原来是作为英国第一个有学问的妇人而闻名。亨利八世的两个妻子阿拉贡的凯瑟琳(Catherine of Aragon)和凯瑟琳·帕尔(Catherine Parr)，都以她们的学问著称。她的女儿伊丽莎白一世(1533-1603年)，是英国女王中最有学问的人。她讲流畅的拉丁语，从希腊语、拉丁语和法语翻译了大量著作，包括波依修斯的《哲学的慰藉》。她也撰写了关于柏拉图的注释。39

　　在伊丽莎白一世担任英国国王那一年，苏格兰的改革家约翰·诺克斯(John Knox)，发表了《反对大群女人的第一声号角》(1558年)。这声音直接针对吉斯的马利亚，在她的女儿马利亚·斯图尔特(Mary Stuart)以及伊丽莎白一世那里同样能够感受得到。1561年，马利亚·斯图尔特任苏格兰国王。诺克斯的公开言辞，对他所采取的立场毫无讳言：“鼓励某位女人占有统治、高傲、支配的角色，或者绝对控制任何领地、民族、城邦，这是违背大自然的;是对上帝的侮慢，是同他所喜悦的意志和赞同的风俗最极端对立的事情;最后，它是仁慈的秩序、一切的公正和正义的颠倒。”40尽管如此，诺克斯并不是被人们一直理解的反女权主义者。她和许多女人通信，尤其是和伦敦的安娜·洛克夫人的通信，表明他对她们的智慧、精神忠告的尊敬，以及深深的牧人般的关切。41

　　包括路德的妻子在内的女人，在路德和其他教会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42路德的妻子，以前是凯瑟琳·冯·博拉的修女。在天主教的改革派中，尽管女性的“ 传教士”没有得到大大的鼓励，但也有。43教皇的教廷大使西格(Sega)，把加尔默罗会的修女、神秘主义者阿维拉的特雷莎描绘为“一位无情的、游荡的、叛逆的、侮慢的女人。她在敬虔的名义下，传播邪恶的教义……她野心勃勃，教授神学，不顾圣保罗的禁令，仿佛她就是教会的一位博士。”44显然，正如在他前后的许多人所做的那样，他采纳了《提摩太前书》2：12节普遍适用的禁令。45在这方面，这位教皇的教廷大使也许发现他本人和加尔文是一致的。加尔文认为：教导(除了家庭引导外)是仅仅委任给男人的职分。46至于女人的地位问题，一般说来加尔文是模棱两可的。47一方面，他为女人作为受造物中神圣地构成秩序的角色的从属地位辩护。另一方面，他相信：由于现在的秩序正在消逝，女人和男人一样将按照上帝的形象得到更新。

　　理性主义、经验主义和启蒙运动时代

　　加尔文去世那年，古尔奈的玛丽·勒雅尔(Marie le Jars de Gournay，1565-1645年)诞生了。48还是在她十多岁的时候，她便被蒙田的《散文》所吸引，深深渴望认识它们的作者。蒙田晚年生活最后四年 (1588-1592年)，她成为他的“精神上的女儿。”她把自己的余生奉献给编辑他的作品，并捍卫他的各种观点。

　　17世纪，女性介入精神生活事件，其人数相对比较少，限于皇室、贵族和特权阶层。432大学教育依然越出了既定的范围。瑞典女王克丽斯蒂娜 (Christina，1626-1689年)，坚持和笛卡尔的哲学通信。她不但研究他的著作，而且要求她的顾问们也这样做。女王让笛卡尔来到她的宫廷，以便对她进行个人指导。不过，早晨五点上课(授课在这个时候进行，因为女王的精神状态那时最佳，她较少可能被打搅)，加上斯堪迪纳维亚冬天气候的严酷，导致这位哲学家过早去世。波希米亚的女王伊丽莎白(1618-1680年)，是笛卡尔在德国的门徒。她和笛卡尔有着长期的通信。笛卡尔把他的《哲学原理》(1644年)题献给她。49晚年，她成为黑沃尔顿(Hervorden)女修道院院长。

　　笛卡尔的一位同时代的熟人，是荷兰学者安娜·马利亚(Anna Maria van Schurman，1607-1678年)。在她的人生旅程中，她经历了从女权主义到敬虔主义的朝圣。50她一直和她的兄弟们一起，接受家庭教师的教育，跟随富蒂乌斯(Voetius)学习希腊语和希伯来语。富蒂乌斯，是乌得勒支(Utrecht)大学的东方语言和神学教授。安娜·马利亚，在那里度过了她的大部分时间。她以“乌得勒支之星”和“荷兰的密涅瓦”著称，精通各种语言，可能是那个时代最博学的女人。她以拉丁语完成的《论女人在科学方面的自然能力的博士论文》(1638年)，捍卫了《圣经》免遭反女权主义的谴责。51她和玛丽内拉(Lecretia Marinella)的《女人的高贵与卓越》(1600年)展开争论。后者证明了女人对于男人的优越性。更为温和的论文，是古尔奈的玛丽·勒雅尔的《男女平等》(1622年)。安娜·马利亚，宁愿不提平等问题，而满足于证明教育问题。她对笛卡尔及其思想有第一手的知识。但是，当笛卡尔发表他的《谈方法》(1637年)时，她由富蒂乌斯助长的猜疑被加深了。笛卡尔提出《圣经》里没有“明晰而清楚的观念”，此时，她们的关系终于破裂。在后来的那些年月，她终于认为：德尔图良说基督教和哲学没有关系乃是正确的。她加入了一个极端敬虔的教派，和她的朋友波希米亚的伊丽莎白一起找到了免于逼迫的避难所。

