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医治功能
文学的健康作用在于它能帮助人在生存困境中发现一个出口，一条逃亡路线，一个医治创伤的途径，因此是健康问题。
文学能够促进人的心理健康，这种说
文学的医治功能
文学的健康作用在于它能帮助人在生存困境中发现一个出口，一条逃亡路线，一个医治创伤的途径，因此是健康问题。
文学能够促进人的心理健康，这种说法古已有之。亚里士多德在反驳柏拉图的文学观时曾提到文学具有健康的心理作用，而就悲剧而言，它能清除过度的恐惧和怜悯。朗吉弩斯也认为文学能够培养读者的崇高情操，升华和纯化他们的感性。而在德勒兹看来，文学的健康作用在于它能帮助人在生存困境中发现一个出口，一条逃亡路线，一个医治创伤的途径，因此是健康问题。
这样一个出口是如何得以实现的呢？首先，人的记忆是由无数的虚拟形象构成的。所谓的虚拟形象指的是记忆中有可能成为意识的部分，虚拟不仅仅是对真实的模仿(如“虚拟现实”)，而且可能从“虚拟”变成“现实”，从而产生新的结果。当这些“虚拟形象”被实际显现(冲洗出来)时，纯粹的记忆就暴露给意识了。这个虚拟形象得以实际显现的过程就是回忆的过程，形象也就在这个过程中通过变成新的东西而有别于原来的自我了。
然而，作为健康机器的文学就仿佛弗洛伊德所说的无意识创造:作为一种潜在的或隐藏的游戏，无意识潜伏在意识之下，在黑暗之中，没有规则，没有秩序，任意地选择，任意地玩耍，充满了邪恶的冲动。艺术家就像儿童一样，拒绝道德伦理的约束，不顾一切文化的禁忌，追求童年的快乐和天真，追求创造带来的快感和满足，也正因如此，艺术家(尤其是创造性艺术家)必须付出代价。为艺术、快感和创造所付出的代价就是痛苦。而如此创作的作家也便成了“问题作家”或“病态作家”:刘易士·卡罗尔由于善写小女孩的故事被谴责为恋童癖；福克纳、麦尔维尔和塞利纳被谴责为种族主义者；亨利·米勒和威廉·塞沃德·巴罗斯被谴责为厌恶女人的男人；普鲁斯特是“壁橱里的同性恋者”；卡夫卡则具有单身汉的欲望。
但作家的“病态”以及作家所描写的病态并不是个人的，而永远是集体的。因此，有益于健康、具有诊断和医治作用的文学就必然是对民族的诊断和医治。文学家既然是文明的医生，那就必须对病态的社会予以诊断，找出病症或症状，提出医治的方案。在这个意义上，它类似于梦的工作；具有一种梦的缓解作用。精神的紧张，神经官能症，甚至身体的疲劳，都可以通过梦的工作得到缓解。同样，民族的安危，局势的紧张，矛盾的冲突，历史断裂的时刻，都可以进行这种有选择的重新安排或编序，从而达到一种艺术的拯救。
这种艺术的拯救其实就是艺术的人生，但这大可不必是庄子的艺术的人生，也不是莎士比亚的艺术的人生，而是卡夫卡、乔伊斯、普鲁斯特、叶芝、里尔克、马拉美、艾略特、沃尔夫和福克纳等现代派作家的艺术的人生。他们的作品不是对生活的现实主义总结，不是对生活的经验主义描写，更不是从过去生活中进行的唯美主义提炼。文学写作就是他们的生活。他们的作品不是凭技巧做出来的；作品就是他们生命的组成部分；创作是出于自身身体的需要，自我表达的需要，自我体验的需要。这些作家生活的时代使他们看到了生活的悖谬，饱尝了存在的艰辛，体察到了人类自身命运的悲惨，因此把艺术家的最终关怀定位为“人类生存的终极结构”，而写作的真正动机则是“一种充满激情的要说话的自由”。这种激情，创作的激情，要说话的激情，是作家通过作品向世界发出的伦理呼喊，是通过受难(英语中大写的Passion 在基督教神学中是“受难”的意思)而达到拯救和超验永生的境界，从而激发每一个读者去理解世界，去履行个人在世的职责。这或许就是我们所说的文学所要达到的对身体的救助，或许也是写作的终极目的。
（文章标题已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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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的健康作用在于它能帮助人在生存困境中发现一个出口，一条逃亡路线，一个医治创伤的途径，因此是健康问题。
