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蜀之路青铜文明展”海报（图片均由成都博物馆提供）
2018年8月6日晚，由四川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四川省文化厅(四川省文物局)、陕西省文物局指导，中共成都市委宣传部、成都市文化广播电视新闻出版局(成都市文物局)、中共宝鸡市委宣传部等单位支持，成都博物馆、宝鸡青铜器博物院、汉中市博物馆等单位主办，扶风县博物馆、岐山县博物馆、岐山县周原博物馆等单位共同协办的“秦蜀之路 青铜文明展”在成都博物馆一楼举行开展活动。
观众观展
展览集结了来自成都平原、关中平原、汉中平原三地的青铜重器，共计250余件，其中包括55件一级文物，参展的青铜器具有数量多、等级高、种类全等特点。堪称我国第一部“青铜法典”的亻朕匜铭文;被誉为最早的廉政谈话的四十三年逨鼎铭文;汉中地区目前发现的大型铜礼器——亚伐方罍;造型独特、纹饰华丽的兽面纹觥等重磅展品熠熠生辉。同时四川省文物诸如广汉三星堆博物馆藏青铜人头像，金沙遗址博物馆藏铜人面形器，茂县牟托一号石棺墓、青白江双元村春秋战国时期船棺墓群、彭州战国窖藏等出土的青铜器等，也展现着商周至战国时期蜀地青铜文明的璀璨。
何尊
铜人头像
亚伐方罍
单五父壶
兽面纹簋
不得不提的是，何尊作为西周青铜重器，是第一批列入国家文物局公布的禁止出国(境)展览的文物。此次何尊现身成博，也是它第一次离开宝鸡青铜器博物院，在外展出。何尊因其工艺精美、造型雄奇得到盛赞，更重要的是其内胆底部122个铭文中最早出现了“中国”字样。虽然此处的“中国”并不是指代现在行政区划意义上的中国，但“宅兹中国”展现的威仪和气度，的确值得让所有中国人骄傲与自豪。
三地的青铜重器齐聚成博，不断展示着该时期秦岭南北文化交流的深度与广度。
展览现场
成都、关中、汉中三地器型特点
青铜，是人类冶金史上最早的合金，也是一种文化的标志、一种文明的象征。中国青铜文明发端于新石器时代末期，至商周时达到鼎盛。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间里，中国青铜器主要用于军事，或作为礼制的象征物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成为中国乃至世界文明史上的一道奇观。
四川和陕西自古以来就拥有十分丰富的青铜文明遗存，在中国青铜时代占有重要地位。千年来，秦蜀两地间文化交流对中国青铜文明的发展、繁盛起到了关键作用，两地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极大丰富了中国古代青铜文明的内容，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结构的生动表现，在世界青铜文明格局中也占据着重要地位。
中国青铜文明的区域差异，体现了各个族群思想观念和社会面貌的独特性。分居于秦岭两侧的关中平原、汉中平原和成都平原自古就是滋生文明的沃土，商周时青铜文明相继进入繁荣时期：关中平原商周文化以各类青铜食器、酒器、水器、乐器构成礼仪体系，成都平原三星堆文明以青铜人像、面具、神树等作为信仰与神权政治的象征物，而汉中平原由于处于沟通秦岭南北的特殊地理位置，其商代铜器群既有地方特色，又与中原文化和蜀文化互有交流。三地青铜文明所体现的不同文化内涵和文化交流、互动的存在，既表明了其在中国青铜文明史上的独特地位，又为探讨古代秦岭南北的交通线路提供了新的视野和思路。
