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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教门户网:为父奔丧却被左宗棠写信狂骂-曾国藩做错了什么?_曾国藩-左宗棠-江西-皇帝-咸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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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自朋友的伤害:和左宗棠翻脸咸丰二年(1852),曾国藩出山,那时候他母亲逝世,他本来是要回家去守丧的,可是郭嵩焘劝了他几句,他父亲劝了他几句,他就出来了,没有太多的波折。而这一次,咸

    来自朋友的伤害:和左宗棠翻脸

    咸丰二年(1852),曾国藩出山,那时候他母亲逝世,他本来是要回家去守丧的,可是郭嵩焘劝了他几句,他父亲劝了他几句,他就出来了,没有太多的波折。而这一次,咸丰七年(1857)二月,他听到父亲逝世的消息,就向皇帝发了一封丁忧奏折,报告父丧,然后不等皇帝对这个折有什么指示,九天后就离开江西,直接回到了湘乡老家。

    我们可以比较一下曾国藩两次守丧的表现。母亲逝世,他尚未担负军务重责,完全可以推辞团练大臣的任命,这一次呢,身上有如此重要的责任,他却“擅离职守”,撒脚就跑。不客气地说,父亲的死对他来说就是一个解脱的好机会。咸丰皇帝或许知道他有牢骚,想借回乡料理丧事的机会调整心情,但没料到他是这么回事,是不干了。于是,皇帝给他批了三个月的假,说假满之后还是得回军营。

    按道理,回去三个月,处理各种事情的时间足够了,按照上次母亲逝世曾国藩的做法,应该会按时再次出山。可是,三个月假期一到,曾国藩不动身,而是再上一封奏折,说要休满二十七个月。这是清代的制度,官员父母有丧,就要回家守满三年之制,所谓三年之制,并不是说休满三十六个月,而是休足二十七个月就够了,等于打了七五折。曾国藩说,三个月不够,我要再休二十四个月。

    说到这里,要插叙几句。咸丰五年(1855)二月,曾国藩上《统筹全局折》,里面有一段话,是名句,他描述自己在江西的苦困,说:“每闻春风之怒号,则寸心欲碎,见贼帆之上驶,则绕屋彷徨。”春风,就是东风,风自东来,正好与太平军水师“西征”的方向一致,顺风满帆,占了先机。所谓“贼帆之上驶”,指太平军水师向长江上游进攻。那个时候,他的水师都打没了,已经无法控制长江,太平军要上来,他也没办法,因此,他“每闻春风之怒号”,“每见贼帆之上驶”,就“寸心欲碎”,就“彷徨”无寄。

    他用这么文学化的语言写给皇帝看,就是想表达他多么需要来自皇帝的支持,有了这份支持,其他环境再差一点,他也能坚持下去。但是,皇帝跟他的关系,在此期间已经趋于破裂,他再怎么“哀号”,皇帝也无动于衷。所以他觉得再待下去,怎么也不会有好成绩。而且,他也曾经很直接地向皇帝要地方官的权力,他说过,如果没有巡抚这样的职位,任何人在这个地方都不能打好仗,另外,在报告父亲逝世的奏折里,他也提到这件事。甚至,最后回到湘乡,三个月假满,他打报告请求续假,还是透露出一丁点儿希望,说如果给他一个地方职位,那他可能还会回来。

    皇帝肯定能看懂这个意思,但是,除了同意曾国藩休满剩下的二十四个月丧假以外,皇帝再没有多说一个字,对曾国藩需要地方权力的请求视而不见。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曾国藩彻底灰心,在皇帝同意他续假之后,上折谢恩,又在附片写了短短的几句话,说,从今以后,若没有什么非常重要的事情,我就不会再“专折奏事”了,也就是说,湘军的事情我再也不管了,朝廷的事情我再也不问了。牢骚满腹,心绪恶劣,正常人尽管不能帮他做点什么,少不了可以安慰他几句。只可惜皇帝贵为天子,不是常人,看了之后,文宗仍然没有理他,就批了三个字:“知道了。”

    一个官员按照礼仪,为父母守丧,应该要满三年,但是,如果军务在身,或者负责其他特别重要的公事,皇帝就会下一道特旨,命令这个官员坚守岗位,不要回家守制。这是所谓“夺情”。我们再看曾国藩的情况,他不接受夺情的命令,直接就回了家,皇帝那边,通过奏折圣旨的往来,作了交代。他还有朋友,有义务向朋友们介绍这次拒绝夺情的情况。于是,回去不久,他写了一封信给左宗棠,说,所以要拒绝夺情,有三个理由:第一,当然是父子情深,身为人子,必须尽孝,必须尽礼,所以我回来了,这叫人子之道。第二,我出山以来,功劳少,错误多,我的能力不足以改变江西的局面。这就有点牢骚了,表面上说自己不行,其实是说各方的支援不力。第三,目前大局,比我在江西的时候要好,就算我不回江西,各位朋友同事也能把事情办成功。

    左宗棠看了这封信,十分生气,回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谴责曾国藩,甚至是怒骂曾国藩。

