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博物馆学和博物馆志
我通过语言来认识自己,但只是像一个客体一样在其中失去自我。
——雅克·拉康
1.博物馆并不是简单的或被动地揭示或“指涉”过去,而是扮演从当下分离出来的、某一特定的“过去”的基本历史姿态,以便收集、重组那些被取代、被拆分的遗迹,使其成为属于并致用于当前谱系中的要素;曾经处于当下空间的博物馆学具有传达差异性或他者性信号的功能;区别于那种为了以某种看似合理的方式塑造当下而可以被重新格式化的他者。作为博物馆的序幕,当下的空间内被叠加了一种充满想象力的部分。
因此,这种博物馆学的“过去”是一种丰富想象力下的产物,也是当下、现代社会的工具。这种仪式性纪念活动的表演是通过个体和集体对博物馆的规范化使用来实现的,其中,在最基础、最普通的水平上,这种表演以具有地方性、空间性和动态性的方式,成为阅读小说或报纸,或是观看戏剧演出的补充或对应。
2.包括艺术史在内的博物馆志的基础,是高度编码的修辞学转义或语言学的策略,即积极的“阅读”、写作、以比喻的方式解释过去。在这方面,我们对博物馆机构的迷恋——我们被它吸引也被它束缚——就像我们对小说的迷恋,特别是“推理”小说或故事。博物馆和推理小说都告诉我们如何解决问题;如何思考;以及如何将二者结合在一起。都告诉我们事情不会总像其乍看起来那样。它们让我们看到,世界需要被紧密地整合到一起,整合的方式应该是理性的、有条不紊的:当我们在事后回顾那些步骤时,应发觉它们是自然而然、不可避免的。在这方面,博物馆的现状可能是特定的某一段过去必然且合理的结果,从而将身份和文化遗产延伸使其回到历史或神秘的过去,而这过去也因而得到复原和保护,同时又不丧失其神秘性。
本质上,小说和博物馆都旨在唤起一个愿望或制定一个规则,显然,所有的事物都需要在一个真实、自然、合适的规则中相互协调。魔幻现实主义的两种模式说服我们每个人都能“真正”占据一个优越的概观性视角,尽管现实生活中,在统治和权力面前,许多证据都说明事实恰好相反。
因此,展览和艺术史实践(二者都是博物馆志的分支)都是想象性虚构。它们的构成和叙述组成了历史的“现实”,而其主要是通过使用预先构思好的材料和词汇——比喻、语法公式、实例和证明的方法,以及编剧技术和戏剧化呈现的技巧来实现。这种虚构手法共享于其他思想实践,如有组织的宗教和娱乐行业。
3.博物馆也是主客体之间联系的虚构探索场所;同时也是它们通过并置来实现叠加的场所。美术馆这一“对象”可以被想象成以一种类似于自我的方法来运行:一个不能与主体完全一致的客体——它既不是主体的内部也不是主体的外部,相反却是一个永久的不稳定“部位”,在那里内部与外部、主体与客体的差别是不断的、无休止的“谈判”。就这一点而言,博物馆是一个社会化的展台,展示着作为客体面对这个世界的“我”(或眼睛),与以及作为这个世界众多客体中之一的面对自身时的“我”(或眼睛)之间的相似与不似,然而,这些都从未彻底完成。见下文(8)。
4.在现代,谈论事物就是谈论人,艺术史和美学中的“艺术”无疑是现代欧洲最杰出的发明之一,也是一种追溯过去重新书写世界民族历史的工具。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这是一个条理清晰的概念,它使得关于这一主题的某些西方观念更加生动可感(它的统一性、独特性、自我同一性、精神、不可复制性,等等);就这一点而言,它提炼了此前透视法发明的一些成果。
与此同时,艺术史中的艺术成为一切生产的范式:其完美的视野以及用于衡量所有作品的标准。生产者或艺术家通过互补的方式成为了现代世界中所有机构的典范。作为拥有自己主体身份的有道德的艺术家,我们尽力将自己的生命谱写成一件艺术品,过一种典范的生活:工作和行为本身可能就作为典型的艺术品而清晰可辨。
在这方面,博物馆志在宗教、伦理学以及启蒙运动支配的意识形态之间的交叉点和桥梁。在这里,代表和示范构成了政治的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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