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门户网:蒋成龙：眼学与科学——量化标准成难题_-量化-器物-因素-专家-研究-判断

　　一般来说，“鉴定”意为“与标准器进行对比”，所谓“标准器”则是指受到国家认可的器物，

　　一般来说，“鉴定”意为“与标准器进行对比”，所谓“标准器”则是指受到国家认可的器物，此类物品大多出自考古挖掘或流传有序的馆藏品。

　　然而这一方法存在两种矛盾：首先，样本的权威性、涵盖范围、数据稳定性等经常遭到质疑，影响鉴定结果。例如，由于种种原因，齐家文化时期与三星堆文化时期的国家标准器出土甚少，不足以覆盖市面上流通的玉器藏品类别，难以通过大量对比研究。幸运的是，随着陕西神木石卯遗址的官方挖掘和研究取得成功，齐家文化玉器的研究终于有所进展。可惜，三星堆文化和一些其他类似情况的藏品就没这么幸运了。

　　第二则是关于“量化”标准的可行性问题。在器物鉴定的过程中，关于该器物的各方面信息都将被纳入考量范围之内，其中包括尺寸、材质、工艺等“可量化”指标，以及造型、风格等“不可量化”因素。业内通常以“经验鉴定”和“科技鉴定”对此进行区分，这也是引发矛盾的根源。由于我国历史上的艺术和文学领域常以主观方式进行创作和描述，因此对很多判断因素的量化造成了困难。

　　1995年，浙江一位王姓藏家在杭州举办的拍卖会上以110万元人民币拍得了署名为张大千的《仿石溪山水图》。不久后，王先生经过专家鉴定发现此作为仿品，进而向拍卖公司提出退货。拍卖公司也请专家鉴定，认定此画为真迹无疑，拒绝退货。最终双方只得在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通过诉讼解决。由于当时《拍卖法》仍未颁布，因此法院根据《经济合同法》等相关依据，以双方合同的事实方面为依据判决王先生败诉。王先生又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了申诉。1998年12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请求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请出10余位书画鉴定专家，对该作品进行了专门的鉴定，并一致认为该幅作品为赝品。1999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最终判决以王先生胜诉为这场历时4年的案件划上了句号。笔者认为，书画鉴定可谓古玩鉴定中的“老大难”，最容易产生争议，且仿品的比例居所有收藏门类之冠。尽管案件审理的过程和鉴定方式符合法律程序及行业规则，但笔者也不禁自问，“以支持专家的名气和数量寡众”为判断条件，真的就“科学”吗?真理是以支持的人数多少来判断吗?除此之外还有别的办法吗?

　　翻开史籍，随处可见“薄如蝉翼”“其色如血”“其光如霞”之类的描述。那么蝉翼到底薄到几毫米?血色到底是国际标准蒙氏(Munsell)色卡中的哪个色彩区间?如霞到底描述的是某种光学特性还是色彩组合?这些都没有非常明确的定义，在那个年代更没有照片或其他影像资料佐证。再有所谓线条“坚毅挺拔”，笔锋“苍劲有力”，工艺“皇家风范”等等，都是非常模糊的概念，且具备一定的突发和随机性。官方物品不是样样精品，民间物品也不是个个草包，显然不能一概而论。更何况在源远流长的历史之中，某些过渡时期的艺术同时具备了多个风格，亦或是在原有基础上略微变化和发展。这些因素只能通过鉴定者长年累月的研究，仔细用心的观察，对艺术发展史和审美本身的不懈修炼，才能逐渐体会其中的区别，做到慧眼识真。

　　如此说来，“可量化”标准就一定没问题吗?也不尽然。随着科技和鉴定方法的不断进步，如今包括光折射仪、近红外光谱扫描、X射线检测、荧光分析仪检测、光电放大镜微痕研究、碳/锶同位素检测等“科技鉴定”手段越来越成熟，也开始陆续在行业内普及。然而，受限于样本数据库涵盖范围、样本特征的随机性和突发性等因素，很多时候其数据的解读也会产生争议。单就矿物结构、化学元素等数据看来，全球各地的透闪石/阳起石矿物都具备“和田玉”(含水的钙镁硅酸盐)的材料特征，而从其微量元素和显微结构几乎无法判断具体产地，最终只能依靠专家的经验进行推测。再有诸如拼接、修复的器物，其材质特征虽然在仪器面前几乎可以做到一览无余，但其成因和人为改造的情况仍需具备专业知识和经验的鉴定师进行判断和评估，决不能一概而论。

　　由此可见，鉴定绝不是，至少不仅仅是“看一眼”，或“过下机器”就能解决的事情，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理想情况下，以科技鉴定获得的数据作为参考，以经验鉴定作为切入点，综合考量各方面因素给出的鉴定意见更加值得信赖。不过，受限于设备条件、专家自身的知识结构等各方面原因，能做到这一点的个人和机构屈指可数，且在对数据的解读方面也有意见相左的情况。在日常的研究和鉴定工作中，笔者经常遇到一些“不真”但也“不假”的情形，并不像很多人想象的“非黑即白”。其中最关键的因素取决于如何界定“真”这个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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