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门户网:贡布里希：从文字的复兴到艺术的革新（上）_黑格尔-但丁-佛罗伦萨-彼得-吉尔-亚里士多德-贡布里希

按：当世著名的文化史家彼得·伯克称，贡布里希是微观文化史的杰出研究者，对文化史研究中的黑格尔主义加以猛烈的批判，而在1

按：当世著名的文化史家彼得 ·伯克称，贡布里希是微观文化史的杰出研究者，对文化史研究中的黑格尔主义加以猛烈的批判，而在1967年发表的一篇著名论文《从文字的复兴到艺术的革新》中，使用了比过去更激烈的语言。本期我们推荐的正是这篇名文，它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贡布里希所寻求的文化史研究方法，即一种有别于黑格尔主义的，以情境逻辑来阐释一个时期的大变动的方法。

文化史正在经历一场危机，即由黑格尔的“历史决定论”［historicism］逐渐让位而引起的危机。其影响余波在文艺复兴研究中尤其强烈，因为正是在这个领域，艺术发展与其他领域发展间的联系，对于现代研究来说，比黑格尔这位进步论的哲学家看来远为复杂和可疑，这一点已经得到证明。与其说布克哈特［Burckhardt］不如说是黑格尔把文艺复兴设想为一种统一化的景象，一种向前奔腾的精神浪潮，一个在知识复兴、艺术繁荣和地理发现三个方面同样确实表达了自己的阶段，在黑格尔看来，这三个事实代表了“宗教改革太阳升起之前的曙光”。

可是，黑格尔的这种乐观形而上学理论已经很难吸引单独的历史学家，不过，在人们摒弃了黑格尔关于新时代的概念之后，就很难不面对着互无关联、无法理解的关于往昔的碎片，于是，仍然需要一个统一性的原则。

鲁道夫 ·威特科夫尔［Rudolf Wittkower］是文艺复兴的研究者之一，他表明这个两难推理是不真实的。传统上认为，文艺复兴对中心式教堂建筑的偏爱表现了新的异教化的审美情趣，他对此提出挑战，并且拒绝采用实证主义埋头于一大堆年代数据与平面图的做法。因此他可以表明，在一个特定领域，其观念与形式间有一座桥梁，不必采用新时代与新人这些一般化的概括。

本文的目的是通过再次面对黑格尔的问题来巩固这一成功，并在时尚与运动的社会心理学中，而不是在历史的形而上学中，寻求答案。所试图提供的解答也许尚不成熟，无疑还片面。但是，如果它能再一次表明，倘若我们仿效威特科夫尔，把注意力集中在具体情境中活生生的人，那么，与满足于对“精神”的虚假说明相比，我们甚至更有可能发现一些原典与线索来解释各种不同领域的变化的相互作用，如果本文再次表明这一点，就达到了它的目的。

文艺复兴是人文主义者们的作品。但是人文主义者这个词对我们来说不再表示他们是“对人的新发现”的先驱，而是表示umanisti，即这样一些学者，他们既非神学家亦非医生，而只是专心研究“人文学科”，即语法、辩术和修辞这trivium［三艺］。我们肯定会问，人们致力研究的这些科目怎么竟会导致不仅在古典文化研究中而且在艺术中最终甚至在科学中的一场革命？是什么引发了改变欧洲的天翻地覆的变化？

如此征服世界的任何一场运动必定会提供某种东西，使其在潜在的皈依者眼中确立它的优势。如果它提供的东西是有用的发明，历史学家几乎无须苦思冥索就能理解它为何受到欢迎。火药从东方传到欧洲，很快即被接受，其原因我们了如指掌，大约1300年在比萨首次发明的眼镜也很成功，对此不必惊讶。然而，种种“运动”向它们的新支持者提供的，一般是不太明确但在心理上却更重要的东西。它们给支持者提供一种相对于他人的优越感，一种新的威望，一种在逞强而战的重要战斗中的新武器，英国幽默家斯蒂芬 ·波特［Stephen Potter］十分贴切地把这种战斗描述为“胜人一筹”的游戏。早期人文主义者们显然两者都可提供，既有真正的发明或至少是发现，使其能在某些方面建立起超乎较守旧的学者们的优势，也有对那种优势的新的强调，一种压倒一切的新魅力与自信，即使它起初是建立在不稳定和狭隘的基础之上。如拉斯金［Ruskin］曾说过的那样，人文主义者们“突然发现，十个世纪以来，世界一直处于无语法的状态，他们便立即把人类存在的目的定为建立语法……”

