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为什么写作？（1）

演讲人:陈永国演讲人小传:清华大学外语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西方文论。长期从事外国文学、文学批评和文化理论及翻译理论的研究。主要著、译作有:
 演讲人:陈永国演讲人小传:清华大学外语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西方文论。长期从事外国文学、文学批评和文化理论及翻译理论的研究。主要著、译作有:《文化的政治阐释学:后现代语境下的詹姆逊》、《理论的逃逸》、《激进哲学:阿兰·巴丢读本》、《哲学的客体:德勒兹读本》、《新方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读本》等。


    从文学的第三种功能说起


    维多利亚时代中期，宗教作为统治阶级极其有效的意识形态手段“已经处于蒸发的危险之中”，取而代之的则是文学的兴起。文学也随之而具备了第三种功能:“拯救我们的灵魂和医治国家的疾病。”


    自从贺拉斯在《诗艺》中把文学的功能规定为“教益”和“娱乐”之后，文学的功能始终没有改变。到了英国的维多利亚时代(1832年—1901年)，工业革命的巨大胜利和科学技术的长足进步使得英国社会乃至整个世界都发生了巨大变化。随着印刷术的发明和教育水平的提高，人们对自然、世界和人自身的认识逐渐深化，认识的方式也不断更新。到了19世纪中叶，近两千多年来一直统治人们思想的宗教开始式微，而随着工业资本主义的急剧发展，到了维多利亚时代中期，宗教作为统治阶级极其有效的意识形态手段“已经处于蒸发的危险之中”，取而代之的则是文学的兴起。文学也随之而具备了第三种功能:“拯救我们的灵魂和医治国家的疾病。”


    那么，文学是怎样取代了宗教而担负起拯救灵魂和医治社会疾病的大任的呢？根据英国批评家伊格尔顿的说法，首先，宗教成功而有效的方式在于宗教并不完全以明确的概念和公式化的教条发挥作用，而更多的是通过形象、象征、习性、仪式和神话。其次，宗教紧紧抓住了人类主体根深蒂固的非理性恐惧和需要，这些都是在无意识层次潜在地主导人的意识和行为方式的本能欲望。再次，宗教信仰渗透于社会的各个阶级和各个领域，并能利用仪式和生活习惯而把抽象的信仰物化为具体的生活现实。最后，对于统治者来说，宗教的最大功能莫过于培养顺从的信众，一方面使之具有自我牺牲精神，另一方面使之具有凝聚的内心生活。我们看到，宗教的这些功能也恰恰是文学所能起到的作用。


    从伊格尔顿的观点来看，除了上述偏重于“拯救灵魂”的功能外，代替宗教的文学从许多具体的方面发挥着“医治国家疾病”的作用。比如，它能抵制政治盲从和思想偏见；它能揭示人类本性，表达普通百姓的愿望和需要，使之更有效地控制自己的生活；它能帮助社会各阶层的人们相互了解，培养相互间的感情和友谊，积极处理相互间的利益冲突和不同见解，提供一个宁静平和揭示真理的场所；它能培养一种多元的思考和感觉方式，让民众服从统治阶级的意志，尊重中产阶级的成就，遏制集体政治活动的颠覆倾向；它能使民众对自己民族的语言和文学感到自豪，为他们提供所需要的政治文化，描述他们与国家的正常关系，从而培养他们作为温顺公民的责任感；最后，文学通过再现历史和传奇中的英雄人物，以生动的事迹和感人的精神培养了民众的爱国主义情操。


    然而，这种医治作用必须以把文学作为意识形态工具从而为统治阶级服务为前提，而未能从文学本身所具有的政治性和集体性来看文学的颠覆性，未能从关系的角度来看文学与权力、与大众相互建构的关系，更未能从作家本体的角度来看文学的“医治”效果，即文学与身体、与健康的关系。当我们把文学与生活，或者把生存的问题与书写的问题密切关联起来的时候，文学的这种功能就愈加清晰了，因此也就有了一种新的解释，关系到个体的健康、集体的健康、民族的振兴等身体问题。而这又使我们回到了两千多年来人们一直追问的一个问题，即“为什么写作？”或“什么是文学？”的问题上来。


    文学与生活:生命的生成


    文学就是生活，真正的生活，被暴露无遗的生活，被去蔽的生活，正因为如此，这才是真正活过的生活，才是真正的文学，而且，这种文学并不是艺术家的专利，普通人也内在地、具体地、物质地享有这种生活。