    他采用逐条批驳的方式,说,你第一个理由是要尽孝,因此你不能不回去。但是,圣贤书里早讲了:“金革之事无避。”金革,指军事,这句话的意思是,军务在身的人,不能因为回家奔丧守制的理由而离开。传统中国提倡以孝治天下,所谓父为子天,父亲死了就是天塌了,天都塌了,还做什么官?因此,儿子在做官的,不管做到多大的官,都得回去,不能因为现在官做得好做得大,父母之死也不管不顾。

    守制,主要是从孝道出发来考虑问题,但是,我们又知道,传统中国还有一个“忠”的观念。“忠”与“孝”,有时候是会发生冲突的。为国家尽忠,为国家做事,突然碰到家里出了这种事情,怎么办呢?古人想出了一条原则,那就是放弃小家,顾大家,所谓“移孝作忠”,所以有“金革之事无避”这一说。表面上,为了国家的大事,而不顾家庭的丧事,这是违礼、夺情,但其实,为国忘家,反而是遵守了一种更高级的“礼意”。表面上是夺情,其实是遵礼。左宗棠以此批驳曾国藩,当然很有道理,因为这是汉唐以来所有中国士大夫都接受的原则。曾国藩仅仅因为要去守丧,就撇开军事不管,是违背这条原则的。

    对于曾国藩说的第二点,个人能力差,不足以改变江西的局势,功劳少、过错多;左宗棠就用了更猛的话来批评他。左宗棠先举了一个例子,说,身为人子,有聪明的、有愚蠢的、有能干的、有不能干的(“智愚贤否”),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有父亲。那么,他们的父亲死了,他们都应该为父亲守制。你不能说,聪明的、能干的就不用守制,因为他要干别的事情;愚蠢的、不能干的,他就应该回家去守丧,反正也干不好别的事情。

    曾国藩自己说能力不够,左宗棠就把他归到愚蠢的、不能干的一列。他说,你可不能借口聪明能干的就可以破坏规矩,愚蠢不能干的才要遵守规矩,你这样说话,对聪明能干的人来说,岂不是伤了他们的心?再说,曾国藩你虽然愚蠢一点,不能干一点,你还是可以有一份心尽一份心,有一份力出一份力,但求耕耘,不问收获啊。天下人不会因为你干不干得成而作为评价你的标准,而会因为你毅然决然地坚持去做而谅解你。真正的孝子,不会因为父母病入膏肓,存活概率不大,而对父母实施“安乐死”。同理,真正的忠臣,也不会因为事情陷入困境,难以挽回,就撒手不管。你这样做,就像那种不孝之子,不忠之臣,“非礼”“非义”。

    这几句话,骂得很凶,俗话说打人不打脸,还有句话叫不要诛心,左宗棠对曾国藩,这两点都做到了。你不是说你的功劳少过错多,在那边处理不了事情,要回来吗?那我告诉你,我压根没认为你本事大。但是,你本事虽然不大,照样可以留在江西,继续办事;我对你的期望并不高,不是看你能做出多大成绩,而是看你做不做,不是要求你的成效,但要看看你的品德好不好。哪晓得你用这个当借口,悍然跑回家,可见,你这个人不但能力差,品性也差,不遵礼也不讲义气。

    接下来,左宗棠不解恨,还要继续骂。他说:“老兄之出与不出,非我所知也。”——我“苦口婆心”劝你,你最终是听我的话再回江西,还是不听我的话赖在湖南,我不知道,我也不关心。我也没指望你真能听我的,但是,这个道理我得告诉你。接下来,说:“出之有济与否,亦非我所敢知。”——你若真听了我的话,再回江西,那是件好事,但是,回去之后,事情能不能办好,局面会不会有转机,这我不知道。“非所敢知”比“非我所知”的语气更强,更具否定性。那么,为什么要给你写这封信呢,“区区之愚,但谓匆遽奔丧,不俟朝命,似非礼非义,不可不辨”。

    劝人有各种各样的方式,若说左宗棠仅仅是为了骂曾国藩,过过嘴瘾,因而写了这么一封信,倒不见得。更有可能的是,他想用直接而不留情面的言说,戳穿曾国藩微妙、遮掩的心境。左宗棠并不是不知道,曾国藩在江西受到了多么大的委屈,以及他之所以回来就是因为皇帝没有答应他提出的正当条件。然而,他能够理解,却不一定赞成。不赞成曾国藩仓促离营,更不赞同曾国藩的小聪明。

    左宗棠认为,曾国藩应该把苦衷明白宣示,不能借口说是因为父丧才回家,尽管父丧是个事实。左宗棠就是要揭穿他这种微妙的心思,就是要把曾国藩的心掏出来,做个无情的解剖。曾国藩不是傻子,他当然能看出来,左宗棠用大义来责备他,语气虽然重一点,毕竟是为他好,夹杂几句过分的话,也是无伤大雅。可是,左宗棠骂得兴起,写到后来,尤其从“老兄之出与不出”这一段开始,就已经不再就事论事了,而带了人身攻击的意思。

