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门户网:王鲁湘：先锋与旗帜——读卢新华编著《张仃中国艺术的骄傲》_延安-毕加索-艺术-壁画-文艺-骄傲-美术

《张仃——中国艺术的骄傲》文/王鲁湘《张仃——中国艺术的骄傲》由清华大学张仃艺术研究中心副主任卢新华教授编著，是在200

《张仃——中国艺术的骄傲》

文/王鲁湘

《张仃——中国艺术的骄傲》由清华大学张仃艺术研究中心副主任卢新华教授编著，是在2005年4月9日发表于《文艺报》美术专刊第五、第六、第八版的《张仃——中国画坛的骄傲》的基础上，进一步充实内容，吸纳近年来新的研究成果和文献资料，并增加大量的图片和作品而编著完成的。

正如杜大恺教授在“前言2”中所说：“字里行间呈现出张仃一生的辉煌成就和杰出贡献以及人格境界，洋溢着张仃先生的音容笑貌。”通过阅读此书，我确实相信杜教授所说：“张仃先生没有远去，他依然活在我们中间。”

张仃一生经历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时代，他丰富多彩的艺术创作活动与中国现代波澜壮阔的革命史、中国现代艺术史、新中国艺术教育事业发展休戚相关，与中国现代文艺思潮和中国现代美术重大事件的演进紧密相关。

正因为如此，写张仃艺术传记，同写其他艺术家的传记很大的不同，就是不能局限于琐事，也不能仅仅记述他的师友关系和个人艺术风格的演化，也不能把重点放在他的个人感情生活和家庭故事，而是要把他放在大时代的洪流中，把他的个人选择同历史机遇联系起来，一方面，看他如何选择历史，更重要的，是看历史如何选择他。因为，张仃是20世纪中国艺术界罕见的一位参与过许多大事件的艺术家。

基于这样的判断，《张仃——中国艺术的骄傲》一书，就以20世纪中国文艺的历史为经，以张仃的个人参与为纬，经纬纵横，将张仃丰富多彩的艺术人生分成了八个章节；而每一个章节，又结合历史大事件，用翔实的资料，在客观叙述张仃个人参与的种种细节的同时，探讨张仃的作用、角色和贡献，从而令人信服地展现出张仃壮阔的人生与伟岸的人格。八个篇章，也是对张仃的八个历史定位：

第一章

民族独立的革命文艺先锋

主要是通过张仃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漫画创作，看他如何用艺术抵御外辱，鞭笞黑暗，讴歌光明，把个人的命运与民族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走在民族独立的战斗前线，成为那个年代的革命文艺先锋。

热河省朝阳与父母合影，左一张仃。1930年

青年时代的张仃

张仃作品 《收复失地》 1937年

第二章

延安时代的“摩登”艺术家

张仃投奔延安，一个热血爱国文艺青年投身于革命熔炉，有一个痛苦而艰难的适应环境与改造自我的过程。他淡化了漫画家的身份，把全部的艺术才华用来美化和提升边区的文化环境，创立“延安工艺美术社”，担任“文抗作家俱乐部”主任，甚至还被推选为陕甘宁边区美术家协会主席，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于年画、宣传画、装饰设计、舞台美术、展示设计等等各种实用美术设计。

“他活跃的艺术思想、出众的才华、直爽的性格，激情四溢、富有挑战而又特立独行的个性，逐渐引起了延安的广泛关注。”（P067）老实说，张仃的延安时期是很不好把握分寸的。他在延安是个艺术另类，不见容于鲁艺，呆了不到一年就出走；他的艺术先锋语言，生活做派，强烈的个性，尤其是对毕加索的推崇，对鲁迅的顶礼膜拜，在延安确实有些水土不服。

