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家徐冰
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UCCA)徐冰最新回顾展“思想与方法”，周一至周五每天12点，都会放映徐冰最新电影作品：《蜻蜓之眼》。这是一个剧情片，讲述名为“蜻蜓”的女人和爱她的男人彼此之间“寻找-迷失-寻找”的过程。
徐冰《蜻蜓之眼》截图，故事从一个寺庙开始
原本在寺庙带发修行的女孩“蜻蜓”，进入社会后因普通容貌屡屡受挫，最终通过整容成为一位网红主播“潇潇”，却遭遇网络暴力导致死亡;疯狂爱着“蜻蜓”的技术男友“柯凡”为其入狱，出狱后遭遇蜻蜓的死亡，无意间看到蜻蜓整容前后的照片，决定为自己“换脸”，变成蜻蜓的样子。当他“与蜻蜓的脸合二为一”，并经历了她所经历过的一切之后，他似乎懂得了蜻蜓的选择。影片结尾，他以“蜻蜓”的样子重新回到了寺院。
《蜻蜓之眼》预告片截图：柯凡即将接受整容变成蜻蜓的样子
作品的特别之处并非这个看似俗套甚至有些狗血的剧情，而是其中每帧都来自于网上公开的真实监控画面。扮演两位主角的是随时出现在监控之下的“路人甲”、“路人乙”。这是徐冰对新媒体时代下无处不在的“监控”现象的直接回应。
2015年，位于威尼斯双年展上的《凤凰》
如何面对他所处的现实社会，并从其中一个局部的、地方性的问题介入，最终推进到超越地方性与时代的深度，是考察徐冰创作方法论的关键指引。
《天书》1987—1991 综合媒材装置、手工刻板、印刷及传统书籍装订
《蜻蜓之眼》这部新作不仅突破了徐冰以往的创作媒介，亦是其创作方法的一次“集大成”体现。在人生不同转折时期，他总是紧紧地抓住时代命脉，从小到大，从外围到中心展开工作。十年前的《凤凰》回应那个热火朝天建设的时代;占据其艺术生涯过半历程的“造字运动”，回应了现代化、互联网化之后人类文化之本——文字及语言所遭遇的困境。这几件作品看似彼此独立，实则紧密相关，铺成开来，展现了一条只属于徐冰的艺术创作方法论。
《蜻蜓之眼》预告片截图
《蜻蜓之眼》：监控世界里的虚构与真实
徐冰《蜻蜓之眼》的想法源于2013年偶然间在电视上看到的一些监控画面。但“想拍些什么”恐怕早在20年前纽约东村7街52号地下室时就已经埋下了种子。
当时7街的地下室很有名，不仅居住着包括他在内的一帮中国艺术家，文化名人，更是纽约和美国各地的嬉皮士、朋克等愤青最爱光顾的地方。地下室的入口处有一个红灯，成为流浪汉与妓女们“办事”的场所。徐冰有时出门就会碰上这样的场景，当时他就想过，要在门上安一个摄像机，也许哪天能做个什么作品。
虽然并没有真正采取实际行动，但想法已经在他的脑海里。二十年后，电视里的监控画面把这个想象重新调了出来。他忽然很有感觉：“如果有人用这个画面做一个剧情电影出来，一定很了不起。”
“以往的电影，无论表达的是多么真实的现实，里面的人物都是演出来的，没有一帧是真实的。如果用真实的监控录像来做一部电影，作品的张力会变得非常强。”徐冰想象着。
《蜻蜓之眼》截图，每到电影中主角命运转折之时，都会出现一些灾难性的场景，这些都是出自真实的”监控“画面
像30年前突然冒出要做一部谁都看不懂的书一样。有了这个想法，说干就干。他开始搜集一些监控资料，但过程非常困难，只能被迫停止。2015年年初，他和团队忽然发现网上已经有大量监控的平台出现，一搜索，发现内容比他们想象的要丰富很多，且记录的大多是超过他们认知范畴的画面。他决定重启这个项目：“当时征询了很多电影界人的意见，几乎都说不可能，因为它打破了剧情电影的很多铁律，比如要有摄影师、演员，否则电影无法推动。”徐冰谈到。
于是，徐冰有了写一个关于“整容”剧本的想法，这样里面的人物面容可以改变，有可能帮助推进故事发展。电影的制作就这样开始了。
这部电影的工作方法和所有剧情电影都不一样：“它是先有画面，然后开始剧本设计，有了简单的剧本之后，再去搜索素材，从上万个监控录像中选取画面。”在徐冰的工作室里，专门有一个房间，放置20台电脑，来完成搜索、筛选、剪辑画面的工作。
《蜻蜓之眼》预告片截图：柯凡在为替蜻蜓报仇
有时候，有些画面实在搜索不到，他们不得不改动剧本。比如里面有一段与监狱有关的剧情，原本他们以为监狱里有很多监控，结果却找不到一帧监狱的监控画面。最后只能用文字“三年后”来表现。
