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门户网:“中体西用”与当代书家之文化观_文化观--西学-学术

　　1898年，张之洞在《劝学篇》中极力提倡“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即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张之洞之卓识

　　1898年，张之洞在《劝学篇》中极力提倡“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即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张之洞之卓识毋庸赘言，“中体西用”无疑是晚清学术求变之根基，更是现代学术研究之主体特征。

　　“中体西用”的学术思想使中国学术在晚清之际从靡弱中迅速崛起，积极吸收了西学精华而向现代学术发展。“中体西用”在得到东西方学者印证后，“中学”的价值更加凸显。直至20世纪前期“东方学”创立，中国文化被视为人类文明的宝库，而具备悠久历史和学术背景的书法艺术则堪称这座宝库中的明珠。

　　如果从书法艺术的载体汉文字来说，其殊胜的文化品质堪称世界艺术之冠，且纯粹是中国特有的。中国书法是史学体系完整的艺术，其价值体现在三个方面：1.书法作品作为历史文献，具备国故价值;2.书法品质是表现文化之艺术，具备国粹价值;3.书法作品是文物、文献、文化的三重组合，具备国宝价值。这是书法艺术难于其他艺术、高于其他艺术之所在，也是书法创作者必须具备字内功、字外功的根本原因。

　　字内功是习字，字外功是读书，早已是老生常谈了!然习字、读书，二者不是孤立存在的，是相互支撑的。读什么书?学识如何反馈?是当今时代的书法创作者们不容忽视的问题。清末以前的书家是在传统学术氛围中创作，他们的读书范围自然不出“中学”领域。而当代的书法创作者们是在现代学术环境下熏习笔墨，与时俱进是唯一的发展途径，需要树立的正是“中体西用”的文化观。接下来，问题出现了，“中体西用”是否有益于我们的书法创作?最直白的疑虑是：写中国字，读西方书，是南辕北辙，还是殊途同归?

　　如果从书法艺术的字外功而论，读书是积蓄才、学、识的最佳途径。知识的摄入需要经过大脑的思维转化，所以无论是读东方、西方之书，都不存在南辕北辙之事。但书法艺术作为纯粹的中国古典文化，与西方文化确实存在较大差异。西学注重的是逻辑推理，在方式方法上趋于完善。在这一方面，我国清代的乾嘉学术与西学有相近之处。然而“中学”之博大，不仅需缜密之思维和谨严之考证，更需精神感悟和智慧观照，从而力求“致广大，尽精微”。

　　艺术创作重视的是实践经验，学术研究需要的是科学精神。

　　中华民族是崇尚科学、善于实践的民族。就书法创作而论，古往今来的书家绝大多数是经验主义者，即依靠实践中的感悟来传述经验，再从经验之中抽绎理论(书学理论的系统化研究应是近古之事)。书法史的传承与发展几乎是这样的模式。所以书法创作是独立的实践行为。西方文化中没有与书法品质相同或相近的艺术类别，所以西方文化对书法创作几乎无以提供良好的借鉴，这是书法创作不可西化的重要因素，与汉字不能拼音化的道理相近。因此，书法创作应保持纯正的中国味而不需要“去父母之帮”。有人说，西方的空间学理论可以裨益于中国书法的创作。其实，所谓的空间学并不是西方独有的。我国上古时代的先民们早已有了空间学意识，这一点反映在艺术作品中尤为明显。对于书法艺术而言，空间理论无非是虚实关系的对应与和谐。东晋时期的书家对虚与实的把握在创作中表现得非常精致，虽然“计白当黑”的理论直至清代的邓石如才提出，但从谋篇布局升华到空间分割的创作实践，很早就已成熟，甚至达到了出人意料的奇妙效果。因此，对于书法创作如何借鉴的问题，我们必须冷静思考，决不能为了彪炳时代特色而另辟蹊径，甚至去杂糅另类。

　　书法创作虽然是人文创作，但归根结底还是艺术。艺术创作是从清晰走向朦胧，是自由的，这是艺术的精神特征。相反，与书法创作并存的书学研究却是严谨的，因为研究是在清晰中再求清晰，从而得到透彻真实的结论。在这一方面，“中体西用”的学术思想是适合书学研究的，西方文化的精华和西学研究中的方式方法也是可以为书学研究提供借鉴的。比如在历史学研究中，历史文献学、历史语言学、历史地理学、地理语言学、历史名物学等学科，都是在传统学术的基础上汲取了西学中的精华而派生出来的，具有鲜明的科学意识和现代学术特征。目前，书学研究领域已经诞生了书法文献学，而书法地理学、书法语辞学、书法文本学等将来都会一一浮出。因此，只要我们立足于中国传统学术领域，真正地领略了中国书法的精神，西方的书我们可以尽情去读，从西方文化中汲取的营养不仅会佐助于书法史的研究，同时对书法美学和书法批评也会大有裨益，因为一切的人文成果无非是学识和思想的结晶。

关键字：西学,学术,当代书家 文化观
内容标签： 西学 学术 当代书家 文化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