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门户网:贡布里希：从文字的复兴到艺术的革新（中）_复合元音-佛罗伦萨-革新-贡布里希-布鲁-字体-尼科

瓜里诺新见到了尼科利写的一本小册子，为儿童教育而编辑的一本关于正字法［Orthography］的书。它表明，作者本人是个

瓜里诺新见到了尼科利写的一本小册子，为儿童教育而编辑的一本关于正字法［Orthography］的书。

它表明，作者本人是个儿童，他违反一切规则，用复合元音拼写本来已缩略的复合元音却不知羞耻……当词毫无问题的时候，这位白发老者却恬不知耻地引用铜币和银币、大理石雕刻和希腊手稿的证据……让这位梭伦［Solon］告诉我们，如果他能告诉的话，这个时代的在世作者中，有哪一位他不加挑剔……

大约1424年，轮到莱奥纳尔多 ·布鲁尼与尼科利争论的时候，他抓住了这些和其他一些主题。他勾画出一幅生动的漫画式的景象，尼科利大摇大摆地招摇过市，左顾右盼，期待着人们欢呼他为哲学家和诗人，他仿佛说道：

看看我吧，要知道我是多么圣明，我是文学的支柱，知识的圣殿，学说和智慧的标准。倘若周围的人没有注意他，他就会抱怨时代的无知……

这次是布鲁尼证实，尼科利不停地污蔑但丁、彼得拉克和薄伽丘，他藐视圣托马斯 ·阿奎那［St. Thomas Aquinas］和生活于过去一千年中的其他任何人。然而他自己做了些什么呢，把两个拉丁文单词放在一起都不会，年届六十所知道的只是书籍和书籍贸易，既不懂数学又不会修辞，也不通法律。据说他对语法这门适合孩子们学的科目倒挺感兴趣。他沉思冥想什么复合元音……

即使考虑到这些漫画式描写明显的歪曲，它们仍在一个重要方面补充了尼科利的形象。如果说布鲁尼的对话向我们展示了这位为了恢复古代的更高标准而希望与最近的过去决裂的反叛者，那么这些漫画式描写就强调了他在这场战斗中所使用的武器。老人应回学校去，他们甚至不会正确地拼写。

人们很容易把他的此种关注揶揄为无聊的卖弄学问，但是它所引起的憎恨本身也流露出反对者的焦虑，因为显然尼科利常常是对的。拉丁文的拼写在中世纪遭到歧视，这本身并不是新发现。萨卢塔蒂也对正字法感兴趣。但对他来说这无疑不是最重要的问题，他可以轻松自如地修习彼得拉克的遗产，同时又从事古典文学研究，而不把注意力转移到此类细枝末节上。他决不会企图与传统决裂。如厄尔曼在论述萨卢塔蒂的人文主义的著作中十分出色地阐明的那样，中世纪的成分和现代成分在这位佛罗伦萨首相的心灵世界并不发生冲突。对年轻的反抗者们来说，那一定看上去像与魔鬼妥协。他们的“要事第一”方案首先就是拼写。

初看起来，对于将席卷整个西方世界的时尚运动来说，此项方案看上去不像大有希望的开端。因此，在汉斯 ·巴龙的书中，主要把这种学究气的古典主义用作一种衬托来表明布鲁尼的“市民人文主义”，这是可以理解的。这些学究一直被指责为缺乏爱国心、孤高自许的人。我们所了解的关于尼科利的为数不多的事实，并不都符合这个形象。尼科利常常担任公职，有的还是要职。但是，即使尼科利的孑然独立的形象完全正确，也未必证明他可能没有影响事情的进展。认为对拼写及类似问题的关心不可能比最善意地参与当地政治产生更深远的影响，是十分草率的臆断。我们看到，即使在我们这个时代，拼写改革可以成为和旗帜设计同样引起争论的问题。只是，它要取决于这些问题是在什么情况下提出的。

有迹象表明，此类著名的对复合元音问题的关心是一名局外人挑起的。曼努埃尔 ·赫里索洛拉斯［Manuel Chrysoloras］是来自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的受人尊敬的哲人，萨卢塔蒂把他请到佛罗伦萨向年轻的学者们教授希腊文，他对正字法的问题颇感兴趣，或许因为它关系到希腊语姓名的正确音译。听到一位希腊人谈论拉丁语在西方世界遭到败坏，且这一败坏在硬币和墓碑的铭文上得到证实，一定是令人震惊的。etas的拼法显然是错的，应当拼作aetas［时间］，许多类似形式亦然。难怪这些事情可以成为重新强调准确性的象征，成为在反对语言败坏的斗争中高擎的旗帜。