商代前期，商王朝积极向外扩张，其影响范围向西到达关中平原和汉中平原，至商代后期，商文化强烈影响着成都平原。与川西地区相比，关中、汉中与中原距离更近、联系更多、发现的商式容礼器器类更丰富且更具商式风格，而三星堆文化的铜容器则更具地方特征。
关中西部、汉中和川西地区出土的尊、罍、瓿、盘等礼器是中原商文化的典型器类。关中和汉中的容礼器大多与商文化同类器形制相近，三星堆文化的尊、罍则加入了凸弦纹、立鸟装饰等地方元素，器物上的兽面纹和牺首也有别于典型的商式铜器。
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大型立人像及雕像群、面具、神树、祭坛、璋形器等，神奇、威严，它们构成了古蜀王国大型祭祀活动的主要器物组合，显示出浓重的神权政治色彩，反映出与中原商王朝宗庙礼仪制度绝然不同的风格和气势。城洋地区也发现有同类器，尤其是数量众多的人或兽面饰，类似遗存在西安老牛坡等遗址也有少量发现。川西、汉中和关中地区发现的这些器物既有相似，又具地域特色，反映出这一时期中国西部地区青铜文化的交流与互动。
重磅展品呈现三地文明交流
凸出的眼球，圆形的镂空，四周凹陷，鼻子凸起有鼻孔，尖尖的双耳并铸有空洞，嘴部大多镂空有两排牙齿，出土于汉中城洋青铜器群的商代青铜面具与我们最为熟悉的三星堆人、兽面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同样，相似的铜人、兽面具也出现在了关中地区的老牛坡商墓、西周弓鱼国墓地之中。一幅幅青铜铸就的“立体画卷”，像是鲜活的语言、生动的文字，向我们娓娓道来三地文明的联系。这些展品表现出三地之间密切的文化交流，“难于上青天”的蜀道早在三千年前已被先民们用脚掌踩开，他们通过各种方式不断冲破秦岭与大巴山的阻隔，实现了蜀地与关中、汉中的经济文化交流。
何尊
宝鸡县贾村塬 西周1963年陕西省宝鸡市贾村塬出土，宝鸡青铜器博物院
圆口外撇作喇叭状，方体，四条对称棱脊，圆角近方形圈足。纹饰三组，细雷纹作地：上部饰蕉叶纹，其下有蛇、兽面纹组合;中部饰饕餮纹，兽面巨睛利齿，眼、眉、口、鼻、角均突出器表;下部也饰饕餮纹。内底铭文凡12行，122字，内容反映了西周初年的两件大事：武王灭商和武王、成王营造成周洛邑。器主人何可能是在镐京管理祭祀的官。铭文中何的父亲大约是与西虢邻近的另一诸侯，曾服事文王与武王。
武王灭商后立下了“宅兹中国”的宏愿。成王承武王遗志，营建洛邑，并迁都于此，号曰“成周”。1963年陕西宝鸡贾村塬出土何尊的铭文记述了成王迁都成周的史实，铭文中最早出现了“中国”一词。
何尊铭文拓片
铭文如下：
惟王初口宅于成周复禀
武王豊福自天在四月丙戌
王诰宗小子于京室曰昔在
尔考公氏克弼文王肆文
王受兹大命惟武王既克大
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
宅兹中国自之乂民呜
呼尔有唯小子亡识视于
公氏有毖于天彻命敬
享哉惠王恭德裕天训我
不敏王咸诰何锡贝卅朋用作
口公宝尊彝惟王五祀
宅兹中国
为巩固周王室的统治，周人在继承商代礼器制度的基础上不断加以修改和完善，建立了严密的礼乐制度。考古出土的大量西周青铜礼器映射出西周礼制的不断发展和成熟。酒器的减少、炊食器和水器的增加、列器的出现、鼎簋制度对器物数量的限制、礼乐器的搭配等构成了周人礼乐制度的主要内容。西周礼制以一种全新的、不同于商人的重酒并以数量取胜的礼器制度出现在各种礼仪中，贵族们真正成了“钟鸣鼎食”场面上的主人。
