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人大多知道宋代有五大名窑，分别是汝窑、官窑、哥窑、定窑和钧窑。
“五大名窑”是怎么来的?
最早提出“五大名窑”概念的是在明宣德三年（公元1428年），吕震编写的《宣德鼎彝谱》记载：“……内府收藏柴、汝、官、哥、钧、定名窑器皿，款式典雅者，写图进呈……”那时五大名窑是柴、汝、官、哥、钧，排首位的是柴窑。
现在多用来形容汝窑釉色之美的“雨过天青云破处，者般颜色作将来”，其实最初不是用来形容汝窑的，而是五代十国时后周世宗皇帝柴荣的一句御批，也是他对柴窑烧造釉色的要求。
明代晚期谢肇淛在其著作《五杂俎》卷十二“陶器”中说：“陶器，柴窑最古，今人得其碎片亦与金翠同价矣。盖色既鲜碧，而质复莹薄，可以装饰玩具，而成器者杳不可复见矣。世传柴世宗时烧造，所司请其色，御批云：雨过天青云破处，者般颜色作将来。” 这是现在能找到的所有历史文献中，最早出现这两句御批的。
明代 谢肇淛著《五杂俎》卷十二 论柴窑
原来柴世宗的臣子、殿前都检点赵匡胤在柴荣病逝后发动陈桥兵变建立大宋王朝后，提倡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有一次，他亲自检查大内府库，发现从后蜀主孟昶宫中运回的各种器具，极其奢侈华丽，连一个小小的小便器都用七宝装饰。不禁感慨万千，对臣下叹道：“为人主者，糜烂如此，焉能不国亡家破？我大宋当以此为戒！”当即下令，将那些价值连城的器具搬到院中，全部砸毁。
传说有一次赵匡胤前往嵩山中岳庙进香，返回时顺路视察柴荣所建的官窑。当天晚上，他见窑火映照通明，烟雾缭绕，人来人往，热闹非凡。赵匡胤回到汴京之后，传下圣旨，命令关停耗资巨大的官窑（柴窑），遣散工匠，柴窑从始绝烧。那些身怀绝技的工匠被遣散，有一部分流落到了禹州神垕，继续烧造瓷器，后来成为五大名窑之一的钧窑。
以上只是有关柴窑的一段传说，不过自从大宋朝建立后，柴窑就从历史中消失了，留给后人的都是传说。
关于柴窑，五代、宋、元的文献中并无记载，直到明代才提及。明初洪武年间的曹昭《格古要论》中云：“柴窑：柴窑器出北地河南郑州，世传周世宗姓柴氏，时所烧者，故谓之柴窑。天青色滋润，细膩有细纹，多是粗黄土足，近世少见。”
明 曹昭《格古要论》
文征明的曾孙、晚明著名文学家文震亨在《长物志》中说：“柴窑最贵，世不一见，闻其制，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这说明即使是在明代晚期，柴窑都是很难见到一件，足见柴窑的稀有程度。
由明代开始，论窑器者，一定会提到“柴汝官哥定”这几个窑。柴窑在明代已一器难求，明清时有资料记载有人见过或收藏过柴窑瓷器或瓷片，却没有一件传世流传到现在。历史上名气那么大的柴窑，既见不到实物，又找不到窑址，众说纷纭。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一件被乾隆鉴定为“柴窑”的天蓝釉长方枕，乾隆还题了御题诗《咏柴窑枕》在上面：“遵生称未见，安卧此何来？大辂椎轮溯，青天明镜开。荐床犹蟹爪，借席是龙材。古望兴遐想，宵衣得好陪。坚贞成秘赏，苦窳漫嫌猜，越器龟蒙咏，方斯倍久哉”。
热衷于在传世的名家书画上留下题跋和押玺印的乾隆，也煞费苦心地将自己的御题诗镌刻在这只他认为是“柴窑”的瓷枕上。可是，据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鉴定，这是元代钧窑，并非柴窑。
乾隆的鉴定水平不时出现笑话，就像那张著名的黄公望《富春山居图》，乾隆也把早入宫的明末临摹本（子明卷）断为真品，把晚一年入宫的（无用师卷）鉴定为赝品。这种把真的鉴定为假、把假的鉴定为真的事，乾隆干过不只一次。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元钧窑天蓝釉长方枕
柴窑已经消失很久了，到了今天，没有一件传世品可以确认为柴窑，或者说真正的柴窑似乎谁也没见过，因此有人都怀疑历史文献所描述的柴窑是否只是周世宗柴荣对瓷器的一种要求、而不是“已成之器”。柴窑是否真正存在过? 世界上到底有没有柴窑？如果有的话，它又在哪里呢？怎么会消失得这么无影无踪呢？