　　在法国，笛卡尔的女性门徒，以“女人哲学”著称。在她们当中，有格里尼安夫人。她是著名作家德塞维涅(de Sévigné)夫人的女儿。52莫里埃的喜剧《博学女人》(1672年)，提出的就是关于平等与教育的当时的争论，取笑自诩的博学女人的种种骄傲丑态。当人们由于女人的自负而不嘲笑她们时，她们很容易被当作独特的奇迹和装饰令人倾慕。她们把她们的教育，归功于她们出生在富贵家庭中的良好云气，或者归功于作为父亲的学者。如果拒绝接受大学教育的机会、成为精英团体如法兰西语言研究院和皇家学会之类团体的会员，受过教育的社会女人，便通过她们的沙龙赞助人来战胜这个难题。在沙龙那里，高贵的、有433才气的和平庸的女人，都能够交谈。在18世纪的英国，人们给有文化的女人取的绰号是“才女”，尽管这个术语最初包括男人，指奇装怪行。法国政府1609年和1724年颁布法令，要求在所有教区指派男女教师，直到十四岁接受教育，这在理论上成为所有人的义务。但是，这些法令，从来没有完全强制性地推行过;直到十九世纪，女人在法国和其他地方都才准进入各个大学和各种高等学术的中心。

　　在英国，大学教育局限于特权阶层。牛津和剑桥两所大学的毕业生，只能是英国教会的男性会员。各个学院的大多数有选举权的小伙子，不得不接受按立、成为牧师。女人足够幸运，受到良好教育，是通过家庭教师获得的。无庸讳言，这是比较富有者的特权。大量贵族女人，对哲学和科学兴趣浓厚。53其中有玛格丽特· 卡文迪什(Margaret Cavendish，1623-1673年)。她是纽卡斯尔侯爵及后来的公爵的妻子。和托马斯·霍布斯一起，这对夫妻属于英国皇室流亡贵族团体，他们以“ 纽卡斯尔圈”著称。这些人17世纪40年代住在巴黎。在此期间，她们结识了笛卡尔和伽桑迪。随着查理二世恢复英国王位，卡文迪什家族返回英国。玛格丽特太太的古怪言行，为她赢得了“疯玛奇”的绰号。她竭力以粗野的诗句推广原子论，其书出版的标题为《诗歌与想象力》(1653年)，后来在《自然哲学的种种基础》(1668年)中提倡一种机械的世界观。

　　人们需要更加严肃地对待的一位女性学者，是康韦(Anne Viscountess Conway，1631-1679年)。像玛格丽特·卡文迪什一样，她私下地接受了家庭教师的教育和自我教育。她的遗著《大部分古代和近代哲学的诸种原理》(1690年)，54影响了莱布尼兹，预见到维特根斯坦的一些观念。她非常熟习古代哲学，以及笛卡尔、霍布斯、斯宾诺莎的思想。她是剑桥大学的柏拉图主义者亨利·摩尔的私人朋友。她本人的哲学，是一种生机论的形式;她的哲学证明：自然是精神与物质的统一体，由于基督，上帝与自然之间存在着一种中间性。

　　另一位有学问的英国女人，是马莎姆夫人(Lady Damaris Masham，1658-1708年)。她因她的父亲而在古典传统方面受到教育。她的父亲，是剑桥大学的柏拉图主义者卡德沃斯(Ralph Cudworth)。然而，她成为了约翰·洛克的一名门徒。她在1682年初次遇见洛克。经过一段初始的浪漫的缠绵情感后，两人的关系变成了终生的友谊。洛克度过了他的生命的最后十三年，寄居在马莎姆男爵和夫人家中。她为洛克的基督教经验主义辩护，反对柏拉图主义者、女权主义者阿斯特尔(Mary Astell)55的攻击，撰写了洛克传。马莎姆夫人，是洛克的几个女性弟子之一。另外几位，是科伯恩(Catherine Trotter Cockburn，1679-1749年)、查德利夫人(Lady Mary Chudleigh，1656-1710年)、蒙塔古夫人(Lady Mary Wortley Montagu，1689-1762年)和莫尔(Hannah More，1745-1833年)。56 434

