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西亚史前印章记录系统的发展和演变_-出土-纹饰-幼发拉底河

　　约公元前3200年，西亚的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即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构成的两河流域，其南部已使用

　　约公元前3200年，西亚的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即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构成的两河流域，其南部已使用世界上已知最早的文字——原始楔形文字。文字产生之前，西亚地区已存在多种保存记录的方式，原始楔形文字只是在发展中胜出的一种。有学者研究发现西亚的记录系统长期参与行政管理、追踪收入、支付及大型组织内的转让等活动，正是这些活动促使了文字的发明。文字发明之前，记录系统已在上述活动中起着重要作用。

　　西亚地区的记录系统包括筹码、空心泥球、泥质信封、印章及泥版文书等，以往的研究多集中在两河南部地区各记录系统的发展演变关系上，对单个记录系统的发展、演变研究较少。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施曼特-白瑟拉(Schmandt-Besserat, D.)对西亚史前筹码的研究首次全面考察了单个史前记录系统，她对原始楔文中数字符号和计数方式起源的解释得到学界广泛认可，但该研究无法解释原始楔文中表意符号、象形符号的来源及选择泥版作为文字书写载体的缘由，说明原始楔文不只源自筹码系统，还源自其他记录系统。在众多记录系统中，印章记录系统历史最为悠久，也最早引起学界关注。早在20世纪60年代，柴尔德(V.G.Childe)就提出从印章中寻找文字的源头。至20世纪90年代，多数研究仅从古文字的视角分析国家起源阶段滚印印纹图案与原始楔文符号之间的对应关系，忽略印章纹饰形成和演化的早期阶段，也极少探讨印纹块对两河流域南部原始楔文泥版文书出现的直接影响。本文则将以记录系统自身发展与演变为基础，在西亚这个更大的范围内进行分析。多数古代文明均使用印章，但对大部分地区的印章研究集中于其在中央集权行政系统中的功能，较少涉及印章进入公共管理系统前功能的演变。西亚印章记录系统的出现比大部分地区早几千年，为研究进入公共管理系统前的早期印章提供了丰富材料。

　　对西亚早期印章的研究最早可上溯到1935年，马洛万(Mallowon)等发表阿尔帕契亚遗址(Tell Arpachiyah)的报告。在此之前，印章的类型学研究以公元前4千纪以后的材料为主，极少涉及早期印章，且无可靠出处。该报告的出版是考古学界第一次关注公元前4千纪以前的西亚印章。报告提出印章是私有权和身份的象征，被学界广泛接受。

　　以往对西亚印章的综合研究以晚期印章为主，仅在探源过程中提及早期印章，多将晚期印章的功能套用在早期印章上，认为其具有行政管理功能，较少讨论早期印章在具体环境下的使用方式和目的。目前已出版的对早期印章的系统研究成果只有冯·维克德(Von Wickede)的博士论文，是继马洛万后又一部以早期印章为主的研究著作，研究对象包括从无陶新石器时代到乌鲁克晚期(Late Uruk)具有明确出土层位的印章和印纹块，认为早期印章“主要用于封印容器以显示所有权，防止容器未经允许被使用”。他对早期印章进行了系统详尽的分类研究，利用“平面对称”原则对早期印章纹饰进行分类，认为“两河流域北部史前印章面貌过于一致，难以进行历时性或区域性划分”。这个为分类而分类的研究使类型学分析结论缺陷明显。

　　近20多年来，随着两河流域北部一系列遗址的发掘，西亚早期印章的数量大增，科学规范的发掘为研究印章记录系统提供了详实的资料。这一阶段对印章功能的阐释呈现多元化趋势，有学者研究认为早期印章具有签名、物品标志、族徽等功能。其中，2010年杜伊斯特马特(Duistermaat，K.)对萨比·阿比亚遗址(Tell Sabi Abyad)第六层火烧房子中出土印纹块的研究，第一次区分了早期印章参与的管理系统和精英阶层掌控的行政管理系统，对本文具有启发意义。2011年，科斯特洛(Costello，S.)明确提出史前印章是一种记忆设施，可储存“信息”，虽然对早期印章的表述过于粗略，但对本文重新审视早期印章记录系统的功能和使用方式具有重要意义。