碰巧的是，甚至现在复合元音的问题也能令人勃然大怒。我们只需看一看一位傲慢的英国学者在不得不接受如color［颜色］或labor［劳动］一类词的美国拼法时的反应就足够了。尽管此例中词源学偏爱大西洋彼岸的用法。但是，对那个旧式的“u”的省略在保守主义者的心中是与元音误读［false quantities］甚至对h音的省略相等同的，众所周知，对h音的省略在舞台上和现实生活中标志着未受过教育的伦敦佬。难怪人们在拼写问题上会大发雷霆。萨卢塔蒂仍然坚持michi［路］和nichil［没什么］的中世纪惯用法，并不顾波焦 ·布拉乔利尼的“顽固的”反对，要加强这个粗俗的传统，布拉乔利尼把nichil的拼法称作“罪过与亵渎”。他可能在开玩笑，但他无疑强烈地觉得，有必要恢复古代正字法的纯正性。

在更广泛的上下文中研究一下语言在社会团体的形成中的重要作用是十分有趣的。萧伯纳［Bernard Shaw］笔下的教授希金斯［Professor Higgins，萧伯纳《皮格马利翁》剧里的人物，语言学教授——译注］清楚，语言和口音是进入社会的通行证。但语言不仅仅有这个作用，它可以创造新的忠诚关系。那些宣称对语言有特殊洞察力并严厉批评当前语言混用的纯正癖者总会吸引人们的注意力，并在语言使用者中既激起敌意又激起热切的忠诚。奥地利的卡尔 ·克劳斯［Karl Kraus］就是一个恰当的例子，他是讽刺作家，在他看来，除正确德语的规则外，没有什么事物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而他看到那些规则受到了新闻行话的威胁与歧视。尽管他的捍卫活动在许多方面有益，但他赋予那些学会了发现某些常见错误的人们的优越感，这却是他编写小册子的一个显著的副产品。这种优越感似乎通过他的敬慕者路德维希 ·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甚至传到了英国。维特根斯坦要改革部落语言，他相当成功地增强了那些学会发现其他人的语言混乱的人们的自信心。

我们不必过度利用这种可能的类似情况就可以认识到，尼科利所代表的这场运动的活力可能来自波特所称的“胜人一筹”的游戏。人文主义者们是风格和语言的改革者，在这个领域内，他们可以证明自己比守旧者更优越，那些守旧者仍然把nihil拼作nichil，或把auctor［作家］拼作autor，从而暴露出自己的无知。这种爱好有时可能确实排挤了其他的兴趣。无论如何，尼科利在形而上学问题上并不是具有反抗性的人物。韦斯帕夏诺说，尼科利是cristianissimo［信仰基督教的］，“那些对基督教的真理持怀疑态度的人引起他最强烈的憎恨”，人们没有理由不相信这些话。

尼科利对于形式而不是内容的专注引起了当时以及现在的敌对派的愤怒。在某种意义上，这种专注助长了宗教与哲学问题上的保守主义。对于他以及一个世纪后的伊拉斯莫斯［Erasmus］来说，注意语文学上的准确性与尊重福音书之间不存在任何矛盾。

因此，对形式的强调决非缺点，而是人文主义运动取得成功的另一件法宝。它确立了坚持形式者的优势，却不破坏他们信仰的根基。由此项观察看，正是在那些人中，正是在那个时刻，对文字的关注和态度开始向视觉艺术风格的变化直接转移，这是不足为奇的，我们从瓜里诺那里了解到，尼科利对书籍中的“点、线、面”有多么操心。还有一段讽刺更加明确，它再次抱怨，一群无礼者不尊敬三位伟大的佛罗伦萨诗人，而自己却从未创作过任何东西。

其中的一位可能声称谙熟典籍。但我也许应当回答，是的，无论这些书装订得精美与否，它倒可以使人成为出色的小官吏或书商。因为，这原来是那位职业挑剔者最天才的地方，他希望看到优美的古代字体，而如果它不是古代的字形并用复合元音正确拼写，他就认为它不美或不当。任何一本书，无论多么好，如果不是用古代字体［lettera antica］书写，就不会使他满意，他也不会屈尊阅读。