80年代后期，在陕西省铜川市黄堡镇耀州窑遗址发现了五代的地层，其中出土的五代遗物有一种淡青色的产品，质量极佳。因此有学者认为柴窑指的就是五代时的耀州窑，根据是针对《格古要论》中记载的重新断句，“柴窑出北地……”铜川在唐朝时曾属于北地郡。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认为耀州窑就是柴窑产地，虽然有一定的道理，但因为没有像西安法门寺塔唐代地宫中出土的秘色瓷那样、有一同被发现的《监送真身时随真身供养道具及金银宝器衣物帐》碑中明确记载：“瓷秘色椀（碗）七口，内二口银棱；瓷秘色盘子、叠（碟）子共六枚。”的铁证，所以耀州窑是否真的是柴窑? 还有待寻找更有力的证据。
法门寺出土《监送真身时随真身供养道具及金银宝器衣物帐》碑上有证明一同出土的秘色瓷的文字
柴窑目前还是一个谜，我们只要不拘泥于古人对柴窑的某些不恰当的溢美之辞，从五代时期陶瓷生产的客观状况出发，经过踏踏实实的考古工作，假以时日，柴窑的情况终会水落石出的。
柴窑身上有太多溢美之辞，给人以极大的想象空间。既然现在有学者提出柴窑就是耀州窑，耀州窑虽然不入宋代五大名窑，但也是宋代名窑，它像龙泉窑一样，也具有自己的特色。看专家学者们争论得热闹，我就想起了为耀州窑考古研究做出重大贡献的一位前辈。
她就是“国宝”级的古陶瓷专家禚振西老师，在中国文博界，提起耀州窑，人们总会想起禚振西老师。
她是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耀州窑博物馆名誉馆长、耀州窑研究会名誉会长，是享受国务院颁发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
禚老师1961年毕业于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同年到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现更名为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从事考古与文物研究。1976年，禚振西老师以陕西编写组组长的身份，参加了由国家文化部、轻工业部、建材部联合组织的中国第一本陶瓷史——《中国陶瓷史》的编写。
从1973年起，禚老师开始介入并主持耀州窑的考古发掘，在近五十年对耀州窑的研究探索与考古工作中，禚振西的名字已经与耀州窑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她将五代时期的耀州窑单独提列出来，并把宋代的耀州窑也分成了几个时期，把金代从金元时期分离出来，使耀州窑的历史发展脉络得以清晰地展示在世人面前，在世界古陶瓷研究领域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1997年禚老师获英国东方古陶瓷学会“希乐”金奖（Hill golde medal），此奖是为了表彰在东方古陶瓷研究领域做出卓越贡献的学者。禚老师是第八位获此奖的专家，也是首位获奖的华人学者，比故宫的耿宝昌老师获得此奖还要早。
冯玮瑜与禚振西老师在一起
已经80多岁的禚老师身材瘦小，身板硬朗，步履稳健，思维敏捷，精神矍铄，抽烟、喝酒、大嗓门，声音还有点沙哑，举止行为，似是汉子男儿，可见田野考古是多么地锻炼人，考古工作不是光在恒温室里做研究，而是在风吹雨打的荒郊野岭与古遗址、古墓为伍，其中的艰辛，可想而知。
但是，我有幸时常跟考古文博界德高望重的老师们学习，其实他们并不是一面古板的老学究，而是鲜活的、有个性的，他们对考古文博工作是乐在其中。有时候听他们一起聊天，也挺有意思的。
有一次在聚会上，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秦大树教授、故宫博物院器物部主任吕成龙老师等先生们一起吃饭，秦大树老师首先侃了一个故事：
有一次，我们在郊外考古发掘一个项目，已经挖了一段时间了，一切平静。后来有一天，外国的一位女专家来了中国，听说我在考古发掘，就赶来现场。女专家一头金发，到来一下子哄动了，附近几条村的村民扶老携幼都赶来看发掘现场，吓得我们马上加派人手做现场保护。那种热闹劲，三天都还没过去。我就问村民：“你们来看啥?”“我们来看洋妞啊”村民乐呵呵地回答。
“这有啥好看的?”