这种解释近年来确实日益受到挑战。许多研究这个时期的学者开始强调“市民人文主义”［civic humanism］在诸如科卢乔 ·萨卢塔蒂［Coluccio Salutati］和莱奥纳尔多 ·布鲁尼 ·阿雷蒂诺［Leonardo Bruni Aretino］等伟大的人文主义者的观点中的重要性，这些人文主义者除语法外无疑还关心许多事情。问题仅仅在于是否正是这些其他的事情保证了人文主义的崛起和最后胜利。似乎到了再次把注意力集中于这场运动的那些代表人物的时候。现在，那些人有时因专门潜心于古典文化研究而受到指责。人们一致认为，在那些代表人物中，最杰出、最极端的例子是佛罗伦萨的富商尼科洛 ·尼科利［Niccolò Niccoli］（1367—1437）。

每一位研究这个时期的学者都熟知对年老的尼科利那段生动、迷人的描绘，那是布克哈特从韦斯帕夏诺 ·达 ·比斯蒂奇［Vespasiano da Bisticci］撰写的传记中援引的：“总是身穿一件最漂亮的长可及地的红袍……在男人中他是最整洁的……就餐时使用最精致的古色古香的碟子……酒杯是水晶的……看到他这样坐在餐桌旁，像是来自古代世界的人物，的确是高贵之躯。”

韦斯帕夏诺这部优美的传记，字字句句都流露出他对尼科利的崇敬，他为自己依然能认识尼科利而感到自豪［尼科利去世时，韦斯帕夏诺已经16岁——译注］，并把他描述为经历了发现新原典和新资讯的令人兴奋的潮流的那些伟大热心者的中心人物。从波焦 ·布拉乔利尼［Poggio Bracciolini］、安布罗焦 ·特拉韦尔萨里［Ambrogio Traversari］、布鲁尼、奥里斯帕［Aurispa］等人的信件中，我们可以肯定韦斯帕夏诺并未夸大其词。尼科洛 ·尼科利是这样的人物，各种发现都从国外报告给他，他再传递资讯与抄本。他的图书馆证实了他的勤奋和他对古典文化研究事业的献身精神，这个图书馆后来归圣马可教堂［San Marco］所有。

尼科洛 ·尼科利去世几十年后，韦斯帕夏诺回首往事，尼科利身为这场人文主义运动发起人之一的角色已不再是争论点了。“可以说，他是希腊和拉丁文字在佛罗伦萨的复兴者……尽管彼得拉克［Petrarch］、但丁［Dante］和薄伽丘［Boccaccio］为复兴希腊和拉丁文字做了一些事情，他们的努力却未达到由于尼科利的努力所达到的高度。”这个貌似简单的句子却仍然概括了尼科利一生的主题，即他对佛罗伦萨文学三杰（彼得拉克、但丁、薄伽丘）的矛盾心理，如果要真心地恢复古希腊和拉丁的标准，就必须超越他们。我们从韦斯帕夏诺那里获悉，正是他对这些标准的崇尚，导致了尼科利本人从未发表任何作品。他的品位十分挑剔，以致他从未使自己满意过。

甚至在这段理想化的生动描写中，也能够看出尼科洛 ·尼科利属于这样一种类型的先驱，他们可以称作催化剂，即这样一些人，他们仅仅通过他们的存在，通过谈话与争论就能导致一场变革，但是，倘若其他人未留下关于他们活动的记载，他们就不会为后人所知。苏格拉底［Socrates］是最突出的例子（宗教领袖们除外）。和苏格拉底一样，尼科利主要以恶意的讽刺和虔敬的唤起想象的双重形象为我们所知。人们把他挑出来进行粗野的谩骂，或者记述他是许多人文主义对话的对谈者；在佛罗伦萨最富有创造力的时期，这些对话试图在那里唤起讨论的气氛。