　　第一个获得哲学博士学位的女人，皮斯科皮娅(Elena Lucrezia Cornaro Pisciopia，1640-1684)。在她对两个主题进行公开答辩后，她从帕多瓦大学得到学位。她答辩的主题，出自亚里斯多德，讨论的是逻辑学与科学。5718世纪，大量著名的女人，对科学和哲学做出了各种重要贡献。波隆拉大学授予巴西(Laura Maria Caterna Bassi，1711-1778年)博士学位，因为，她撰写了笛卡尔思想的论文，并口头辩护源于亚里斯多德的诸种命题。直到她去世前，她都在这所大学讲授哲学与物理学。阿涅西(Maria Gaetana Agnesi，1718-1799年)，是一位圣徒般的学者。她多年占据波隆拉大学的哲学席位。此后，她退休以便将她的生命用来关怀病人和穷人。她的《各种分析的创立》(1748年)，论述牛顿和莱布尼兹的思想，被译成法语和英语。

　　在德国，索菲(Sophie，1630-1714年)是波希米亚的伊丽莎白的妹妹。她成为汉诺威的选帝侯夫人和英国乔治一世的母亲。她对哲学和神学有兴趣。她是莱布尼兹的崇拜者。莱布尼兹是她的老师和顾问。她的女儿、普鲁士的索菲·夏洛特(Sophie，Charlotte，1668-1705年)女王，也是莱布尼兹的资助人和门徒。柏林的夏洛滕堡地区因她而得名。她鼓励她的丈夫和莱布尼兹一起创立柏林科学院(1700年)，作为永久的主席。在俄国，凯瑟琳大帝(1729-1796年)，出自德国血统，是法国百科全书派的哲学门徒。她尝试在她入藉的国家培育法国文化，对伏尔泰怀有深深的仰慕。她和伏尔泰进行了长期的通信。伏尔泰死时，她获得了这位哲学家的文库。那些书被运往圣彼得堡。

　　特别在18世纪的法国，女人开始在艺术、学问、科学和政治领域扮演重要的角色。58也许，最出色的女性科学家、哲学家，是夏特莱侯爵夫人(Mme. du Chatelet，1706-1749年)。她二十岁时嫁给夏特莱侯爵，婚后七年和伏尔泰发生暧昧关系，延续到她的余生。59她的主要著作《物理学的诸种研究机构》(1740年)，拒绝洛克的经验主义，赞成莱布尼兹的形而上学作为牛顿物理学的更好的基础。罗兰夫人(Mme. Roland，1754-1793年)60是一位知识女性。她非常熟习同时代的哲学。她为无神论所吸引，但最后相信自然宗教的一种形式。卢梭的著作，把她的种种思想变成了革命的政治学。她是在法国大革命中被送上断头台的女人之一。人们记住了她呼喊的口号：“哦，自由，以你的名义在犯什么罪!”比她年轻的同时代人斯塔尔夫人(Mme. de Sta?l，1766-1817年)，也是一位政治活动家。她在革命法兰西的各种沙龙享有名声。她的父亲，是瑞士银行家、路易十六国王的财政大臣。按照卢梭的《爱弥尔》的教育路线，她的母亲给予她家庭教师的教育。她撰写了大量小说、论著，包括《德国》(1810年)。在这部书中，她评论了当时的文学和哲学状况。拿破仑对女人435们的政治活动加以弹压，斯塔尔夫人遭到拿破仑流放。这样做的时候，他是在强化一种倾向，一种曾经开始于法国大革命期间的倾向，一种事实上和卢梭的观点相吻合的倾向。卢梭高抬女人，但由于她们充当妻子和母亲的角色，只能把她们排斥在公民的、政治的和经济的种种活动之外。卢梭因着男人们而支持这些活动。这样，启蒙运动的倡导者，便回复到父权主义的一种形式中。在这样的父权主义的形式中，女人在性质上是不同的。她们依然从属于男人。61

　　回顾

　　这段简短的评述，企图注意到女人在这种西方思想史中一直扮演(和遭到否定)的各种角色。一个人要认识到女人在精神生活中曾经被边缘化的各种方式，他不一定会是一位好战的女权主义者。大量女人出人意外的成就，仅利于突出如下的事实：它们是例外而非原则。这里和在其他问题上一样，教会在总体上反射出社会。许多个世纪里，教会都一直面对着无数的问题和大量的哲学。为了澄清它的信仰和使命，教会不得不处理它们。使徒保罗写信给加拉太教会，说那里既没有犹太人又没有希腊人，既没有为奴的也没有自由民，也无论或男或女，因为所有人在基督耶稣里都合为一体了。教会，至今还在影响着这种议程的种种含意。

　　(译自 Colin Brown, Christianity & Western Thought, Illinois: InterVarsity Press,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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