　　下面以西亚印章的综合分析为基础，从印纹块反映的功能入手，以期揭示西亚早期印章记录系统的发展和演变。

　　一、印章记录系统的发现及综合分类

　　印章记录系统包括印章(Seal)和印纹块(Sealing)。西亚的印章是指小型、便携、带有刻划痕迹的物品，在泥、石膏或沥青等上压印来复制图案或封印物品。西亚史前印章起源于一系列刻划物，如石质牌饰、刻划卵石、泥戳等，作印章使用前已用作个人装饰、避邪、仪式物品或记录信息的工具，源头可上溯至后旧石器时代(Epipaleolithic)，是西亚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普遍出现的象征、符号系统发展的结果。刻划物作为印章使用后，除复制图案或封印物品，多保留了原有功能。质地以石质为主，也有骨、象牙、陶及木质等。判断刻划物用作印章的考古学依据是带有印章压印痕迹的泥块、石膏块、沥青块等，下文统称为印纹块。印纹块不仅能反映印章纹饰，还能直接证明印章功能。印纹块反面残留的痕迹能反映印章是否封印物品及封印物品的种类和方式。因此，本文以印纹块的出现来确定印章的出现年代。公元前7千纪中叶，西亚出土了最早的印纹块，标志印章记录系统的出现，此前的刻划物部分已具有印章形制，但功能无法确定。

　　根据产生印纹的方式，可将西亚的印章分为两类。一类是戳印(Stamp seal)，一类是滚印(Cylinder seal)。由于公元前4千纪初滚印才在两河流域南部产生，超出本文研究范围，故下文所指印章均为戳印。

　　西亚早期印章记录系统主要分布在泛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包含安纳托利亚东南、黎凡特、幼发拉底河上游、喀布尔河上游及底格里斯河上游五个区域。为了较为全面地研究其发展演变过程，综合已有资料，根据穿孔方式，印章可大致分为三类(图一)。

　　第一类为印戳(Stamp)，背部穿孔，有一个印面。印面平面形状较规整，饰刻划纹饰。材质以石质为主，也有骨质、陶质、角质等。最早见于公元前7千纪中叶的幼发拉底河上游。根据背部形制可分四式。Ⅰ式为锥形，多根据原料的形状将背部加工为锥形，再钻孔，印面饰网格纹、阴刻的圆点纹等(图一，1)。Ⅱ式为竖脊形，背部磨制成脊，脊上穿孔，印面为长方形和圆形等规整的形状，饰网格、交叉直线及十字纹等(图一，2)。Ⅲ式为纽扣形，背部磨制成脊，仅留脊的中部钻孔，印面纹饰以交叉网格纹为主，还有直线、十字、同心圆等纹饰，以及阴刻圆点加五角星等。据印面可分为两个亚式。Ⅲa式印面平面为正方形、长方形、圆形、菱形、三角形等规整的形状(图一，3)。Ⅲb式在印面边缘刻槽，形成四叶草形、花朵形等(图一，4)。Ⅳ式为珠形，无背脊，沿长轴钻孔，背部为透镜形，印面多饰写实的动物纹(图一，5)。印戳可捺压产生印纹，记录、传递信息及封印物品。

　　第二类为印坠，在一端钻孔，形状多样，材质以石质为主，也有陶质、角质等。根据整体形态，可大致分为两类。一类为吊坠，形状以水滴形、三角形等为主，印面饰交叉直线或网格纹，也有同心圆中心阴刻圆点、放射线、十字纹等(图一，6)。吊坠在纳吐夫时期(NatufianPeriod)就广泛存在，以装饰作用为主。约公元前6千纪中叶具有印章的功能。另一类为护符，形状较写实，有脚、手、牛头、鸟、双斧、房子、弯月等形状，印面饰交叉直线或网格纹等(图一，7)。护符主要功能为辟邪、装饰及仪式用品。约公元前6千纪早期，安纳托利亚东南出现捺压印纹和封印物品的护符。