这些对话中最重要、生动的一次是在尼科利三十五六岁时进行的，它是莱奥纳尔多 ·布鲁尼著名的《献给彼得鲁斯 ·希斯得鲁斯的对话录》［Dialogi ad Petrum Histrum］中的第一篇对话；这场对话的最高潮是尼科利对但丁、彼得拉克和薄伽丘的肆意攻击，现在人们常常为此而援引这段对话：

你提醒我的这些但丁，这些彼得拉克，这些薄伽丘的文句都是些什么东西？难道你指望我以俗人的见解做出评价吗？和大众一样赞成和反对它们吗？……我一直怀疑大众，而且不无理由。

但丁除时代错误和其他错误之外，还缺乏使用拉丁语的能力。尼科利刚刚阅读了但丁的一些信件：

天哪，没有人如此无知，写得这样糟却不觉得羞愧……我要把你这位诗人排除在文化人之外，归入羊毛工之列……

在对彼得拉克和薄伽丘进行了类似的攻击之后，尼科利大声说道：“我的评价是，西塞罗的一封信和维吉尔的一首诗比这些人的拙劣文字垒叠在一起还要高得多。”

除非在这篇对话的上下文中阅读，否则这段耸人听闻的咒骂很难理解，更不用说宽恕了。因为布鲁尼对背景和辩论都作了精心描写，使读者对这段指责佛罗伦萨最引以为荣的传统的对话有所准备。在开头的一节，读者看到既是学者又是哲人的首相科卢乔 ·萨卢塔蒂在彬彬有礼地责备年轻人布鲁尼、罗伯托 ·罗西［Roberto Rossi］和尼科洛 ·尼科利，因为他们忽视了关于哲学问题的讨论和辩论。尼科利同意这些做法是有益的，但是哲学问题不值得探索并非他的过错，而是他们所处时代的过错。

我看不出，时代如此恶劣，书籍如此匮乏，人们怎么能彻底掌握辩论。因为在这样的时代，还能发现什么有价值的技能、什么知识不是混乱的或者不是极其退化的呢？……在这些岁月，大部分书籍已经毁灭，残存的书籍也错误百出，无异于佚失，你认为我们又怎么能学习哲学呢？确实，有许多哲学教师都允诺教授这门课程。倘若他们教授自己都一窍不通的东西，那么我们时代的这些哲学家们一定是多么杰出的人物呀。

他们服从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的权威，然而他们当作亚里士多德的话来援引的那些粗鲁、严厉和刺耳的词句不可能出自西塞罗所描述的亚里士多德的文风，西塞罗写道，亚里士多德是用温柔得难以置信的笔调写作的。哲学如此，所有人文学科亦然。并非现今没有人才，或者没有学习的愿望，但是没有知识，没有教师，没有书籍，一切都办不到。“瓦罗［Varro］的著作在哪里，李维［Livy］的历史著作在哪里，萨卢斯特［Sallust］或普林尼的著作又在哪里？要列举所有佚失的著作，花一整天的时间也不够。”萨卢塔蒂正是在这里插话，叫他的对手不要夸大其词，例如，他们有西塞罗和塞内加［Seneca］的著作，并且提醒尼科利，他们还有那三位伟大的佛罗伦萨人的著作［即彼得拉克、但丁、薄伽丘——译注］，从而最终引起上述的发作。

在第二篇对话中，攻击已经被收回了。尼科利强调，他说这些令人无法容忍的话只是要刺激萨卢塔蒂［Salutati］颂扬佛罗伦萨的“三人组”［triumvirate，指上述的文学三杰——译注］。既然赞辞迟迟没人说出，所以要表明他能正话反说，不失时机地称赞这三位伟人。

两次对话的对比如此惊人，汉斯 ·巴龙［Hans Baron］断定，它们不可能出自同一时期，一定是对话者转变了观点，至少是布鲁尼转变了观点。但是，除双方同意有效的争论是修辞学传统的一部分这个事实外，尼科利的观点拐变也许并不像表面看来那样完全。布鲁尼插进一个恶意的玩笑，这个玩笑结果却转弯抹角地撤回了最初说的关于维吉尔和西塞罗的话：“有人宣称，根据他们的评价，维吉尔的一首诗和西塞罗的一封信高于彼得拉克的所有作品，”这次尼科利说的是，“我常常把这句话颠倒过来，说，我喜欢彼得拉克的一次演讲甚于喜欢维吉尔的所有信件，我对彼得拉克诗歌的评价比西塞罗所有诗歌要高得多。”当然，众所周知，西塞罗的诗十分糟糕，我们也不拥有维吉尔的信件。因此，这种撤回是十分适当的。