此处我们知道，当时的人们感到是一时风尚和一个人的做作行为的事情后来影响了整个西方世界，因为正是这种lettera antica［古代字体］首先在意大利取代了哥特字体［Gothic script］，又从那里随着人文主义传播到所有现在使用拉丁字母的地方，包括本书的印刷机。

由佛罗伦萨人文主义者们掀起的这场最初的明确的革新运动的历史，有十分充足的文献记载。艺术史家很可能羡慕古文字学家在此能精确地了解风格上的变化。厄尔曼在《人文主义书体的起源和发展》一书中极其清晰和敏锐地论述了这种变化。幸亏厄尔曼，我们才能够通过特定人物，而不是根据会毁掉历史的那些无个性特征的集体势力与倾向来理解这一发展。这些特定人物都表现了自己的偏爱，做出自己的选择。正如人们所料，这段历史始于彼得拉克，他仍书写哥特字体，但他对他所喜爱的文字特性有坚定的见解。他给朋友写信说，他所希望的不是远看十分悦目而读起来吃力的优美华丽的文字。1395年，彼得拉克的继承人和信徒萨卢塔蒂试图从法国买本书，他写道：“如果你能弄到一本用古代字体写的书，我会喜爱它，因为没有什么文字比这更令我赏心悦目。”

毋庸置疑，萨卢塔蒂所说的字体，是指哥特字体出现之前使用的那种字体，即我们现在所称的加洛林小写字体［Carolingian minuscule］，它确实更为清晰易读。萨卢塔蒂的视力在逐渐衰退，很可能由此缘故他喜欢这种字体；但是他也一定注意到，更早些的写本总体看来能提供更好的原典。他说的“古代字体”甚至表明他可能错误地认为这种写本中最古老的本子可追溯到古典时期。萨卢塔蒂通常写哥特字体（图1），但是厄尔曼表明，至少有一部萨卢塔蒂本人书写的普林尼信件的抄本（这位年迈的人文主义者和首相是为自己抄写的），在这个抄本中他尝试模仿较早的字形。他没有继续这种尝试。乌尔曼所知的第一部标明日期的用新字体书写的写本是萨卢塔蒂的学生和首相职位继位人波焦 ·布拉乔利尼1402到1403年间书写的一个本子［图2］。它仍显露出哥特体的痕迹，但它是以职业抄写员的修养和细心书写的——因为波焦显然在年轻时就是职业抄写员。

此处跟随厄尔曼分析一下拼写的问题会十分有趣，拼写反映了这些人所进行的、引起如此之多的敌意和揶揄的那些讨论。在写本的第一部分，波焦仍写etas，但后来改为aetas。总的说来，他非常小心地使用神圣的复合元音，偶尔甚至过于小心。如厄尔曼所注意到的，他很费力地在不该用复合元音的地方不用复合元音。因此，他有一次把副词fixe误写作fixae，有两次把acceptus误写作accoeptus。

波焦本人在复合元音问题上不会成为极端主义者。但是此处重要的与其说是个别字的拼写法，不如说是对标准化的正字法和标准化字体的强调。我们可以探索波焦为推广新的拼写形式所做的努力，因为我们从他的信中得知，他自告奋勇，承担了为佛罗伦萨人文主义者服务的抄写员们传授新拼写形式的任务。

在1425年6月致尼科利的一封信中，他提到有一名抄写员写字速度很快并“用那种有古典时代风味的字体”［litteris quae sapiunt antiquitatem］书写。那时他手下还有一名法国抄写员，波焦曾教给他litteris antiquis［古典字体］。1427年，波焦抱怨说，他有四个月的时间只是教一名呆笨的抄写员写字，但“那头驴子太蠢了”。也许他花两年的时间能学会。当然，两年之后，抄本讲述了自己的历史；在一部又一部的抄本中我们可以看到littera antiqua［古典字体］传播开了。

就我们所知，身为业余爱好者的尼科利本人的字体写得并不同样完美——实际上就和他很少用完美的拉丁文体写作一样。据厄尔曼说，尼科利反倒发展出了littera antiqua［古典字体］的更草写的实用变体，这种变体在他抄写古代文本的工作中一定得心应手，后来发展为我们称作斜体［italic］的字体。

