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历史学的功能,争论已久。这些年来听到很多的人的说法,认为历史学没什么用。百家讲坛时下所推出的节目,有些固然还可以,但也有不少只讲些宫廷阴谋,对此津津乐道,可能也会增加大家的那种印象:历史只是茶余饭后的谈资,除了教唆宫廷政变,没有什么用。
而我个人所定位的历史学应该有以下几种功能:
一、历史是维护或找回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这是特别针对法律来说的,因为法律在不能独立行使职权的时候,在受到种种干扰的情况下,尤其是针对一些重大的社会案件,不是总能够作出符合社会正义的判决的。这样的正义判决往往只能等待历史的审判,尽管这判决总是姗姗来迟,但正如人们常说的那样,迟到的正义还是正义。
二、史学是社会灾难的减震学。在汶川大地震等一系列的灾害之后,人们普遍提高了防灾减灾意识,在这个时候,我想更强调历史学作为社会减灾学的社会功能。
三、历史增进知识,考验智慧,涵养人文精神。
1964年我所写的一篇关于武则天的论文,将她最后在五王政变中下台的远因,归结为她当年实施了14年的酷吏政治,这是在总结暴政的历史教训。当时这样写武则天,想到的是斯大林。苏联人民尽管在反法西斯的二战中曾经呼喊着“为了斯大林”冲锋陷阵,他1953年死后也被隆重地葬在红场。可是因为他在30年代所搞的大规模肃反,死后仅仅三年,就被赫鲁晓夫的一纸报告打倒,烧了精心保存的遗体。于是警惕出现赫鲁晓夫式的阴谋家野心家,反修防修成为随后中国最大的政治任务。眼睛只盯着几个最大的所谓“走资派”,而不总结前苏联肃反扩大化的历史教训,结果只能是缘木求鱼、南辕北辙,于是用更大的“文革”运动重复肃反运动的错误。这样错误地总结历史,没能让历史发挥减灾的功能,给中国带来十年浩劫。
再稍早些,20世纪四五十年代之际,美国的种族歧视严重,麦卡锡主义盛行,三K党猖獗,黑人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被杀。他的鲜血唤醒了美国人民的良知,没有继续酿成一场大规模的暴力抗争和种族屠杀,反而依靠健全的政治体制,平息了事件。我在华盛顿看到一所宏伟的以马丁·路德·金的名字命名的图书馆,——许多美国总统结束任期后,会有一个以他名字命名的图书馆,依此说来,美国人是用给予总统的荣誉对待年轻的黑人民权运动领袖,还听说设定了一个以马丁·路德·金纪念日为名的全国性假日,我是很感动的。因为美国人这样化解种族矛盾,充满了历史的智慧。
再想得远些,美国历史上也有过独立战争、南北战争,而他们在1776年通过的《独立宣言》,主要篇幅是对英国“一向”施行的殖民政策做总结批判,美国就在这对英国殖民统治的暴政历史的声讨中诞生。继这个被马克思誉为“第一个人权宣言”的《独立宣言》颁布之后,美国又制定宪法,举行了第一次大选,用投票方式选出第一任总统。这样通过完善的立法和分权,给美国国内带来两百多年的基本和平。而这两百多年中,中国的近现代史上经历了多少场大规模的战争?死伤的人数何止要数以亿计!
在我们还沉浸在对大规模农民战争、国内战争历史的讴歌赞颂中不能自拔时,不妨看看同时的美国人在做什么,看看美国人享受的两百多年国内和平和繁荣,想想善于吸取历史经验教训的智慧,具有多大的意义,应该可以对历史学作为社会减灾学的巨大价值,有一点认识。
其实历史学在中国古代就发挥过社会减灾作用。“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对“大邦殷”亡国的历史总结,一再被引为警觉荒暴政治的前车之鉴。大家都熟悉,唐太宗有一句名言:“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而当这位贞观天子要重修洛阳宫时,谏官张玄素就会以隋炀、桀纣的故事来做有效劝阻。让魏征叹服的张公的“回天之力”,不就是蕴藏在对历史知识的把握和运用中吗?