《张仃——中国艺术的骄傲》没有回避这些，通过对当年张仃同事的采访，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才高不羁、桀骜不驯、与众不同、特立独行的青年艺术家可爱、可敬的鲜活形象。同时，也用大量史实，令人信服地说明了革命熔炉对张仃的改造，终于淬炼出了一块精钢，让他的艺术思想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确立了生活是艺术的源泉、文艺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而且终身奉行。

更主要的是，在延安诞生的这位“大美术家”和艺术活动家，注定要在未来的多种美术领域探索和耕耘，为新中国的“大美术”事业做出杰出贡献。

张仃率抗日艺术宣传队到达榆林 1938年

张仃设计的延安作家俱乐部及门匾 1941年

《东北画报》社组成的文化接收班子（右一为张仃） 1948年

张仃设计东北画报社徽 1947年

第三章

新中国国家形象的首席艺术设计家

我在上世纪90年代写的《大山之子》长文中，首提“新中国首席形象设计师”一说，认为在1949—1959的十年期间，张仃用种种设计作品包装了新中国，“时代精神、中国气派、民族民间”的设计理念，贯穿于他各种“国字号”的重大设计之中。

“新中国国家形象的首席艺术设计家”的提法和定位更加准确。“新中国国家形象”，在《张仃——中国艺术的骄傲》一书中，主要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会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

通过详尽的史料钩沉，令人信服地在有关这两个徽志设计的各种争议中，拨云见日，将张仃作为首席艺术设计家的地位凸显出来，还原了历史的真相。

1950年国庆前夕在天安门城楼上悬挂国旗（右一为张仃）

张仃设计：新中国开国邮票 1949年

张仃设计：全国政协政协会徽 1949年

张仃参与设计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 1949-1950年

第四章

新中国展示艺术设计事业的开拓者

杰出的国际文化交流使者和艺术活动家

这是对张仃身份和角色的一个新颖但很重要的定位。从纯美术的角度，过去一直忽视展示艺术设计的重要性，而这恰恰是张仃在延安8年，在新中国10年最主要的工作，是张仃在中外人士面前给延安带来荣耀，在欧洲各国给中国带来荣耀的重要艺术活动，是“大美术”，其重要性、复杂性、政治性、艺术性，甚至超过“小美术”，是一项综合性的艺术工程。

更何况，在1950至1959年的十年中，张仃担任总设计的一系列国字头的大型展览，不仅承载着打破西方国家对新中国实行的经济封锁的重任，还承载着对外展示新中国的建设成就、各领域的发展成果和文化上的民族特色种种复杂的政治、经济、文化使命，非同小可。

张仃以其高度的政治觉悟、渊博的学识、多方面的才华，出色地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的重大设计，得到了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的高度赏识和信任。

与此同时，在艺术家很少出国交流的特殊情况下，张仃也就扮演了一个杰出的国际文化交流使者和艺术活动家的角色，1956年在巴黎同毕加索的会见，成为中外艺术交流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

1951年在莱比锡国际博览会中国馆施工现场与德方负责施工的艺术设计师塞尔曼先生研究方案

1956张仃与毕加索

1951年张仃设计的捷克布拉格国际博览会中国馆全景

第五章

中国画变革发展的里程碑，民族文化自信的杰出代表

这一章主要是回顾1954年前后几年，中国美术界呼应民族文化传统的继承与变革的大时代话题而展开的中国画问题大讨论。在这一攸关中国画命运的大讨论中，张仃既是大讨论的发起者之一，也是论战的主要参与者。

并非偶然，当1954年讨论白热化，保守主义和虚无主义相持不下时，张仃从中央美术学院实用美术系调入中国画系任党总支书记，并任中国画改革领导小组负责人，他促成了当年春天与李可染、罗铭江南水墨写生的“大事件”，用实绩回答了讨论，既反对了虚无主义，也批评了保守主义；而他和李可染共同开启的水墨写生之路，对于新山水画的创立和后来“金陵画派”、“长安画派”的写生创作，都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被吴冠中誉为“中国画变革的里程碑”。