然而，如果那些挖苦者所描绘的尼科利形象表明了一些实情，那么这个人的真诚的热情对那场文字革新一定起了一份作用，这场革新至今仍影响我们。这是真正意义上的革新：从败坏了的风格和字体向较早阶段字体的回归。奥托 ·佩赫特［Otto Pächt］已表明，十五世纪的意大利的写本的字体和词首字母多么忠实地模仿了十二世纪的范本。他提醒人们注意现藏牛津的1458年拉克坦提乌斯［Lactantius］抄本（图3）和一部十二世纪的格列高利［Gregory］抄本（图4）的类似。

因此，显而易见，littera antiqua［古典字体］（它实际上是一种十二世纪的形式）的传播和我们与菲利波 ·布鲁内莱斯基［Filippo Brunelleschi］的名字相联系的建筑风格的重大变革之间存在惊人的对应。布鲁内莱斯基也摒弃当时流行于欧洲的哥特式建筑模式，转而青睐后来称为all’antica［仿古典］的新风格。他的革新和人文主义抄写员们的革新一样，从佛罗伦萨传遍世界，并在凡是采用或修改了文艺复兴风格的地方立足至少五百年。在这几百年中，人们一直把这种风格看作古罗马建筑的复兴，而到了布鲁内莱斯基的继承者阿尔贝蒂的时期，这种风格才实际成为古罗马建筑的复兴。但是，无论布鲁内莱斯基自己的意图是什么，现代的研究已揭示出，和人文主义者一样，他的哥特风格的替代物与其说得自研究古罗马废墟，不如说得自佛罗伦萨的哥特前的样本，现在我们知道，这些样本是罗马式［Romanesque］的，但他可能认为它们比实际的更古老，更有权威性。

布鲁内莱斯基的成就的地位与重要性当然与萨卢塔蒂及其追随者对字体进行的微小调整处于不同的层次上。然而这种比较对于十五世纪来说听上去也许并不像现在这样过分。洛伦佐 ·吉贝尔蒂与布鲁内莱斯基交往多年，不管他俩到底是什么关系，吉贝尔蒂在《评述集》［Commentarii］中明确地作了这一比较。在论述比例是美的秘诀时，他从人体的例子转到书写的例子：

同样，除非字母在形状、大小、位置与秩序上以及在其各部分可以协调的所有其他可见的方面成比例，否则字体就不会美。

布鲁内莱斯基的第一位传记作者强调，对潜在和谐的发现正是布鲁内莱斯基做出的真正的新发现，他是在思考古代雕像与建筑时做出这种新发现的，在那些雕像和建筑中，“他似乎十分清楚地看出其各部分与骨骼中的某种秩序……他想从那里重新发现……它们的音乐般的调和……”

此处没有必要重复围绕布鲁内莱斯基罗马之行问题的讨论。瓦萨里沿用自同一篇传记的故事强调，布鲁内莱斯基离开佛罗伦萨赴罗马是因为未被授予制作洗礼堂大门的委托，这个故事十分明显地带有武断推想的痕迹，因此不必当真。当然，也不排除这样的情况，布鲁内莱斯基在几次罗马之行期间研究了古代建造拱顶的方法和古代的柱头形式。

然而，根据古文字学的类似情况来看，布鲁内莱斯基这种细节研究很可能是在主要的革新之后进行的。人文主义的字体尤其是大写字母也最终体现了直接取自罗马遗迹的特征，但是bella lettera antica［美的古代字体］的基本结构不是罗马的而是罗马式的。和字体革新一样，建筑革新无疑是出于新生的对古代独有的热情，而它的灵感主要来自当作罗马遗迹来尊敬的佛罗伦萨的古迹。在这方面，有些艺术史家尚未考虑的证据有力地表明这两个革新运动间的联系，因为线索又一次指向尼科洛 ·尼科利和科卢乔 ·萨卢塔蒂。

实际上韦斯帕夏诺告诉我们，尼科利“尤其偏爱布鲁内莱斯基、多纳太罗［Donatello］、卢卡 ·德拉 ·罗比亚［Luca della Robbia］和洛伦佐 ·吉贝尔蒂，并与他们交往甚密”。但是这个证明材料相当笼统，而且日期较迟。在1413年瓜里诺对尼科利的责骂中潜藏着更宝贵、更惊人的证据，那时比布鲁内莱斯基对新风格做的任何最初努力都要早几年。关于尼科利，瓜里诺写道：