“好看得很哩，原来洋妞的腰还挺小的！”村民裂着嘴笑着说，好像也找到一个大发现。
——满座喷饭，我们都被秦老师逗得开怀大笑。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秦大树和冯玮瑜
秦老师讲完，禚老师接着又讲了一个故事：
那年我们做一个项目保护，可博物馆缺经费，馆长怎么也弄不下来，上面不批。气得我直奔省长办公室，跟省长拍了桌子。
“你能进去吗?”我不知脑子怎么抽的，突然插问一句。
“我能。”禚老师气定神闲笑着对我说。
傍边的故宫博物院的吕成龙老师解释说：“禚老师是省里有名的大专家，也是省里的顾问，她当然可以直接去找省长。”
“不骂人，不拍桌子还拿不到！” 禚老师意犹未尽，嗓门扯得老高，说得豪气干云。
众人又是一阵大笑，纷纷夸赞禚老师真够胆色！女中豪杰。
我笑着问禚老师：“省长批了多少钱?”
“20万！”禚老师自豪地说。
“才20万?”我大吃一惊：“为什么不拿200万、2000万呢?”
看见我吃惊的模样，禚老师舒坦地笑着说：“20万也可以了。”
看着禚老师花白的头发，满皱的脸庞，满足的神情，我心中有万分感慨：跟省长拍了桌子，才要来20万的经费，这些老专家、老学者真是太本分、太老实了——不过，这也许是很久以前的事吧，也许那时的20万不是现在的20万吧。
语音高低声入耳，谈笑从容自生风。听师长们笑谈文博逸事，既风趣又莞然。
禚老师跟我说过：“在中国的陶瓷发展史上，耀州窑占有极为重要的历史地位。耀州窑是中国古代的历史名窑，耀州瓷是中国北方青瓷的代表，首先创烧了‘雨过云破’的天青釉瓷。因窑址地处黄土高原，保存很好，不仅作坊、窑炉、瓷片、窑具、作坊具保存很好，而且包括生烧器、甚或制成后尚未烧造的坯件，都得以保存。这在其他窑址中是极为少见的。你收藏的明清黄釉御瓷已成系列了，收得很好，很成功。建议你以后有机会要收一些耀州窑的瓷器。”
冯玮瑜陪同禚振西老师一起观看自得堂藏品展
我时常记得禚老师的话，起了心思要入藏几件耀州窑瓷器作标本来学习。但我目前还没有做耀州窑的系列收藏，所以要收藏就得收有来源、釉色好、又不是常见的几个品种，这几年一直都在默默留意着。
有来源就是有传承的，可以最大限度地防止错收了赝品；釉色好就是明显有耀州窑特有的青釉色，不用多说话，一眼看去就知道是耀州窑的；不是常见品种就是除了常见的碗、盘这些个外，有特殊造型的器物，这几合一，才符合我心目中的条件。
对目前还不是自己系列收藏里必须要有的品种，我向来不急，耐心等候机会。人结人缘，物结物缘，总会在最恰当的时候，双方遇上。
2020年10月5日至10日，因新冠疫情一再延期的嘉德香港拍卖终于在香港会展中心举行。
嘉德香港秋拍现场
在布展的最后一天下午，未等开幕，我迫不及待就到了现场。因为还未开展，工作人员还在忙碌着，保安在展厅门口挡着一切闲杂人等进入，我给电话嘉德的陈益峰总经理，他马上给我送来一个“VIP嘉宾证”，让我可以在展厅里畅行无阻，自由观赏，由“亚洲二十世纪及当代艺术”、“中国书画四海集珍”、“易居书屋珍藏玉器”、“玉器金石文房艺术”到“瓷器”，一个一个专场仔仔细细看个够。由于还没开展，展厅里没有其他人的打扰，看得舒心畅意。
在瓷器展厅，我留意到编号266的一个宋代耀州窑菊瓣盘，这是耀州窑里不多见的器型。据我这些年在拍场所见，宋代菊瓣盘传世所见不多，我见过有定窑的，耀州窑的在2016年4月5日香港佳士得“古今”专场也见过一只，不过釉色跟这只相比差太远了，盘心的纹饰也不一样。
我请嘉德香港的孙维诗小姐拿出这只耀州窑菊瓣盘来仔细观赏。
