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庆春
正如刘小东老师说的,很多东西是一个人性格的问题。这个在电影学院看起来会更明显,一个班上二十个人至少有十种拍法,回到电影的问题,从社会学上或政治意义上的重大命题去讨论时,中国电影虽然在国际电影节上能够不断地获得嘉奖,有的时候意识形态的作用很强烈。比如贾樟柯的《三峡好人》在威尼斯拿大奖,我觉得更多的是带有意识形态的问题,我不认可它的成就比《小伍》高。当我们突然被迫地选择去表现现实的时候,在没有条件的情况下用最便宜的方法,你不会想非得用哪种方法拍。如果不敢想怎样拍或是拍什么,被迫地用看起来单刀直入的方法切到写实里边,一旦获得这种创作的可能性,就是有更多的资源可利用的时候,这样就被迫的逼你去思考,用什么语言去做这个事。
以《站台》和《小伍》为例。两个不一样的体系,哪个更有消费能力就会选择那个。侯孝贤、安德鲁等人的电影对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年轻人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他们的电影语言已经过去了。再比如说,现在强拆是一个议题,用什么语言去做强拆的东西呢?花钱买这套语言去做强拆,并不是真正让电影和绘画最直接的关系。到底怎么思考强拆和这套语言,如果拿一套艺术家特别喜欢的语言,和现实本身强有力的传播把这两个东西弄到一块,中国电影会出现很多危机。这一代的电影人会越来越缺乏自己的强烈主题。“你跟这个事到底是什么关系?你能将这种关系,艺术语言和大家关心的事儿融为一体吗?”这会被不断地质疑。
中国电影往往会出现这种事,据说三峡工程出现的时候,其实有上百个纪录片的剧组在拍。体制外的创作就是有一大群人在做这种差异性。我觉得小东老师的画是特别的,跟电影界比是特别有启发性的,也可能从绘画带来某种屏蔽效果。而我最感兴趣的还是表情、眼神、人的身体的姿态,找到了一个管道不断地探索。不管是关于三峡还是和田,艺术家其实找到了一个非常个人的方式去做。这对中国电影有一个非常大的启示性。他所坚定的画法是不可模仿的,这对艺术家是最重要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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