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各种众所周知的原因,历代掌权者如皇帝、统治者甚至占据某个位置者如孔二等,都要对某事某物某人进行自我偏见式的评价、灭存和修改,这使得仰仗此类权力和职位的史书类编制人员,不得不记载有失公允甚至相反虚假的内容。在古代,能识字者就不多,其中包含了大量的有识字能力却智商和总体知识水平只达到小学、初中甚至连高中都不到的所谓知识分子,这些利益绑架者和水平不高者,可以借助职位和权威来修史,使得当今遗存之官方史书,已经失去了大部分价值,更像是甚至就是一部基于历史事件的文学小说,如禅让等、如近代中日战争史政权史等,这种现象不仅仅是东亚历史上的各类朝代、国家存在,西方、中东等国家社会也存在,只不过其程度和后果有所不同。
若要成为可信历史、而不是小说,则需要直接证据、间接证据、证据链等东西来对其观点进行说明。例如对隋炀帝的评价,若说其糜烂,则后宫花费荒唐私生活等等需要有具体直接的数字、诏书、账目等东西来佐证糜烂之说法评价,即便做不到如此详细,也要象古罗马的凯撒大帝被行刺前后时路经街边之谈话、距离、时间、其他行为、刺杀现场之摆设状况、装备、距离等详细数字内容的记载,以便后世对事件进行数据分析,可以通过5人接力式刺杀且在10分钟内跑动距离说是超过10公里等分析来判断其评价的真伪性。
总之,重修史书,需要重证据、函电、数字等,并以人性、心理、人体极限等进行佐证,否则评价之时不能予以盖棺定论,只能使用疑似、传说等用语。同时,无法数据化、模型化、证据化的这些史书记载,也要较少甚至不能加入到中小学教育的内容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