北京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戴锦华在看完这部电影后评论到：“在这部电影中，徐冰首先给观众一个心理预期，文字介绍是电影由真实的监控画面组成，以为它会是一个揭露现实的纪录片，但结果却是一个虚构的爱情故事;监控又是完全不被感知的影像，其特征应该是碎片化、瞬间的、震惊的，我们看似处在一个海量影像和真相的时代，但数码化的影像都是可以合成与改写的。徐冰敏锐地捕捉到这一特点，用碎片化的、真实的东西重新组合成一个有人文主题的故事。这是一件南辕北辙的事情，对观众而言，产生了一种撕扯的感觉。”
在电影背后，徐冰试图拓展的是更加意味深长有关“监控”的思考。“监控”最早是“冷战”下的概念，一个相当敏感的话题。但今天绝大部分的监控技术已经转化到了大公司和普通人手里，这正是徐冰《蜻蜓之眼》这部电影中所有画面素材的来源。
《蜻蜓之眼》预告片截图：整容的“网红脸”时代使”监控“失效
“在我们习以为常的监控以外，还有很多方面的录像是否应该算监控?比如网红直播，它和真人秀不一样，想真实地表演自己的生活，但其实又是假的，可与她的生活又是相关的。”徐冰进一步指出。
如今，“老大哥的事”已经成为游戏和真人秀的内容，很难想象，曾经投入大量花费的“监控”活动，在“人人争当网红”，开启24小时直播生活的时代变得如此轻而易举。“面对镜头，每个人每天都在和自己的手机唱’双簧’，向全世界发布我的动向。”
“这是一个比《楚门秀》的想象更大的世界!全球成为一个大的摄影棚，我们随时都在闯入画面，演着自己的生活。”
在这个层面上，影片所探讨的问题成了一个全球的议题。戴锦华谈到：“如今，掌控人们生活习惯的不再是政府、文化抑或宗教，而是由无数的’监控’所产生的大数据，背后掌控的可能是资本，资本可能在无定向的流动，未来的状态是什么样的。这也许是《蜻蜓之眼》为我们提出的思考。”
徐冰与团队找到的监控画面的提供者之一
电影制作完成，为了解决之后的肖像权问题，徐冰找到了90%影片中的人并得到他们的授权同意。之所以能够在茫茫人海中找到这些人，利用的也是数字技术的卫星定位。他们找到的第一个人——小王，是学电脑的，大学毕业后回农村老家开了一个电脑店，但兴趣都在安装摄像头上，通过这个摄像头他的生活和世界发生了关系。徐冰和团队找到他时，他说：“也许我哪天的一句话或一个动作，都可能改变我的命运。如果我没有安这个东西，你们是不会从北京过来找我的。”
《蜻蜓之眼》相关材料：剧本及授权同意书
徐冰咨询过的所有律师，都没有办法清楚地告诉他这个肖像权的边界在哪儿。“事实上，我们每天的一言一行都被采集了，大数据化了。这些大数据公司、体系从来不会征得我们的同意，我们的行为构成了他们数据的价值，增加了他们的财产，却从来不会有人付给你一分钱。某种意义上，不是我使用了这些肖像，而是机器将人的肖像权利使用了。”在完成这部电影之后，徐冰说，他的团队都尽量少出门。正是深感于这个危机四伏的世界，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
徐冰《蜻蜓之眼》截图，其中一个男主角柯凡的”扮演者“
基于电影“真”、“假”的互换，使最初被所有电影导演推翻的不可能实现的电影成立。电影的开头与结尾都在寺院，结尾处那句：“假作真时真亦假”，既是对整个影片的呼应，也指向一个更终极问题：在这个世界，真与假的边界在哪儿?这一句“了悟”的话，本身又是不可说的。徐冰看似很认真地扮演一位导演的角色讲述了一个故事，但却声东击西地“表达了一种不可表达之物”。正如他最早做《天书》：用了四年的时间，做了一件什么都没说的事情。在徐冰四十多年创作历程中，这一内在脉络一以贯之——把一个不可说的事情用艺术的方式说清楚。
这部电影的创作，从一个个碎片式的，带有具体指向的监控画面，到一部叙事完整的电影，彼此之间的矛盾，背后指向的关于整个时代，和人的更深层的思考。体现出了徐冰独特的创作方法。用他的话说是：“艺术家要把局限性的东西转化并且用好，使他变成只有你才有的东西。”
“用以前的人没说过的话回应现实问题”是徐冰一直以来对自己创作的要求，在大型装置作品《凤凰》、“文字”类作品中亦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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