只见该盘造型花口斜壁，口沿等分为15片菊瓣，每片菊瓣内都有意识地刀刻两道刻痕，用刀行云流水，让其更酷似菊花盛放时那弯曲菊瓣，而刻痕积釉带来釉色深浅变化，使每片菊瓣舒卷有度，更具有立体感。
该盘盘心平坦，内刻鱼化龙图案，只见水波荡漾，一群小魚围绕着中间一条大鱼欢腾，中间那条大鱼，正开始蜕变龙形，两条龙须已经出现，这是即将蜕化成龙之神鱼，那一圈的欢腾小鱼似正为将蜕化成龙的大鱼而跳跃欢歌。该盘刻工流畅潇洒，刀锋犀利，刀法利落，自然老到，刻划深浅有致，水波纹刻画细腻，纹饰变化多端，可见刻花的匠人技艺不凡。此盘古朴中见清秀，犹如一朵绽放的绿菊花，摇曳生姿。
绿菊花（网络图片）
该盘平底，底心为玉璧型，底心刮胎，露出土黄胎色，质地密实，与明人曹昭《格古要论》中所言柴窑“多是粗黄土足”一致。而釉色则为耀州窑特有的那种橄榄绿色，明净淡雅。
耀州窑烧制的器物大多是以日常生活用具为主，而该盘为菊花造型，盘内刻花又为鱼化龙纹饰，造型独特，纹饰精美，刻工精湛，菊花与鱼龙似乎风马牛不相及，却能保持整体的和谐一致，为耀州窑少见的佳作。如此超卓，当非寻常用具，必是耀州窑鼎盛時期烧造。
耀州窑从五代时期开始流行压花口，到了北宋时期更为盛行，菊瓣盘的造型与宋代的审美是一致的。
耀州窑为中国宋代北方重要产瓷区，以陕西省铜川黄堡镇窑为中心。因铜川旧称铜官，宋时属耀州，所以才叫耀州窑。
（网络图片）
耀州瓷创烧于唐代，五代成熟，宋代鼎盛，金元延续，止于明代中期的十五世纪末，有八百多年的连续烧造史。宋《清异录》、《老学庵笔记》、《清波杂志》、《元丰九域志》，元《辍耕录》，明《耀州志》，清《耀州续志》、《大清一统志》与《乾隆府厅州县图志》都对耀州窑有所记载。
耀州窑不仅烧造大量是民用瓷器，在北宋神宗至徽宗约 30 年间曾烧制过宫廷贡瓷。宋人王存《元丰九域志》卷三记“耀州华原郡上贡瓷器五十事”，《宋史》卷八十七《地理志》也有耀州贡瓷的记载。
这只宋代的菊瓣盘充分证明，后世成为一代名品的雍正十二色菊瓣盘，其文化渊源可上溯于宋。而我藏有数只清代雍正十二色菊瓣盘，可以溯源至这只宋代耀州窑菊瓣盘，帮它们找到祖宗了。
在10月8日的中国嘉德香港2020秋季拍卖会上，我就把这只耀州窑菊瓣盘拿下了。
耀州窑菊瓣盘拍卖现场
竞得这只菊瓣盘不久，我飞到北京，到故宫看《千古风流人物 故宫博物院藏苏轼主题书画特展》。宋代是中国文人最向往的时代，文风鼎盛，千古风流。提到宋代文化，不能不提苏东坡，他是宋代文人的标志性人物。我到故宫看展，就是亲眼看看、亲身感受一代文豪的遗泽，更深入了解宋代的文化。
冯玮瑜在故宫观看展览
苏东坡有诗云：“官事无穷何日了，菊花有信不吾欺。”他又在《赤壁赋》中说：“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苏东坡崇尚自然，赞叹自然的雄奇秀丽，认为个人在广阔天地间只是渺小过客，与其没完没了的宦海浮沉，还不如相约秋色年年的菊花，凉风有信，秋月无边。
冯玮瑜藏冯长江作《东坡居士造像》
文化的力量不仅会在观念上产生影响，也会在器物上留下印记。宋人推崇自然之美，观察自然界之物状，提炼其内在形与气，洗去其外在铅华，匠人把这种崇尚自然的文化带到了瓷器之上，把自然美升华成艺术美，使之成为风雅、浪漫、闲适、有趣的文化艺术，形成了宋瓷质朴纯净的风格。只此一只耀州窑菊瓣盘，便已窥见宋人对一叶一花的向往与心中寄意，怪不得宋代的男子会喜欢簪花，如后世的女子一般。
宋人吴自牧在其笔记《梦粱录》记载:“烧香点茶,挂画插花,四般闲事,不宜累家”，道出了宋代文人雅致生活方式。
