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潘鲁生：美在乡村_农民画--农村-关注-发展

编辑：杨晓萌来源：潘鲁生民艺馆

新国学：毛泽东|刘基元新国学教育概览|新国学精神|明学与明品生活 |

　　从儿时鲁西南黄河故道滩涂与平原相连的乡土亲情，到求学和工作后对乡土文化的探寻，我与乡村结缘已有数

　　从儿时鲁西南黄河故道滩涂与平原相连的乡土亲情，到求学和工作后对乡土文化的探寻，我与乡村结缘已有数十年。乡村的文化、乡村的生活，既是我观察和研究的对象，也是生活和经历的重要组成部分。

　　走乡村、进田野、探访村民，从民艺的生活流里亲历乡村的变迁，深切体会到乡村个体的、村落的、社会的生命存在，感受到时间、记忆和历史的积聚。乡村是一片文化的乡土，社会变迁的脚步越快，我们越需要文化的根基和土壤，从乡土中寻找源头并弥补快速迭变中产生的匮乏和缺失。正是因为热爱这片乡土，更以虔敬审慎的态度去面对乡村。古往今来，稼穑艰辛，乡村的生产和生活从来不是田园诗的幻象，在漫长的历史磨砺、靠天吃饭的自然之力下，乡村经历了现实的苦难与艰辛。

　　20世纪以来，社会转型历程中，乡村经历了冲击和困境。直到今天，我们的国家仍然把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作为发展的重中之重。乡村作为我们民族两千多年来繁衍生息的生活共同体，仍然是数以亿计乡村父老生活的家园，是我们文化的家园。

调研广西竹编工艺

　　应该说，美在乡村，不是一个抽象的命题，既可以是具象的乡村风貌之美，是可感的风土人情之美，是我们理想中要振兴和传承发展的乡村之美，也是我们面对乡村时所报以的深沉情感和美学态度，是关注乡村中个体与文化的存在，关注乡村生命的价值，认识乡村本身不可替代的意义和生命力。如果说民族也是一种美学的存在，共有的光荣与悲哀是一个民族存在的起点，那么，美学中的悲哀与乡愁就是这样的起点。美在乡村，使我们在历史长河中始终保有一种关于生命、关于亲情、关于生活最本质的情感，溯源而上总能找到那个锚定的源头，不会迷失;使我们在物质的海洋、技术的迭变中总有一种关于人生本质的怅惘，记得住的故园、最初的向往使我们拥有文化的、事业的初心;乡村是我们民族之乡愁、情感维系之原乡。美在乡村，是我们认识乡村、理解乡村、求解乡村问题的原点。

1996年到陕西考察

　　一、乡风文明

　　关注乡风文明，有一个现实的背景，那就是一段时期以来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工业化和城市化成为社会演进的主要方向，作为农业文明载体的乡村倍受冲击，其内生秩序、基础结构甚至凝聚认同与期望的意义世界都发生了改变甚至瓦解，大量农民进城务工，农业纳入工商社会的市场化格局，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差序格局”“熟人社会”不断弱化甚至解体，乡村的生计方式、人际关系、价值归属等发生改变。乡土之变既是一个自然而然的渐进的过程，也包含乡村以及乡村文化“空洞化”的隐忧。如何从文化生态、文化传承、文化发展的意义上去关注乡村、认识乡村、探寻乡村的内生动力，成为我关注和研究的一个重点。从世界范围内看，现代化进程中，乡村的“生存还是毁灭，衰败或是复兴，遗弃抑或重建，这是任何一个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国家都必然面临并必须解决的难题”，孟德拉斯在《农民的终结》中描述法国乡村惊人的复兴，“一切将乡镇再次集中的努力都失败了，这有力地说明，乡村社区重新获得了罕见的生命力……这种生命力以事实证明，人们无法将乡镇融入一个辖有地区的市镇”，并非以城市取代乡村、以工业文明取代乡村文明，乡村顽强的生命力恰恰在于内在的人文逻辑、精神力量。我国传统文化的根在乡村，道德和亲情的根在乡村，天人合一、安土重迁的生活节奏、温柔敦厚的文化品格、文质彬彬以及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的美学精神都是从乡土中孕育和绵延的，乡村里沉潜着我们民族精神文化的矿脉。我们需要着眼社会变迁的新的语境，从文化的意义上认识乡村、关注乡村、求解乡村问题，不仅是寻找和夯实乡土重建的精神基础，也是涵养我们社会发展的情感力量。

2006年陕西民俗考察

　　2013年全国“两会”上，我提出了《关于加强农村文化生态建设的提案》，提出“农村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母体，农村文化是中国社会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村文化生态不仅关系到6.5亿农村人口的精神生态、道德素养和文化素质，影响地域意义上达城市建成区面积320倍的广大农村的发展动力，而且保存着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基因，是民族文化的根脉。农村文化生态得不到有效保护，将严重影响民族文化发展。作为历史积淀的母体文化，如果不断遭到破坏，所谓文化的创新与发展无异于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必须引起重视”，就“实施青年农民‘固土’培训计划”“设立农村传统文化发展资助项目”“发展农村文化产业”“加强农村特色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建立农村‘产学研’合作基地”提出建议。因此在研究中，我们不仅要调查乡村传统文化资源的存量与状态，也需关注乡村的文化生活、乡村的价值体系，关注农民的文化心理和精神生活水平，考察乡村文化新旧并存的过渡形态，分析乡村作为文化共同体的危机，就乡村文化建设主体、传统文化资源存续与再生问题以及乡村公共文化空间重构等具体方案提出建议，把乡村变迁作为内在的“软性”变化过程来认识，从根本上把握乡村发展的文化动力，以文化为关键求解乡村现实发展中面临的传统与现代、经济与文化、城市与乡村、国家—市场—民间社会等现实的关系问题。事实上，当我们从文化的角度认识乡村并开展调研的时候，也获得了一种生态化的视野，现实的复杂性和精神的多维度为我们展开了无尽的探索空间而非一个确定的停滞的结论，这正是数十年探寻、研究的动力，是乡村文化深广的魅力所在，也是继续探索研究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