毫无疑问，正是对名人的大为不敬当初吸引了尼科利的注意力；在这种类型的变革中，获得注意就是成功的一半。对权威的作弄，“烧掉博物馆”的呐喊，属于我们将其与新运动联系起来的“弑父”仪式。但是第一篇对话也向我们表明这场攻击自有其牢靠的基础。人文主义者刺探了敌人的防御工事，找出了最薄弱的部位。他们抱怨缺乏好的原典，这是正确的，他们怀疑大学所教授的亚里士多德学说，这是正确的，他们要求在这样的情况下必须首要之事第一，而最大的需要是弄清古人们实际上写了和教导了些什么，这也是正确的。没有这些预备步骤，在依赖于权威的框架内就不会产生有效的争论。我们当中有人目睹了当代学术中对于哲学史家们的大概括所作的即使不那样惊人也是类似的反抗，对于这些人来说，这种倾向并不陌生。当时的反叛者遵从自我否定的教仪，以便为前人乏味的修辞赎罪。对那些反叛者来说，获得原典和宪章的正确版本几乎具有道德上的意义。

对照这个背景来看，尼科利等人所引起的敌对态度及其最终在欧洲的胜利都更可理解了。有许多关于这种敌对态度的文献。已知的对尼科利等人的正式“谩骂”就有五篇，其中包括诸如瓜里诺［Guarino］和布鲁尼本人等同属最伟大的人文主义者的恶意攻击。他们对尼科利抱怨的要旨总是相同的：对伟大的佛罗伦萨诗人们的不敬，极度傲慢但又缺乏富有创造性的成就，对手稿的外在形式与拼写过于讲究并愚蠢地卖弄学问，而不是对其意义感兴趣，等等。

因此，奇诺 ·里努奇尼［Cino Rinuccini］在他约1400年所写的谩骂文章中佯称，他的“神圣的愤怒”迫使他离开佛罗伦萨，以避免一帮空谈得空洞无聊的讨论来求得宁静。

为了在公众面前显得学识渊博，他们在广场上大声谈论古人有多少复合元音，为什么现今只有两个还在使用……古人在诗中使用过多少音步，为什么现今只用扬抑格［anapaest］……他们以这样放纵的胡思乱想度时过日……但是词语的意义、区分、意味……他们却不用功去学。关于逻辑学，他们说那是一门深奥微妙的学问，用处不大……

文章又依此类推地谈到人文学科的整个领域，指责这些傲慢的家伙对其中每一门学科都不予考虑，而作者觉得应捍卫它们免遭“无赖”的攻击。里努奇尼并未提到那些触怒他的人。瓜里诺1413年写的谩骂文章更加针对个人；尽管他未说出被骂者的名字，却一定很容易识别。这封信存在两个版本，都包括这样一个指责的要点，即尼科利忘记了“捉苍蝇的不是鹰而是蜘蛛”。其中一个版本相当详尽地阐述了这一点，语言充满了强烈的讥讽，把尼科利描写为“几何学”的研究者。

他认为书籍的其他方面十分多余，因此忽视了它们，而把自己的兴趣和才智消耗在手稿的点（或圆点）上。至于线，他多么精确、多么冗长、多么优雅地讨论它们呀……当他十分精确地论述说与其用铅和尖笔不如用铁的尖笔画线条的时候，你会以为听到了狄奥多罗斯［Diodorus］或托勒密［Ptolemy］的声音……至于纸张表面，他的专门知识是不会闲置不用的，他滔滔不绝地加以赞美或指责。如果最终结果只是对字母形状、纸张颜色和墨水种类的讨论，花费这么多年的时间岂不太无意义了吗……

作者：贡布里希，来源：维特鲁威美术史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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