张仃50年代关于中国画变革的言论和实践，批判性的创造性的重建了民族文化自信。

中国画  《三味书屋》 34x44CM 1954年

第六章

新中国美术教育的奠基人

中国艺术设计教育体系的开拓者和创建者

张仃从到延安鲁迅文学艺术院任教开始，到参与东北解放区在沈阳的鲁迅文学艺术院的复校，直至新中国成立，受命接管“国立北平艺专”，成立中央美术学院实用美术系，再到更名工艺美术系，创建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他是新中国美术教育和艺术设计教育发展的见证者。

对于张仃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关系，《张仃——中国艺术的骄傲》一书以大量的一手档案和院史资料，从建校、复校、学科建设、师资培养、教材编写、办学方针等等方面，回顾了张仃呕心沥血、小心翼翼，呵护、扶植这株风暴中诞生的小苗如何长成参天大树的过程。

身兼党政和教学的双重领导责任，张仃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如何踩着钢丝带领师生走过一个个险象环生的政治运动，该书有十分精彩的细节回忆，我特别欣赏这一段评价：“张仃作为院党总支第一书记，他必须承担深入贯彻执行党和国家在不同时期的新的文艺方针、教育方针和思想路线的任务；张仃作为副院长和学院的学术举旗人，他肩负着创建新中国重点艺术院校和一流工艺美术设计和艺术设计学科的使命和责任，又必须按艺术教育和创作的规律，推动学院的发展。但是在20世纪50、60年代，在‘左’的思想路线的强烈干扰和影响下，运动不断，思想斗争不断，一个人如果没有政治上的睿智，没有深厚的学识和魄力，没有博大的胸怀和担当，要圆满地履行自己的使命和责任，坚守自己的理想是一件极不容易的事情。因此，张仃既要在院党委会上，在决断政治与业务关系问题或甄别是非时，对那些不熟悉艺术创作和艺术教育规律，或缺乏艺术修养的成员，做艺术理论上的阐释和普及教育，使他们成为领导艺术专业的内行；又要在院务会上对那些精通业务的艺术专家和学者，当其对党的方针路线理解不够时，积极疏通引导、协调，把党和国家的各项方针和路线贯彻落实下去。此外，学院若出现文艺思想偏差和方向问题，他还要承担上级的问责，要拿出纠偏的措施和办法。”

“在他的掌控下，学院师生几乎没有受到伤害，学院的学术发展也没有受到影响。张仃以他的智慧、学识、魄力、胸怀、使命和担当，甚至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使学院在初创的十年，平稳而又充满活力地度过了这个特殊的历史发展时期，把学院的教学和创作设计研究，党的艺术教育事业带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是中央工艺美院（今天的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几代人的集体认知。

我想，张仃在天之灵，听到他的事业的后继者对他当年“筚路蓝缕”的开拓和良苦用心充满理解与同情的这一段话，是应该感到欣慰的。张仃和中央工艺美院的故事太多，这一章也构成《张仃——中国艺术的骄傲》一书最充实、最精辟的内容，是张仃研究的一个重大推进。

20世纪60年代张仃（右）与李可染（左）在一起观看毕加索签名画册

张仃中国画 《巴黎组画-街区》 70x47CM 1964年

第七章

中国壁画艺术复兴的旗帜，文艺思想解放的先声

这一章重点写了张仃的“壁画梦”，写了“文革”结束以后，以首都机场壁画为先声的文艺思想解放和随之而来的波澜壮阔的新壁画运动。

1979年，历史再一次把张仃推向潮头，由他领导完成从内容到形式都极富争议的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室内装饰设计和壁画及美术作品创作任务，将僵化的、一元的中国文化艺术，带入了一个繁荣发展的新时代，这是张仃的创造智慧的又一次集中而又全面的释放。