毋庸讳言,眼下中国的历史学因为缺乏深刻的反思,所以没有完全洗刷“文革”时代整个学科所蒙受的耻辱,阴谋史学、伪历史的恶名阴魂不散。从反面接受教训的许多史学家,抛却时代关怀和人文精神,背离“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的不刊之论,做着象牙塔里的死学问,使历史丧失了作为社会减灾学的职能。
稍稍分析一下时下表面热热闹闹的“论坛史学”的状态就可以看出一点门道。虽然还不能说所有论坛讲堂播出的节目都不好,但是津津乐道那些宫廷阴谋和历史琐事,误导人们以为这就是历史,那不是在毁灭历史吗?一场关于武则天的讲座,报道出来的大标题竟是《武则天没和冯小宝谈过恋爱》,五个小标题则是:“一代女皇武则天情史”、“武则天没有杀死亲生儿子”、“永泰公主死因之谜:难产还是杖杀”、“徐懋公为何改名李”、“众说纷纭的无字碑”。我很怀疑把讲坛内容作这样的概括,是记者的曲解,因为报道出来的内容,全无学术可言,而且有用历史绯闻追随明星绯闻之嫌。
李浩先生最近对“《百家讲坛》现象”作了犀利的剖析。他在《西安晚报》(2008年8月1日和9月1日)发表的两篇文章的论说,值得深思。这里不妨多段复述:“让传统文化经典走入寻常百姓家,一方面会给传统文化注入生命力;另一方面会让现代人接受传统底气,可以提升现代人的生活品质。但做不好则会‘两败俱伤’,具体表现在或者把传统文化庸俗化,这是对历史的不负责,也是对传统文化的不尊重,或者直接把传统和现代直接对接,省略了很多历史的环节和过程,删除了时空的距离,从而变成了取媚大众。”又说:“人文社科的一些内容如讲授太呆板,味同嚼蜡,如讲授过于活泛,联系实际,又会触犯新闻纪律。故逃到古代,找到一个思想的避风港,选择一个有百分之百保险系数的话题进行戏说趣说闲说,并补在乎知识的系统性完整性和准确性,只求娱乐性、趣味性,只问收视率和销售率。”
数月前我也曾与中央台的相关节目负责人交谈,一见面我就直言不讳告诉他:学术界认为节目做得媚俗。对方的回答是:多少好的栏目因为收视率不高被砍掉,现在这样,上面能够通过,大家还愿意看,就很不容易了。我似乎也能理解他们的苦衷。
理解归理解,但是我还是希望还历史学科的尊严,当然这首先是要靠史学家的自律,做出对历史有交代,对现实有意义的研究。这里我真的不想多指责讲演者和节目策划者,只是想说堂堂中央电视台唯收视率是瞻的游戏规则,是不是太功利了、太短视了、太没文化了。作为公共传媒的电视台还是要对民族文化素质的提高有所担当的吧!
李浩先生还说:“我们需要娱乐休闲轻松搞笑滑稽幽默的肥皂剧,但更需要培养国民对抽象思辨、形上终极、程序正义、司法公正等的良知叩问、灵魂冒险。即冠以《百家讲坛》,就应该循名责实,要有百科和百家的学术争鸣。媒体与学者不是退避而应是直面,不应与大众一起沉迷于文化的狂欢,而应肩负起引领与提升大众的使命。即如此。‘变脸’以前传播科学、艺术、人文新知的节目内容,虽然收视率少些,又何罪只有?”“社会供养知识阶层,特别是专业学者,不是希望他们扮明星,作秀出风头,而是希望他们沉潜下来,坐得住冷板凳,耐得住寂寞,在专业研究方面做到高精尖,成为行业的第一,国际的第一。”“如在人文科学领域特别是中国传统文化研究方面也长期落后,无学术规范,无一流成果,无公认的名家,都是科普小册子,都是拼凑剪贴的出版垃圾,都是游谈无根的妄说,都鄙夷像学者陈寅恪那样的教师,却敬仰像演艺明星那样的‘变脸’文化人。试问,我们学术界还能拿什么和外国同行比拼,我们的大学与研究院所能拿什么竞争世界一流。”李先生调侃:“如果单纯追求生动性和趣味化,最好评书艺人来主持《百家讲坛》,如认为通俗化和普及化可以极大地提升中国学术的国际地位,最好增补这几位学术超男与学术超女为科学院院长,让他们率领我们攀登世界学术高峰,诸位以为如何?”
我想从另一个角度给自己人说几句:历史学者承担历史责任,就要对自己的工作和人生有正确的定位,选做好的选题,讲出历史的真相,总结有益的历史教训,让历史发挥为社会减灾、为文明呐喊的作用。
大家应该记得达豪纳粹集中营出口处的警示牌:“忘记过去就会重蹈覆辙。”反过来说,牢记历史,就可以避免重蹈覆辙。重蹈覆辙是从反面诠释了历史学作为社会减灾学的意义。德国人在这方面做得很好,牢记法西斯猖獗给人类给自己带来的灾难,真诚反省,一刻不懈地警觉纳粹余。孽的活动,使这20世纪人类最大的祸害杜绝死灰复燃的希望,从而重新获取欧洲人民乃至世界人民的信任和尊重。
我们更不要忘记萧伯纳在《伤心之家》序言里说的话:“黑格尔曾经说过,我们从历史学到的只是:人类从未从历史中学到任何东西。嘿!这话真是击中要害。”不善于汲取历史教训,因而要不断地交学费,不断地面对本来可以不再发生的社会灾难,曾经是人类社会的通病。被御用学者和学阀掌控的史学,应该在学术自由的环境里重振雄风,从为社会减灾做起,努力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
本文摘自《历史学家茶座》杂志 作者:胡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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