　　第三类为不能归入以上两类的不规则印章(图二，5)。

　　二、印章记录系统的发展和功能演变

　　印章形制和印纹块功能的发展变化可分为三个阶段。

　　(一)公元前7千纪中叶至公元前7千纪末

　　公元前7千纪中叶，西亚北部为新石器时代晚期，以农业和畜牧业为生计的家户具有较大自主性。这一阶段发现印纹块，标志着印章记录系统的出现。

　　公元前7千纪中叶，黎凡特北部相当于拉吉2c时期(Rouj 2c)，幼发拉底河上游处于前哈拉夫时期(Pre-Halaf)，喀布尔河及底格里斯河上游则处于原始哈孙纳时期(Proto-Hassuna)。黎凡特北部拉吉盆地(Rouj Basin)的科尔克遗址(Tell el-Kerkh)拉吉2c文化的地层中出土少量印纹块，有不规则交叉短线纹等清晰的几何纹饰，继承该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刻划物饰几何纹的传统，有学者认为这与仪式活动中人在致幻时看到的图案有关，反面保留封印物品的痕迹(图二，1)，应是使用绳子将篮子类的容器封口，在绳子上加泥块，在泥块上压印纹饰形成，年代约为公元前6600～6100年。这是目前发现最早的封印容器的印纹块，说明人们需要控制物品的使用权，确保其不被随意打开，反映了聚落内物品的生产、保管和使用权的分离。约公元前6700～6200年，幼发拉底河上游的布克豪斯遗址(Bouqras)发现7件印纹块，背面无封印痕迹，图案为菱形或波折纹、单个动物纹等(图二，3、4)。由于泥块的尺寸与遗址出土陶器的口径相当，有研究者认为可做为器盖使用，其反面无封印痕迹，笔者认为可能用于记录和传递信息，或与哈拉夫晚期阿尔帕契亚遗址(Tell Arpachiyah)出土的饰印纹的普通泥片功能相似。约公元前6300～6100年，幼发拉底河上游巴利赫河谷(Balikh Valley)的萨比·阿比亚遗址第一次发掘(OperationⅠ)出土印章，东南丘的前哈拉夫(Pre-Halaf)地层出土Ⅱ式印戳，圆形印面，饰不规整的网格纹，背脊钻孔，挂孔已破损(图二，2)，形制与黎凡特公元前7千纪上半叶希尔遗址的类似印章的刻划物相似。这个时期底格里斯河上游的塔拉塔特遗址(Teluleth Thalathat)第15b层出土1件不规则印章，背部有两个纽，较高的纽上穿孔，饰抽象的四足动物、蛇及象征太阳的圆点(图二，5)，继承了无陶新石器早期(Pre-Pottery Neolithic A)幼发拉底河上游戈贝克利祭祀区(Culticcommunity of Gobekli Tepe)牌饰上四足动物、蛇和秃鹫的纹饰组合。

　　综合来说，这一阶段印章数量极少，形制各异。仅在幼发拉底河上游出现Ⅱ式印戳，底格里斯河上游出土不规则印章，但这一结论很可能受发掘及发表材料的限制。需要说明的是在本阶段之前，即公元前7千纪中叶以前，黎凡特地区出土刻划物的形制已由Ⅰ式锥形演化为Ⅱ式竖脊形，但当时无印纹块出土，不确定用作印章。本阶段虽然黎凡特地区只出土印纹块，但很可能已经存在印章。纹饰上，这一阶段主要为几何纹和动物纹，两者均明显继承新石器时代早期刻划物的纹饰传统。印纹块的发现证明印章记录系统用于封印物品，说明聚落内出现物品的生产、保管和使用权的分离。此外，印纹块也可能用于记录和传递信息。