文学能够促进人的心理健康，这种说
文学的医治功能
文学的健康作用在于它能帮助人在生存困境中发现一个出口，一条逃亡路线，一个医治创伤的途径，因此是健康问题。
文学能够促进人的心理健康，这种说法古已有之。亚里士多德在反驳柏拉图的文学观时曾提到文学具有健康的心理作用，而就悲剧而言，它能清除过度的恐惧和怜悯。朗吉弩斯也认为文学能够培养读者的崇高情操，升华和纯化他们的感性。而在德勒兹看来，文学的健康作用在于它能帮助人在生存困境中发现一个出口，一条逃亡路线，一个医治创伤的途径，因此是健康问题。
这样一个出口是如何得以实现的呢？首先，人的记忆是由无数的虚拟形象构成的。所谓的虚拟形象指的是记忆中有可能成为意识的部分，虚拟不仅仅是对真实的模仿(如“虚拟现实”)，而且可能从“虚拟”变成“现实”，从而产生新的结果。当这些“虚拟形象”被实际显现(冲洗出来)时，纯粹的记忆就暴露给意识了。这个虚拟形象得以实际显现的过程就是回忆的过程，形象也就在这个过程中通过变成新的东西而有别于原来的自我了。
然而，作为健康机器的文学就仿佛弗洛伊德所说的无意识创造:作为一种潜在的或隐藏的游戏，无意识潜伏在意识之下，在黑暗之中，没有规则，没有秩序，任意地选择，任意地玩耍，充满了邪恶的冲动。艺术家就像儿童一样，拒绝道德伦理的约束，不顾一切文化的禁忌，追求童年的快乐和天真，追求创造带来的快感和满足，也正因如此，艺术家(尤其是创造性艺术家)必须付出代价。为艺术、快感和创造所付出的代价就是痛苦。而如此创作的作家也便成了“问题作家”或“病态作家”:刘易士·卡罗尔由于善写小女孩的故事被谴责为恋童癖；福克纳、麦尔维尔和塞利纳被谴责为种族主义者；亨利·米勒和威廉·塞沃德·巴罗斯被谴责为厌恶女人的男人；普鲁斯特是“壁橱里的同性恋者”；卡夫卡则具有单身汉的欲望。
但作家的“病态”以及作家所描写的病态并不是个人的，而永远是集体的。因此，有益于健康、具有诊断和医治作用的文学就必然是对民族的诊断和医治。文学家既然是文明的医生，那就必须对病态的社会予以诊断，找出病症或症状，提出医治的方案。在这个意义上，它类似于梦的工作；具有一种梦的缓解作用。精神的紧张，神经官能症，甚至身体的疲劳，都可以通过梦的工作得到缓解。同样，民族的安危，局势的紧张，矛盾的冲突，历史断裂的时刻，都可以进行这种有选择的重新安排或编序，从而达到一种艺术的拯救。
这种艺术的拯救其实就是艺术的人生，但这大可不必是庄子的艺术的人生，也不是莎士比亚的艺术的人生，而是卡夫卡、乔伊斯、普鲁斯特、叶芝、里尔克、马拉美、艾略特、沃尔夫和福克纳等现代派作家的艺术的人生。他们的作品不是对生活的现实主义总结，不是对生活的经验主义描写，更不是从过去生活中进行的唯美主义提炼。文学写作就是他们的生活。他们的作品不是凭技巧做出来的；作品就是他们生命的组成部分；创作是出于自身身体的需要，自我表达的需要，自我体验的需要。这些作家生活的时代使他们看到了生活的悖谬，饱尝了存在的艰辛，体察到了人类自身命运的悲惨，因此把艺术家的最终关怀定位为“人类生存的终极结构”，而写作的真正动机则是“一种充满激情的要说话的自由”。这种激情，创作的激情，要说话的激情，是作家通过作品向世界发出的伦理呼喊，是通过受难(英语中大写的Passion 在基督教神学中是“受难”的意思)而达到拯救和超验永生的境界，从而激发每一个读者去理解世界，去履行个人在世的职责。这或许就是我们所说的文学所要达到的对身体的救助，或许也是写作的终极目的。
（文章标题已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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