卢新华在书中援引了他上世纪90年代对华君武的一次采访记录。作为机场壁画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的华君武同张仃有过一次谈话。华君武说：“你就不怕你的这些壁画方案出来，再批你‘毕加索+城隍庙’，再挂你黑牌子？是你对我负责，还是我对你负责？”张仃说：“我们是一根绳上的蚂蚱，谁也摆脱不了谁。不是你向我负责，就是我向你负责。”张仃坦然地说：“我不怕再被打倒。我们要对中国的艺术负责，要对民族文化的未来负责，要无愧于时代，无愧于自己。

凡事总要有人担当，总会付出代价，甚至牺牲。”什么是文艺先锋？这才是有着坚定的信念与意志和勇于探索与担当的中国文艺先锋！

张仃为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设计动画片《哪吒闹海》1978年

张仃（中）在首都机场壁画《哪吒闹海》绘制现场 1979年夏

张仃壁画 《哪吒闹海》 1979年

第八章

永恒诗意的探寻者

一面闪耀着光辉的中国艺术创新的旗帜

这一章主要写张仃晚年的山水人生和焦墨画艺术。如果以1974年的香山焦墨写生为起点，那么张仃的艺术生涯从此就步入了一个以焦墨写生山水画的创作为人生寄托的诗意栖居与行旅的阶段。

“浮大海，走千山”成为他晚年生活的常态；画焦墨，写篆书，成为他晚年的日课。他带着脑干上的一个瘤子，以惊人的毅力和激情，白发对青山，走遍千山万水，创作了数以千计的山水作品。

“他的焦墨山水画独树一帜，是现当代中国山水画领域的又一个艺术高峰。他的焦墨笔意形式和图式已成为中国山水画的新经典。他的焦墨山水画是献给人民的最后绝唱，是永远高高飘扬的创新旗帜，让人们永远致以深深的敬意。”卢新华以充满深情的语言，对老院长的艺术绝唱给予了高度评价。

张仃与儿童小画家 1997年

张仃在写生

张仃焦墨《巨木赞》 94x440CM 1981年

张仃 《泰山朝阳图》 700x300CM 1983年

张仃 《闺门》纸本焦墨 69x69cm 1995年

最后，我愿抄录书中一段话来结束我对《张仃——中国艺术的骄傲》一书的介绍，这段话对理解张仃特别有用：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他便长期担任美术学院院系的领导，同时又担任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常务理事和书记处书记及其他相关的社会学术团体和机构的重要职务。他的职务、思想和个性，使他成为对艺术精神的守护者。当‘极左’文化艺术思潮横行时，他以自己的智慧守住艺术家应有的境界；当一种艺术思想倾向压倒另一种艺术思想时，他以巧妙的方式让它们互补共生；在封闭的时代，他会迂回曲折地向学生介绍西方现代艺术精华；在改革开放的年代，当艺术思潮过度西化，而无视民族优秀传统时，他又提醒人们不要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即反对民族虚无主义。

当东、西方艺术观念发生冲突时，他会扬长避短，包容万象，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当艺术理论与艺术实践相悖时，他在实践中寻找真知灼见；当形式与内容发生分离，实用与审美发生对立时，他都会坦率直言，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在思想喧哗的狂热中，他以冷静和理性，及时敲响忧思的钟声；在艺术精神迷茫的沮丧中，他又以艺术家的诗意直觉守护着艺术良心，坚持艺术操守，激励人们充满信心，勇敢探索。

这一切都是一个智者的包容精神和思想力量，从而把他所处的特殊时代、曲折发展的文化艺术从窘境中拯救出来，推动着人类文明精神不断前进。”

读完全书，合上封面，再凝视布面烫金的那三行书名，我们会知道，这是实至名归：

张仃

中国艺术的骄傲

中国革命文艺的先锋

中国艺术创新的旗帜 

王鲁湘

清华大学张仃艺术研究中心副主任

中国国家画院研究员

凤凰卫视节目主持人

2018年10月23日于京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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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标签： 延安 毕加索 艺术 壁画 文艺 骄傲 美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