　　(二)公元前7千纪末至公元前6千纪中叶

　　约公元前6200年之后，气候逐渐变冷，西亚北部以农业和畜牧业为主要生产方式的家户转变为流动的畜牧人群与定居的农业人群混合，社会流动性增强。印章记录系统在这一阶段充分发展，可分为三个小的时期。

　　1.约公元前7千纪末至公元前6千纪初 当时黎凡特北部拉吉盆地进入拉吉2d阶段，幼发拉底河上游处于原始哈拉夫文化(Proto-Halaf)，底格里斯河上游处于典型哈孙纳文化(Classic Hassuna)。黎凡特北部的科尔克遗址拉吉2d时期地层出土少量印纹块，方形印面，饰网格纹等(图三，1)，反面有篮子上以绳子封口的痕迹，说明印戳功能未改变。

　　此时幼发拉底河上游出土印章的遗址仍以萨比·阿比亚第一次发掘为主。Ⅰ式(图三，3)、Ⅱ式(图三，2、4)印戳继续流行，前者出土于第6层，后者分别出土于第7A、4层。除了网格纹(图三，2)，阴刻的圆点纹成为主流纹饰，部分搭配同心圆或一圈短放射线(图三，4)。该遗址第一次发掘的第6层中发现的“火烧村落”保存300多件处于原生环境的印纹块，发掘者划分出67种不同图案，归为几何纹和写实纹两类。前者有折线纹、“S”形纹、菱形纹等(图三，5、7)，继承上一阶段的几何纹传统;后者有羊科动物、大眼睛人物形象、抽象牛角纹和植物纹等(图三，6、8)。其中大眼睛人物形象或为喀布尔河上游乌鲁克中期(Middle Uruk Period)布拉克遗址(TellBrak)盛行的眼睛崇拜物的源头。绝大多数印纹块反面有封印物品的痕迹，封印的物品有陶器、袋子、编织物、篮子等。部分有多个印纹(图三，5)，可能用于计数。该遗址印纹块的X射线荧光分析显示，制作印纹块的泥土均取自遗址及周边地区，故推断物品是在当地封印的。由于该遗址的储藏空间远远大于居住空间，且综合分析印纹块反面痕迹及出土位置后发现不同建筑内储藏的物品种类明显不同，出现专门化趋势，因此该遗址很可能是当时的公共寄存场所，大量物品的寄存者并不居住在这里，而是使用印章保护寄存在此的私人物品，说明此时物品的生产、保存和使用的分离比较普遍。此外，一个房间内集中出土了多达201件印纹块，反面痕迹显示封印的主要是篮子类容器，共出的还有筹码、圆形泥片、泥塑等。研究者认为该房间是“记账室”，使用过的印纹块被收集起来，集中放置在约3平方米的极小空间，可能作为物品流通的收据;而此时的印章仍主要由个人使用，未进入到公共寄存系统。

　　与此同时，底格里斯河上游进入哈孙纳文化，哈孙纳遗址(Hassuna)第2层和耶里姆Ⅰ遗址(Yarim Tepe Ⅰ)出土的Ⅱ式印戳以网格纹为主。其中的1件背脊曾穿孔，经长期使用后挂孔损坏，又在印面进行二次穿孔继续使用(图三，9)，说明此时印戳使用频率高。该地区最北部的哈克米1遗址(Hakemi Use 1)兼有哈孙纳文化和萨马拉文化(Samarra)遗存，第4层出土Ⅱ式印戳，网格纹上刻十字四等分印面(图三，10)，这种纹饰结构流行于该地区哈拉夫晚期及欧贝德(Ubaid)早期的吊坠。

　　2.公元前6千纪初至公元前6千纪上半叶中段 这一阶段在安纳托利亚东南和幼发拉底河上游相当于哈拉夫早期。此时多短期居住的小型聚落，社会流动性较强，结构松散，以农业和畜牧业为主要生计方式，兼有狩猎等活动。