    什么是文学？按照德勒兹的定义，文学是“生命在构成观念的语言内部的旅行”。在《褶子》中，他秉承英国数学家和哲学家怀特海给思想下的定义，说“观念是自然进入某一局部地点的旅行。”这里我们看到这两个定义之间的共同点不仅在于“旅行”这个词，即表示过程、进程、生成关系的一个词，还在于它们涉及到了虚拟空间(语言、文学、观念)与现实空间(生命、自然)之间的关系，即生命和自然在语言和观念等虚拟空间中的旅行。当把这两个空间联结起来时，所追问的就变成了这样一个问题:当生存的问题与书写的问题密不可分的时候会发生什么？德勒兹把他的最后一部书题名为《批评与诊所》，这从两个侧面回答了这个问题:从根本上说，作家是“症状学家”；作家的拿手好活是解读和创造符号(正如哲学家的拿手好活是解读和创造概念一样)，而符号总是意味着生活方式，生存的可能性，符号是生活的症状。只有通过正确地解读生活的症状，才能找到良药医治生活的病痛。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伟大的作家都是社会的医生，症状学家，因为他们能够发明新的符号，革新的符号，创新的符号。而文学一方面是对社会的批评，另一方面又是医治社会疾病的诊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尼采和德勒兹等哲学家才不约而同地把艺术家和哲学家说成是文明的医生。


    那么，文学与生活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呢？首先，“文学是在已然生活和现行生活的经验之外穿行的生命进程。”其次，“写作当然不是把一种表达方式强加在已然生活经验的材料之上。”如果把这两句话与上述定义联系起来，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种文学观:即文学不是对过去和现行生活的反映，不是用某种表现方式去强行反映过去的某种生活经验，因此也不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一种东西。写作归根结底是生成的问题。这种生成永远都不是完成的，永远都在形成的过程中，永远都超越现行的生活或生活过的经验，所以，文学是一个生命过程。而一个过程必然要生成什么，变成什么，永远趋向于某一个方向，但又永远到达不了终点。在文学中，这种生成体现为生成女人、生成儿童、生成动物、生成植物等。《白鲸》中的船长亚哈趋向于变成白鲸；《老人与海》中的老人趋向于变成鱼；《熊》的主人公也趋向于变成老本，那只熊。这种生成并不是在真实生活中所能见到的，所以，文学的过程(通道、旅行、穿行)只能在经历过的和现行的生活之外；因为，文学不是重讲个人的生活经历、情感、梦想和记忆；文学讲的总是集体的故事；它总是要“发明一个民族”，一个“小民族”，一种“小语言”。中欧的卡夫卡和北美的麦尔维尔都是这样的作家，他们都为一个并不存在的民族写作。在这个意义上，“主体就是一个民族”(西苏语)。


    这样的思想源自何处呢？源自德勒兹对现代派作家的研究，如卡夫卡、乔伊斯、贝克特、普鲁斯特等。对普鲁斯特来说:“真正的生活，最终得以揭露和见天日的生活，从而是唯一真正经历的生活，这也就是文学。”这种生活就某种意义而言同样地每时每刻地存在于艺术家和每个人身上。反过来说，文学就是生活，真正的生活，被暴露无遗的生活，被去蔽的生活，正因为如此，这才是真正活过的生活，才是真正的文学，而且，这种文学并不是艺术家的专利，普通人也内在地、具体地、物质地享有这种生活。


    那么，作为文学的生活与作为生活的文学之间有什么区别呢？最大的区别就在于现实是幻觉，是类像，是仿真。“我们生活在一种形象文化之中，一个景观社会里，一个由相像和类像构成的世界上。”我们以为生活在现实中，而实际上却生活在幻觉之中，生活在隐蔽物之下，生活在烟雾弥漫的城市里。现实的一切都被面具掩盖着，都被裹尸布缠绕着，都被符号笼罩着。只有当作家把所有这一切都剖析之后，把这一切的遮蔽都剥去之后，世界才见其本来面貌，生活才变得真实起来。所以，对德勒兹和普鲁斯特来说，文学也许是所有事物中最真实的。


    普鲁斯特认为，大多数人不想把自己的生活弄个水落石出。“他们的过去就这样堆积着无数的照相底片，一直没有利用。因为才智没有把它们‘冲洗’出来。”对大部分人来说，记忆是一个暗室，其中的许多“底片”还都没有“冲洗。”这是一个非常精彩的比喻。人就像一架照相机，眼睛就是照相机的视窗，当你走进这个光怪陆离的世界的时候，你把见到的一切统统拍摄下来，但究竟有多少能经过你的头脑或意识而“冲洗”出来呢？绝大部分都落入了无意识的炼狱，它们只能潜藏在那里，只能在梦中，只有在遮蔽之下，才能部分显影。所以，普鲁斯特认为:“真正的艺术……其伟大便在于重新找到、重新把握现实，在于使我们认识这个离我们的所见所闻远远的现实，也随着我们用来取代它的世俗认识变得越来越稠厚，越来越不可渗透，而离我们越来越远的那个现实。这个我们至死都不得认识的现实其实正是我们的生活。”


    普鲁斯特实际上暗示有两种生活:普通的日常生活，如果不经过改造就不能成为文学的素材；另一种生活就是文学本身，就是对日常生活加以改造的文学创造，文学创造的过程本身就是生活的过程，于是日常生活就被文学化了，艺术化了，审美化了。这种艺术的人生属于那些能够发现从而敢于标新立异、敢于创造新世界的艺术家，而被世俗生活和日常琐事所羁绊因此不能走出自我的人，永远体会不到真正的艺术的人生。

（文章标题已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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