    曾国藩会想,我还没出来呢,你怎么就知道我出来也办不好事呢?太瞧不起人了!如果左宗棠在批驳了曾国藩的三个理由之后,笔锋一转,化刚为柔,说,看了我的信,你出不出来我不知道,但是,我相信,你出来肯定对江西大局有帮助,在江西,将士们翘首盼望他们的主帅,在湖南,我也一定帮你做好后勤支援,大家一齐努力,事情总会变好。

    如果这样劝,曾国藩应该容易接受,说不定羞愧交并,就此回心转意了。左宗棠却偏要说一句:“出之有济与否,亦非我所敢知。”曾国藩因此就激动起来,左宗棠你到底是要我回去,还是不要我回去?我回江西,你却说我去了也没什么用;我不回,你又说我非礼非义,不忠不孝。那么,我曾国藩到底往哪去才对,怎么办才好呢?话都被你说完了,路也被你堵死了,你真狠啊,左宗棠!

    我们现在只能看到他们的通信,书面文字“现场感”不强。我们不妨设想这样一个场景:左宗棠口沫横飞,拎着曾国藩骂了大半天,眼看骂完了没词了,左宗棠要走了,曾国藩也松口气了,不成想,左宗棠走出没两步,还不解恨,回过头来,又往曾国藩身上踹了几脚,还吐了几口唾沫,不给曾国藩留一丝一毫的面子。仿佛能看到,左宗棠临走,冷笑一声,说,你以为我会又打又摸地安慰你,说你复出后事情会有转机,局面会变好。我告诉你,这只是你的奢望。我不会!缺了你地球照样转,缺了你江西照样会变好,你别臭美!爱出不出。哼哼!

    地球缺了你照样转,这就是左宗棠的总结。我们知道,曾国藩的涵养不错,但是,修养也有一个极限,是个人就会有脾气。这会儿,曾国藩的修养还没到唾面自干的程度,终于,他受不住了,他决定,跟左宗棠绝交。

    一念绝交,自然曾国藩就不会给左宗棠回信了。如此重要的信,这么激烈的言词,竟然得不到曾国藩的回复,左宗棠也就明白了几分,怕莫曾国藩真要跟自己绝交。当然,绝交信是不会写的,曾国藩不回信,不为自己辩解,不批驳左宗棠的盛气凌人,窝在家中,一语不发,就是最恰当的绝交宣言。事后左宗棠自觉过火,给他俩共同的朋友胡林翼写信,说,我坚信,道理全在我这边,只是,我讲道理的方式可能有点太粗暴了,“忠告而不善道”。

    左宗棠就是这样一个人,总的来说,还是能够就事论事,不论跟谁辩论,最后总结一下错在谁对在谁,该认的错他绝对会认,但是,他最多认一分两分,其他八九分,都错在对方。他一辈子都不太愿意承认自己是过错大的一方。这封信,我们实事求是地说,也不能说就写错了,确实就像左宗棠自己讲的,忠告而不善道。他知道,曾国藩真跟他翻脸了,为了印证自己的判断,他还问了其他的人,像胡林翼、刘蓉、郭嵩焘,他们都说,曾国藩这一阵子很烦你,你最好别再骚扰他。

    曾、左两个人最终还是要和解。毕竟都是成年人,毕竟两人没有杀父之仇、夺妻之恨,数十年的交情,不能轻易毁于一旦。有趣的是,提出和解的,不是伤人的左宗棠,而是受伤的曾国藩。

    咸丰八年(1858)六月,曾国藩再次出山,经过长沙,专门选了十二个字,作了一副对联,请左宗棠为他写这副对联,挂在自己的书斋,用来自儆。哪十二个字呢?是:“敬胜怠,义胜欲;知其雄,守其雌。”这副对联的内容,并非针对他们之间的友谊破裂,但是,下联可以当作曾国藩对左宗棠给他那封信的简单回应。“知其雄,守其雌”,“雄”“雌”,在此可以解读为,一个人,要知道自己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就是“守其雌”,能力达不到的地方,自己得知道。知道了这一点,那么,尽量别让自己去突破自己的能力,干一些力所不能及的事。同时,又得知道自己能干什么,这就是“知其雄”,知道自己能干什么,就要责无旁贷当仁不让地去做。所以说,下联可以视作曾国藩对左宗棠的回应。在请左宗棠为其题写对联的时候,曾国藩在长沙待了一个星期,每天都跟左宗棠谈话到深夜,再不久,他还向皇帝推荐左宗棠,将他调入湘军的“管理层”,参与“实战”。左宗棠受邀,很开心,跟着曾国藩去了江西,然后又往安徽、浙江,征战不休,最终建立勋业。

    这可以视作曾左两人因为咸丰七年(1857)的通信而引发的矛盾,到此完全消除。

    本文摘自《湘军崛起》,作者谭伯牛,岳麓书社出版。

    原标题:为父奔丧,却被左宗棠写信狂骂,曾国藩做错了什么?

    来源:岳麓书社(微信号ylss1982)

     

    关键字:曾国藩,左宗棠,江西,皇帝,咸丰
    内容标签: 曾国藩 左宗棠 江西 皇帝 咸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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