宋朝经济繁荣，文化艺术迅速发展，举国上下插花之风亦然盛行，瓷器上的各种花器的造型屡见不鲜，花卉图案更是多不胜数，而这只耀州窑盘以菊瓣来造型，虽然只是万千宋瓷里的其中一种，却也是别出心裁的一种，让人遥想千年之前的宋代，那种挂画插花的生活方式，那种思想和性情的深沉内敛，那种洁净素雅的艺术追求。
这只耀州窑菊瓣盘来源于日本最顶尖的古董商之一“壶中居美术店”，我在拙作《你所不知道的中国收藏》一书中的“大道至简”一文中，已经介绍过“壶中居”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查阅。
2013年10月，日本冈田美术馆开幕，展品中出现了很多顶级的中国官窑瓷器，全部是人们梦寐以求的神品。而在此之前，几乎无人知晓这间冈田美术馆，无人知道冈田美术馆藏有如此伟大的藏品，简直令人震惊！
日本冈田美术馆照片（网络图片）
冈田美术馆是由日本富豪“弹子机大王”冈田和生先生创办。冈田是日本赌王，日本因不允许赌博业经营，唯一许可的是街头弹珠机，日本所有弹珠机的生意基本都被冈田所垄断，由此积聚了巨额财富。
三十年前，当冈田准备建立自己的美术馆时，他分别找东京两大最顶级的百年古董店——茧山龙泉堂和壶中居了解情况，并在两个店中各买了一件艺术品，仔细听取了两家店的收藏理念。
冈田分析了两家店的收藏理念，其中壶中居强调收藏艺术品要以极致的品质和惊人艺术性为根本的收藏理念，深深打动了冈田和生，最终他选中壶中居为他的冈田美术馆搜寻藏品。
日本东京壶中居美术店（网络图片）
在后来30年左右的时间里，岗田几乎包下了整个壶中居，要求它为自己搜罗世间最为顶级的各类艺术品。每个月的最后一天，他都会准时去壶中居古董店，一掷千金买下全部，并且从不还价！一买就坚持了30年之久。而壶中居在这30年里也几乎没有对外出售任何一件唐代以后的艺术品。
怪不得我一位旅居日本多年的藏友郁闷地说：每一年都会去壶中居，可从来没买到过一件东西！
2013年10月，冈田美术馆开幕的消息几乎惊动了整个日本的收藏界，凭着顶级的藏品，冈田美术馆一跃成为了日本前五大中国官窑收藏机构之一。
冈田的成功，其实背后的推手是古董商——壶中居！
而这只耀州窑菊瓣盘，来源正是壶中居。
菊瓣盘和日本壶中居的包装木盒
这只耀州窑菊瓣盘曾入藏壶中居，也与日本人的品味有关。日本人的审美趣味崇尚深沉典雅，朴素大方，与欧美人华丽热烈、金碧辉煌之好大不相同。
物因人贵，人因物雅。经日本壶中居递藏这只耀州窑菊瓣盘，来源固然极好，更难得是不张扬，不声色，古朴单纯，散发出宋瓷的神韵。
眼前的这只耀州窑菊瓣盘，只有拙朴的外形，朴素的釉色，不显山不露水，不咄咄逼人，只是坦诚、安静地供宋人盛放瓜莆果实，它创造出一片空境，容纳了世人的心。
世间万物，愈朴素，愈动人。菊瓣盘散发着宋人的那种静美、深远，直抵世人内心深处的祥和，令人心生温暖美好。
耀州窑能成为宋代名窑之一，自有其不凡之处。
它会是传说中的柴窑吗?
一场冥冥之中的不期而遇，一场心有灵犀的约会，恰逢其时地到来。
与君初相识，犹如故人归。
名称：耀州窑刻“鱼化龙”纹菊瓣盘
年代：宋代
尺寸：15.3 厘米
来源：壶中居，东京
香港私人收藏
2020年10月8日 中国嘉德（香港）观古——瓷器 第266号
关键字： 内容标签：考古,大家专栏 收藏 耀州窑 鉴赏考古 大家专栏 收藏 耀州窑 鉴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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