　　在安纳托利亚东南部的杜木兹丘遗址(Domuztepe)发现了最早的护符，有脚形和鸟形等。脚形护符印面饰网格纹(图三，12)或交叉直线纹等，出土于第一次发掘(OperationⅠ)的沟内(the ditch)，属于该遗址北部年代最早的地层，绝对年代约为公元前5900～5800年，据共出的陶器推测年代相当于萨比·阿比亚第一发掘区第1～3层，属于哈拉夫早期。鸟形护符(图三，13)可视为哈拉夫晚期鸟形护符的雏形。

　　与此同时，幼发拉底河上游的萨比·阿比亚遗址第三次发掘(Operation Ⅲ)的哈拉夫早期层位出土Ⅰ式锥形印戳，磨制规整，背部穿孔(图三，15);第二次发掘(OperationⅡ)的第2层出土1件Ⅱ式印戳，背部磨制成脊，脊部磨圆后穿孔，饰阴刻圆点和五角星纹(图三，14)，继承了上一阶段印面饰阴刻圆点的风格。菲斯提克里遗址(Fistikli H.yük)的E、H、I、K探方出土的印章均属于哈拉夫Ⅲa或Ⅲb阶段，据共出的陶器可知相当于萨比·阿比亚遗址第一发掘区的第3层，属于哈拉夫早期。碳十四测年数据为公元前5980～5733年，与相对年代相符。出土的Ⅲa式印戳，背部呈纽扣状，印面为几何形，纹饰多为交叉网格纹等(图三，17)。此外，还有1件为Ⅲa式向Ⅲb式过渡的形态，印面为四叶草形，饰交叉网格纹(图三，16)。这种纹饰在新石器时代刻划物的网格纹基础上发展而来，即先刻一层网格纹，沿对角线再刻一层网格纹，形成精准等分的双层网格纹，与哈拉夫彩陶繁缛精细的风格一致，具有极强的辨识度和表现力。此外，十字四等分印面的结构显然受到哈孙纳文化Ⅱ式印戳的影响(图三，10)。

　　3.约公元前6千纪上半叶中段到公元前6千纪中叶 这一阶段在西亚北部相当于哈拉夫中期。这一时期各地区都有典型的Ⅲ式印戳，根据印面形状分为两个亚式，Ⅲa式为几何形印面，纹饰多为交叉网格纹、网格纹、十字纹、直线纹、阴刻圆点纹等(图三，20、26、28)。Ⅲb式为几何形印面边缘刻槽，或十字等分印面并在十字顶端刻槽(图三，18、21、23)。各地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安那托利亚东南杜木兹丘遗址第1～3次发掘出土了一定数量的印章，属于该遗址的A1-2阶段，绝对年代约为公元前5700～5600年，相当于哈拉夫中期。Ⅲ式印戳占主流，纹饰不变，强调印面修理;Ⅲa式继续流行(图三，20)，出现Ⅲb式(图三，18、21)。护符有脚形(图三，19)和手形，较上一阶段制作粗糙，或已不受重视。

　　黎凡特北部的科尔都遗址(Tell Kurdu)地层中出土印章，相当于阿姆克文化(Amuq)A或B阶段，印戳以Ⅲ式为主，1件Ⅲa式印戳上抽象的“类人”形象是这一阶段为数不多的写实纹饰(图三，24)，与欧贝德晚期安纳托利亚东南德格尔门丘(Değirmentepe)遗址的鸟人形象相似，可视为人与动物结合形象的雏形;Ⅲb式印面为四叶草形等(图三，23)，极具特色。此外，还有1件Ⅰ式印戳(图三，22)。

　　喀布尔河流域此时出土印章的遗址有乔加·巴扎(Chagar Bazar)第12～13层 、克尔库斯特(Kerküsti H.yük)等，以牛头形等护符为主(图三，25)，无刻划纹饰，可能并非都有印章功能。