兽面纹方罍(一级，左图) 亚伐方罍(一级，右图)
商代晚期
1976年陕西省汉中市城固县宝山镇苏村小冢出土
城固县博物馆藏(左) 洋县文物博物馆藏(右)
罍之名见于《诗经》，《小雅▪蓼莪》记载：“缾之罄矣，惟罍之耻。”又《周南▪卷耳》：“我姑酌彼金罍。”可知罍用以盛酒。成书稍晚的《仪礼▪少牢馈食礼》又记载：“司宫设罍水于洗东，有枓。”可知罍也可用于盛水。罍有方罍、圆罍两种，共同形制特点是敛口，直颈或微斜，折肩或圆肩，器身最大径(或最宽处)在肩腹交接处，腹壁自此向下斜收成底。
两罍器盖均为庑殿四阿式，装饰以雷纹为底的倒置卷角兽面纹。罍体直颈，圆肩，弧腹，凹底。颈部一周装饰以雷纹为底的连体兽面纹，与器盖纹饰上下呼应。肩部左右两侧各有一牛首形耳，前后两面各饰一高浮雕卷角羊首;以羊首浮雕与牛首耳为界，两边各饰一首首相对的夔纹。腹部纹饰分为两部分：上部为涡纹间饰夔纹，下部饰夔纹、蝉纹组成的蕉叶纹。腹下部有一羊首鋬，其造型与殷墟妇好墓出土的方罍基本一致。较大一件底部有补铸痕迹，左耳内侧壁铸有铭文“亚伐”。这对方罍于1976年出土城固苏村小冢，是汉中地区目前发现的最大铜礼器。两器尺寸大小略有不同，但形制与装饰方法基本一致，皆应是属于“亚伐”族氏的同组用器。
1978年，河北灵寿西木佛村的一座商代晚期墓葬中出土一件青铜卣，卣盖及器身上也有“亚伐”铭文。从陕西到河北，“亚伐”铜器分布得如此分散，这可能与当时的战争、封赏或氏族联姻有关。
兽面纹觥
兽面纹觥(一级)
商代晚期
1981年陕西省汉中市洋县小江乡张村出土
洋县文物博物馆藏
觥主要流行于殷代中期至西周早期，为盛酒所用，有的附斗，可从腹内挹酒，也可用流倾注。此觥为兽面偶蹄类圆雕动物形象，造型奇特罕见。器盖作兽首形，器身前流后尾，圆腹下有四蹄足。盖脊及兽面上铸小兽及夔，盖面饰以云纹为地的夔纹;器身饰以云纹为地的变形鸟纹，尾部饰卷体夔纹。造型精整，纹饰华丽。
兽面纹尊(二级)
商代晚期
1964年陕西省汉中市城固县宝山镇苏村出土
城固县博物馆藏
尊字在金文中作“ ”或“ ”，象双手捧酉，加“阜”字旁说明此字有崇高之义，这证明尊为高级礼仪场合使用的盛酒之器。尊主要流行于商代至西周中期。此尊喇叭口，束颈，折肩，下腹斜收，高圈足，腹部与圈足有三道扉棱。颈部饰三道弦纹，肩部饰一周兽面纹，三只立鸟形饰与三只羊首相间分布，腹部与圈足饰以雷纹为地的兽面纹。同类器物在中原及蜀地都有发现，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商代晚期中原、汉中与蜀地的交流与互动。
兽面纹瓿(一级)
商代晚期
1990年陕西省汉中市洋县马畅镇安冢村出土
洋县文物博物馆藏
瓿盛行于殷商时期，为盛酒或盛食之器，大口而低矮，根据其“瓦”字旁，可知其渊源应与陶器相关。此瓿方尖唇，矮颈，圆鼓腹，斜直圈足，圈足上有等距离三个方形或不规则形的镂孔。瓿的口沿下二道凸弦纹，肩腹间有一条凹下的条带，肩部以云雷纹构成变形夔纹，相向布列。腹部等距离饰三道扉棱，扉棱两边饰凸出的两目，周围饰以云纹和竖刀形云纹，构成兽面纹。圈足上有三道扉棱，与腹部扉棱处于同一垂直位置。扉棱两边饰相对两目，构成兽面，主纹间隙填以有羽状装饰的雷纹。此瓿与安阳殷墟一期小屯232号墓出土的同类器在形制和纹饰上非常接近。口沿下的凸弦纹，肩瓿的夔纹纹饰带，腹部繁缛的连体兽面纹，都表明了两地存在的文化交流关系。
龙纹小铜罍(酒器)
西周
1974年陕西省宝鸡市茹家庄 国墓地出土
宝鸡青铜器博物院藏
