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古称钱塘,历代文人荟萃,自古便为文化胜地。一城之内所留墨迹、金石碑刻颇多。杭州金石文化有其独有特色,皇室秘府、书画家、篆刻家、收藏家、鉴赏家、文人雅集等形式丰富。
又以南宋最为独特,皇室及其官宦从事书画、刊刻法帖蔚然成风,其法帖及原石至今也有许多留存,如《宋刻淳化阁帖》原石,是金石学的大事。摩崖、西湖、文澜阁、龙井茶、灵隐寺、飞来峰、西泠印社、胡雪岩故居、六和塔、雷峰塔、杭州碑林、太庙和良渚文化遗址等形成了独树一帜的杭州金石文化面貌。
杭州西泠印社全图
先秦到两汉时期,现藏浙江省博物馆诸多该时期的青铜器及铭文是杭州金石文化的一座高峰。现存于杭州西泠印社的《三老碑》,是杭州现存年代最早的碑刻,高93厘米,宽42厘米,东汉建武二十八年(公元52年)刻。碑额断阙,碑文保存完好,计217字,书体介于篆隶之间,浑厚遒劲,被誉为东南第一石。
三国至隋唐时期是杭州金石学的发展期。孙权、葛洪、王羲之、王献之等名家对杭州多有流连,留下了众多的法帖。
唐代在碑刻书法艺术方面取得的辉煌成就至今仍为人赞叹,这一时期书家辈出,名碑、墨迹数量繁多。钱塘的褚遂良、萧山的贺知章、寓居杭州的白居易等为杭州书法金石文化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杭州吴山青衣洞题名洞口石壁,今尚存唐开成元年(公元836年)南岳道士邢令闻、钱塘县令钱华、道士诸葛鉴八分书题名,这也是杭城年代较早的石刻之一,字迹法度森严,清秀工整。
两宋时期是杭州金石文化的繁盛时期。宋代书法名家辈出,杭州本籍唐询、林逋、沈辽、钱勰、吴说等以及在杭州任职的苏轼、米芾、林逋、杨万里、米友仁、姜夔等人,也留下了众多的墨迹碑刻,杭州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可见一斑。尤其以宋高宗赵构为首的皇亲贵族大力提倡书法和法帖,为杭州留下了脍炙人口的书法金石法帖。
元明时期,由于政局的动荡,某些传统文化艺术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衰退,但在金石书画领域,依旧比较好地继承了两宋时期金石文化传统,这无疑应该归功于当时的各位名家。通过赵孟頫、鲜于枢、黄公望、张雨、王芝、俞和、周密、邓文原、乔篑成等诸多书画家、鉴赏家们不间断的努力,杭州形成了一个规模和质量都值得称赞的书画金石圈。
在明代,众多知名的书画鉴藏家,如冯梦祯、汪汝谦、李日华、项元汴、董其昌、陈继儒、汪珂玉等,他们之间以文藏会友,交往密切,收藏的古玩书画艺术品颇丰,而杭州密集顺畅的水运商路,更使得艺术品流通极为方便。
清代至民国是金石学的大兴时期,杭州也是当时金石学的中心,金农、赵魏、丁敬、黄易、阮元、六舟、伊秉绶、翁方纲等大批金石名家经常雅集、考证、题咏、传拓、编集金石书画目录。
金石学蔚然成风,成为文人士大夫的时尚。康熙、乾隆帝屡下江南,也留下了诸多碑刻。清代民国是印学发展的鼎盛时期,其中最为突出的是西泠八家与西泠印社。
杭州西泠印社展览
西泠八家指丁敬、蒋仁、黄易、奚冈、陈豫钟、陈鸿寿、赵之琛、钱松,是清代以杭州为中心的篆刻流派,但其辐射远不限于浙江一地,对篆刻史的影响极为深远。
清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浙派金石家丁仁、王褆、叶为铭、吴隐、吴潮等人,聚集孤山,研究印学,发起成立印社,同人集资买地,因地邻西湖西泠桥畔,故定名西泠印社。民国二年(公元1913年)9月正式召开成立大会,推吴昌硕为社长,确定印社以保存金石、研究印学为宗旨。
印人还在西泠印社撰写大量联、匾、对联,以及刻于摩崖的题记,丰富多彩,书文并茂,神韵独到。西泠印社“占湖山之胜,撷金石之华”,保存一代印学大师在造园、文学、金石篆刻、书画方面的成果,是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结合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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