这个人为了显得也在详述建筑的规律，他露出手臂，调查古代建筑，勘查墙壁，勤奋地解释毁灭的城市的废墟和半坍塌的拱顶，毁坏的剧场中有多少级台阶，多少根圆柱或者散乱地倒在广场上，或者仍然矗立着；基础有多少英尺宽，方尖碑顶端有多高，这时，谁能不放声大笑呢？人确实患有盲目症。他以为自己会博得人们的好感，殊不知大家处处都在取笑他……

因此，这是一份珍贵的文献，表明尼科利对古代建筑的外观和对古代字体与拼写法一样感兴趣。我们甚至可以推论，这个特定时刻在佛罗伦萨，是什么激发了这种兴趣。人们从萨卢塔蒂一本著名的小册子中发现了线索，十分奇怪的是，它也没有引起建筑史家们的注意。

我们又一次处于论战的背景之中，佛罗伦萨首相萨卢塔蒂力图捍卫和提高佛罗伦萨的尊严，使之免遭米兰人洛斯基［Loschi］的攻击。汉斯 ·巴龙的著作《人文主义的危机》［The Crisis of Humanism］有对这场论战背景的说明。巴龙强调，来自北方的致命危险的时刻如何激起了佛罗伦萨公民的自豪感，当时米兰的维斯孔蒂家族［the Visconti of Milan］已经准备要消灭这最后一个独立城邦。正是在这种爱国主义的宣传中，佛罗伦萨和罗马帝国间传奇般的联系显得非常重要，而萨卢塔蒂力图证明这个断言有确凿的根据。他用艺术史的论据作了证明：

我们这个城市是由古罗马人建立的，这个事实可以由令人信服的设想推论出来。有一个非常古老的传说，随着岁月流逝而变得模糊了，即佛罗伦萨是古罗马人建造的，这个城市有一座朱庇特神殿［Capitol］，旁边有一个法庭［Forum］……还有一座先前的马尔斯［Mars］神庙，贵族认为马尔斯是罗马民族之父，这座神庙既不以希腊风格也不以伊特鲁里亚风格，而完全以罗马风格建造。我再举个例子，尽管那是过去的事情；还有另一件我们民族起源的标志，它一直存在到十四世纪的前三分之一世纪……那是韦基奥桥［Ponte Vecchio］上的马尔斯骑马雕像，是民众为纪念古罗马人而保存下来的……我们也留有按我们祖先习惯建造的输水道的拱形结构的遗痕……至今仍存在着圆塔，大门的筑城工事，现在与主教宫［Bishop’s Palace］相连，凡是见过罗马的人都不仅会看出而且发誓说它是罗马的，这不仅因为它们的材料与砌砖工程，而且因为它们的形状。

还有更多的文献证据说明，当时的人们对我们现在确定为佛罗伦萨“原始文艺复兴”的古代建筑风格感兴趣。乔瓦尼 ·达 ·普拉托［Giovanni da Prato］的《阿尔贝蒂的天堂》［Paradiso degli Alberti］一书，据巴龙确定写于约1425年，正是布鲁内莱斯基进行革新的年代，它包括了关于佛罗伦萨是古罗马人所建的另一段讨论，可能依据的是萨卢塔蒂的说法，但提供了更多的细节。它把洗礼堂（图5—图7）描述为古代马尔斯神庙，这在文艺复兴前的文献中几乎绝无仅有：

可以看到，这座神庙美观异常，是按古罗马人的风俗和方法以最古老的建筑形式建造的。仔细观察并思考一下，那么，不仅意大利而且整个基督教世界的每一个人都会认为它是最非凡、最卓越的作品。看一看里面的圆柱，它们都是用最精细的大理石雕成统一式样的支撑额枋，以最高的技巧和独出心裁的方式支撑着能从下面看到的拱顶的巨大重量，并使地面显得更宽阔、更优雅。看一看支撑着一面拱顶的扶壁墙，以及在一个个拱顶之间极巧妙地构成的侧廊。仔细看一看内景和外观，就会发现，它作为建筑，在一切太平盛世都是有用的，令人愉快的，持久的，妥善和完美的。

当乔瓦尼 ·达 ·普拉托写这段词句的时候，布鲁内莱斯基很可能已经着手复兴这种建筑形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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