有盖，罍体小口，敛颈，圆肩，矮圈足。盖中有蒜头状握手，盖面隆起，上饰一周四组高浮雕夔龙间圆涡纹。夔龙裂口，圆目，折身，卷尾。肩部有两兽耳衔双环，兽头作牛首，尖角盘后，吻部高突，上下各有两周弦纹。圆肩部位饰一周六组折身夔龙间圆涡纹。腹部有一兽头，兽头作牛首。腹上部饰一周饕餮纹，两侧饰夔纹。下腹内收，饰一周三角形变体夔龙纹，两夔相对，立身向上，共八组，均无地纹。
上世纪五十至八十年代，四川彭县竹瓦街陆续出土了9件铜罍，其中6件与此罍造型相似。装饰繁复的盔形器盖，器身的兽面、夔龙、云雷等纹饰，无一不显示着两地的文化联系。竹瓦街窖藏属于十二桥文化，年代大约在商末至西周时期。
铜人(男)
西周
1974年陕西省宝鸡市茹家庄 国墓地出土
宝鸡青铜器博物院藏
男相，立姿，圆脸，尖颌，颧骨突出，额头较窄，眉目细长，大鼻头隆起，两耳较大，双臂弯曲至右肩，两手似有所握，呈圆环状。身着袍服，交领垂于胸，长袖至腕部，窄袖口，腰身较细，束宽带，袍服特长，遮及足踝，前腹垂长条形“敝厀”。衣下缘有方孔，铜人应插在木质座上，出土时置于棺椁之间头向处。铜人臂、手部位残。
茹家庄铜人的立姿、双手中空似持物等特点，与三星堆青铜立人有一定相似之处。
1号禁
西周
2012年陕西省宝鸡市渭滨区石鼓村M3出土
渭滨区博物馆藏
长方体器座，底空。四侧面边沿部素面，正中饰直棱纹，直棱纹外饰以雷纹作地的夔龙纹长方形边框。禁顶饰以雷纹作地的夔龙纹边框。两长边正中起扉棱，扉棱两侧各饰头部向内的回首夔龙纹2组;两短边正中起扉棱，扉棱两侧饰头部相对的回首夔龙纹两个。回首夔龙为双首左右斜向回顾，尾部合体。夔龙纹内又起细直棱呈长方形框，框内素面。禁内顶面与侧面之间、相邻侧面之间均有加强筋以达稳固。铜禁造型规整，庄严肃穆。
“禁”这一礼器，作于周武王灭商之后。《仪礼•士冠礼》记载：“尊于房户之间，两庑有禁”。郑玄注:“禁，承尊之器也，名之为禁者，因为酒戒也。”殷商贵族嗜好喝酒，王公大臣酗酒成风，荒于政事。为吸取商因纵酒而亡国的教训，周公命令康叔在殷商故土卫国宣布禁酒令，传达了“无彝酒”“执群饮”“禁沉湎”等禁酒思想，是为《酒诰》。“禁”这一青铜礼器，应该就是诞生于这一背景之下。
43年逨鼎丙
西周
2003年陕西省宝鸡市眉县杨家村窖藏出土
宝鸡青铜器博物院藏
杨家村窖藏出土43年逨鼎10件，形制、纹饰基本一致。均立耳，口沿平且外折，圜底，蹄足。口沿下变体龙纹，腹部饰环带纹，耳外侧饰重环鳞纹。器身铸扉棱6个，足跟部外侧面饰饕餮纹。鼎内均铸有铭文，内容相同。仅壬、癸两鼎因器形较小，不能通篇记铸，将全文分为两部分，分别铸于两件器物内壁。这批器物造型精美，纹饰繁缛，铭文字体遒劲古朴，有着很高的艺术价值。此件逨鼎铭文约310余字，记述逨因治理林泽有功，被周王册封、奖励的情况。
五年琱生尊
西周
2006年陕西省宝鸡市扶风县五郡村出土
扶风县博物馆藏
2件铜尊均为窖藏出土，形制、纹饰、大小、基本相同，内壁各铸铭文113字，内容完全一致。这些铭文与传世的“五年琱生簋”、“六年琱生簋”一起完整地记载了西周厉王时期，一场因琱生“仆庸土田多扰”而引起的官司，从而反映了召氏家族关系和土地分配等内容，是研究西周晚期宗法制及土地制度的重要史料，因此被称为“琱生三器”。铜尊器形独特，类似陶器，其形制应当仿自商周陶器中的大口尊或深腹盆。
“琱生三器”铭文大意：