　　底格里斯河上游的博兹丘(Boztepe)遗址哈拉夫中期地层出土Ⅲa式印戳，饰交叉几何纹与阴刻圆点纹，显示出原始哈拉夫文化和哈拉夫早期印章的传统(图三，26)。

　　耶里姆Ⅱ遗址(Yarim Tepe Ⅱ)哈拉夫中期层位出土了Ⅲ式印戳(图三，28)，出土的吊坠和护符数量最多，也最具特色。吊坠以水滴形或有铤吊坠为主，饰交叉网格纹和四等分纹饰(图三，29)，护符有脚形等(图三，27)。

　　总的来说，第二阶段Ⅰ、Ⅱ式印戳极少，Ⅲ式印戳逐渐成为主流。护符最早出现在黎凡特，经过喀布尔河流域向东到达底格里斯河上游后，成为当地特色。底格里斯河上游还出现刻划印戳典型纹饰的吊坠。本阶段末，各区印章表现出地域特色。纹饰上，这一阶段初印戳以几何纹为主，也有写实图形。进入哈拉夫时期后，几何纹成为主流，写实形象仅偶见于护符造型。使用功能上，公元前7千纪末，随着气候变冷，社会的流动性增强，聚落内物品的生产、保管和使用的普遍分离，人们迫切需要印章的封印功能保护公共寄存场所的私人物品;同时也出现了更有效的管理，如使用过的印纹块连同泥塑、筹码等收集起来作为收据，但印章仍为个人所有。

　　(三)公元前6千纪中叶至公元前5千纪中叶

　　这一阶段印章的数量、种类增加，分布范围扩大，形成不同的区域特色，根据印章及印纹块的出土情况可分为两个小的时期。

　　1.公元前6千纪中叶至下半叶中段 这一时期西亚北部相当于哈拉夫晚期。根据印章的形制和分布可分东、西两区。西区包括安纳托利亚东南、黎凡特北部和幼发拉底河上游，东区以喀布尔河和底格里斯河上游为中心。

　　西区出土印章的遗址有杜木兹丘，科尔都遗址周边的一个小遗址AS290和塔维拉(Tell Tawila)等，流行Ⅲ式印戳(图四，3～8)，吊坠(图四，2)和护符(图四，1)的形制延续之前的传统，但数量极少，仅零星发现。

　　安纳托利亚东南杜木兹丘遗址第三次发掘出土印章的年代约为公元前5600～5500年，相当于哈拉夫晚期。Ⅲa式印戳减少，饰钻孔圆点纹;Ⅲb式较上一时期数量和类型增加(图四，3～5)，成为主流。该遗址出土少量印纹块，包括普通泥块和一端稍尖的泥块，均残，无封印痕迹，说明印章记录和传递信息的功能日益凸显。

　　这一时期黎凡特地区科尔都遗址周边AS290遗址阿姆克文化C阶段出土少量Ⅲa式印戳(图四，6)，相当于哈拉夫晚期。幼发拉底河的塔维拉遗址B区出土Ⅲa、Ⅲb式印戳(图四，8、7)，研究者认为相当于哈拉夫中期，年代约为公元前5600～5300年。