一位名叫琱生的贵族因大量开发私田及超额收养奴仆，多次被人检举告发。正月的一天，司法机关再次到其庄园调查，朝廷指派召伯虎负责督办此案。看到朝廷要动真格的了，琱生便采取贿赂召伯虎的办法让其网开一面。西周厉王五年九月，他先给召伯虎的母亲送了一件青铜壶，并请召母让其在朝廷做大官的丈夫向召伯虎说情，希望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为保证事情办成，琱生还给召伯虎的父亲送了一个大玉璋。在召伯虎答应其请求后，召伯虎得到了一件朝觐用的礼器圭。
第二年四月甲子的一天，琱生的官司有了转机。召伯虎对琱生说：“这场官司终于平息了，这都是因为我父母出面说了话。”召伯虎将判决的副本送给琱生。琱生再次送给召伯虎一块玉作为报答。至此，一场奴隶主权贵与国家较量的官司，最终以琱生的胜利结束。
大口尊上的铭文所记的事，刚好是“五年琱生簋”“六年琱生簋”铭文之事中间的那一段，它与两个青铜簋一起，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事件。
召伯虎为什么敢明目张胆地徇私枉法?专家认为，这牵扯到了中国古代的宗法制度。在这场官司中，琱生、召伯虎同属于一个大家族，相对于琱生家族，召伯虎之父即铭文中称为宗君幽伯的，是他们的大宗，大宗有责任保护琱生。因此，他才会全力以赴地替琱生开脱罪责，一而再、再而三地干预司法。
匜(盥器)
西周
通高20.3cm，通长36.5cm，重3.775kg
1975年陕西省宝鸡市岐山县董家村窖藏出土
岐山县博物馆藏
匜流行于西周至战国时期，其腹部横截面多近于椭圆形，腹身似瓢，前有较尖的流，后多有鋬，早期多有足。据典籍记载，匜的用途是在洗手时盛水从上向下浇手，下边用盘承接洗过手的水，与盘组成一套沃盥之器，故在墓葬中常与盘伴出。匜除作为沃盥之器外，春秋时期的鲁大司徒元匜有铭文自名为“饮盂”，表明匜有时亦可用为酒器。此件匜虎头平盖，宽流直口，瓢形腹下有四蹄足，兽首半环鋬。口沿外侧饰一周窃曲纹。器盖连文，器腹底铸铭文6行，盖内铸铭文7行，共156字。其铭文大意为:
西周某年，一个叫牧牛的人，状告他的上级 ，审理此案件的官员伯扬父认为，牧牛胆敢同上级打官司，就把他定罪为诬告。为惩罚他的诬告，判决他送五个奴隶给 ，还要打他一千鞭，在他脸上刺字，一世只能用黑巾蒙面。牧牛为减轻惩罚，送了三千锾给伯扬父，于是伯扬父改了判词，改判为只打五百鞭，不用刺字，三千锾就作为罚金交给伯扬父。判决书还要牧牛立誓，以后不能再上诉。如果 要告牧牛的话，将恢复受贿前的惩罚。
匜铭刻了中国目前发现最早、最完整的诉讼判决书，因此被冠以中国“青铜法典”的美誉。
云纹编钟(乐器)
西周
1980年陕西省宝鸡市竹园沟 国墓地出土
宝鸡青铜器博物院藏
西周各种礼仪活动中常有配乐，《周礼•春官•大司乐》中将乐器分为“八音”，即“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其中钟是“金”最重要的乐器之一。钟分“特钟”和“编钟”两大类。单独悬挂、形体较大的为“特钟”，用于测音、定音及指挥。大小列次成组的为“编钟”，其音色宏亮、音域宽广，在周代的祭祀、宴享等礼仪活动中经常使用，既是重要的礼器，也是身份高低的象征。
此组编钟3件一组，形制基本相同。钟体截面呈椭圆形，圆甬中空与体腔相通，旋上有方形挂环。M7:11、12纹饰基本一致。旋上饰圆乳四枚，钲部两面各有三组枚，每组三枚，周边有乳刺，篆间及鼓部饰细阳线云纹。M7:10钲部周边无乳刺，旋上及篆部无纹饰，余与前者同。
兽形面具
商代晚期
1977年陕西省汉中市城固县宝山镇苏村小冢出土
洋县文物博物馆藏
城洋商代青铜面具目前共出土48件，其中人面具21件，兽面具27件。人面具眼球凸出，镂空为圆孔，周围凹陷，近似一个心形图案，鼻子凸起有鼻孔，双耳较尖，铸有孔洞，嘴部大多镂空有两排牙齿。兽面具形似牛面，两角粗大，双目怒突，鼻梁凸起为棱，巨口大张，横齿犬牙交错，下颌宽大，面目狰狞，其角下、嘴角与牙部常有小孔。
学者对这批青铜面具的性质与用途主要判定为以下几种可能：佩戴在人面部的巫术仪式面具，战争面具、傩仪中驱鬼逐疫面具、悬挂用于驱邪的吞口、盾牌上的装饰或附件等。相似的铜人、兽面具同样出现在关中地区的老牛坡商墓、西周 国墓地之中。除此之外，在四川三星堆祭祀坑中，也出土了大量精美绝伦的青铜人、兽面具。商周时期，在秦岭、大巴山的重重阻隔之下，三地青铜面具文化遥相呼应，存在一定的文化关联。
青铜兵器
镂空虎纹钺
商代晚期
1964年陕西省汉中市城固县五郎镇五郎村出土
城固县博物馆藏
钺在晚商甲骨文中写作 ，在商代金文中写作 ，由此可知其为一种长柄、有弧刃的砍兵。在商周时期，大型钺往往是政治、军事权力的象征。此件钺制作精美，长方形内(la),平肩亚腰，弧形宽刃，器身透雕一虎纹，张牙舞爪，卷尾作奔跑状。此钺基本造型模仿、改造于中原地区同类器物，但细部稍有变化。其透雕虎纹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表现了地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在四川地区，雅安汉源富林公社及成都金沙遗址兰苑地点也出土有造型相近的铜钺或石钺。
銎口钺
商代晚期
1980年陕西省汉中市城固县龙头镇龙头村出土
城固县博物馆藏
钺刃为圆弧形，不甚锋利，深銎直达刃部;銎的外沿有半环形纽及弦纹两道，便于绑缚固定。钺身饰一抽象的人面纹。这种形制的钺在全国其他地区较为少见，但钺身的人面纹与成都金沙遗址祭祀坑出土的青铜人面形器如出一辙，是两地文化交流的有力佐证。
展览呈现的关中、汉中、巴蜀三地的青铜文明体现出不同文化内涵和文化交流、互动的存在，既表明了其在中国青铜文明史上的独特地位，同时为探讨古代秦岭南北的交通线路提供了新的视野和思路。火与铜在千年时光的锻造下，熔铸成灿烂的青铜文明。或雄浑或精美的国之宝器，闪烁着古人的智慧之光，将掩藏于黄土下中华民族深深的文化烙印镌刻于每个国人心中。
本次展览由四川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四川省文化厅(四川省文物局)、陕西省文物局指导，中共成都市委宣传部、成都市文化广播电视新闻出版局(成都市文物局)、中共宝鸡市委宣传部、宝鸡市文物局、汉中市文物局、洋县文物局、广汉市文物管理局、茂县文化体育广电新闻出版局支持，成都博物馆、宝鸡青铜器博物院、汉中市博物馆、洋县文物博物馆、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主办，扶风县博物馆、岐山县博物馆、岐山县周原博物馆、宝鸡周原博物院、陇县博物馆、渭滨区博物馆、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四川省广汉市文物管理所、茂县羌族博物馆、彭州市文物保护管理所、成都市青白江区文体广电新闻出版和旅游局共同协办。
据悉，展览将持续至11月11日，期间免费向公众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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