　　东区喀布尔河上游的乔加·巴扎遗址第6～8层出土少量Ⅰ式(图四，9)、Ⅱ式印戳(图四，10)和吊坠(图四，11)，均属哈拉夫晚期。不见Ⅲ式印戳。底格里斯河上游发现的印章则较多，见于阿尔帕契亚(图四，12～15、17～20、22)、高拉(Tepe Gawra)(图四，16、21)等遗址。其中阿尔帕契亚遗址的印章主要出自TT6等哈拉夫晚期层位，高拉遗址的印章出自A区和第20层，属于哈拉夫晚期。吊坠(图四，14～16)和护符(图四，17～19)激增，造型和纹饰充满表现力。两者功能也出现分化。吊坠形制标准化，以有铤吊坠为主，纹饰以交叉网格纹和变形交叉直线纹为主，可作为印戳和个人饰品等。护符造型丰富，是东区最有特色的一类，牛头形(图四，19)、鸟形(图四，18)护符可能继承之前西区的传统(见图三，13)，牛头形护符还继承了喀布尔河上游的传统(见图三，25)，出现弯月(图四，17)、山墙形房子、猪、簸箕等形状的护符，除了用作印章，也可作为装饰、辟邪或仪式物品。Ⅲ式印戳(图四，12、13)少量出现。高拉遗址出现少量Ⅳ式印戳(图四，20)，沿长轴钻孔，穿孔方式不同于以往的印戳，更像珠子;饰蜘蛛网纹，与同时期流行的吊坠纹饰构图相似，可视为欧贝德晚期盛行的Ⅳ式印戳的雏形。这一时期写实形象除表现在护符上，也体现在印纹块的纹饰上，高拉遗址的哈拉夫文化晚期遗存出土1件长方形印纹块有鹿的形象，屈肢俯首，头部、四肢、尾巴刻划细致(图四，21)，开启东区欧贝德时期印章写实纹饰的潮流。阿尔帕契亚遗址TT6层属于哈拉夫晚期，其中的一间火烧房子内出土大量印纹块，共出泥塑等。据形态分为串线泥块和普通泥片，前者多管状，内有绳子穿过，均破损(图四，22)，发掘者认为是系在绳结上做标签使用;后者无封印物品痕迹，被认为是器盖，直径约3厘米，但遗址出土陶器的口径为5～8厘米，这些泥片可能用于记录信息。仅1件印纹块反面保留了封印物品的痕迹，说明此时印戳仍具有封印容器的功能，但标记物品和记录信息成为另一主要功能。

　　2.公元前6千纪下半叶中段至公元前5千纪中叶 这一阶段在西亚北部相当于北部欧贝德早期。由于哈拉夫末期社会矛盾激增，各地应对方式不同。印章形制和功能因地区而异，东、西两区进一步分化。

　　黎凡特北部相当于阿姆克(Amuq)文化E时期，科尔都遗址周边的克勒斯丘(TellKeles)出土Ⅲa式印戳(图四，23)，不见Ⅲb式。科尔都遗址出现大型栅格结构建筑(grilled structure)，底部有席纹痕迹，推测为储藏粮食的设施。根据巨大的规模及其在聚落中所处位置，该建筑可能用于储藏公有粮食，同时期的其他北部欧贝德早期遗址也有类似建筑。与该建筑共出的大量印戳、包装标签、筹码等说明印戳可能进入了公共管理系统，用于公有粮食的分配。由于材料所限，这一时期安纳托利亚东南和幼发拉底河上游情况不明。

　　东区喀布尔河上游的资料不多，但从其位置及后来印章的发展趋势看，该区对东、西区文化因素的传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底格里斯河上游进入北部欧贝德早期。高拉遗址的第16～19层属于北部欧贝德早期，除了极少量的Ⅰ式(图四，24)、Ⅲa式(图四，25)印戳，吊坠和护符(图四，26～28)保留了哈拉夫晚期传统，Ⅳ式印戳数量增加，背部为透镜形等(图四，29、30)，纹饰为单只动物纹。与以往Ⅰ式到Ⅲ式背部减薄以降低钻孔难度的趋势不同，Ⅳ式印戳沿印章内部长轴钻孔，背部通过整体打磨塑形，明显受两河流域南部欧贝德晚期发达的钻孔和磨制技术影响。

　　总的来说，第三阶段在哈拉夫晚期，西亚北部印章形成东、西两区。西区以Ⅲ式印戳为主流，以Ⅲb式最具代表。东区除了Ⅲ式印戳，出现欧贝德晚期流行的Ⅳ式印戳的雏形和写实纹饰，吊坠和护符最多也最具特色。除了封印物品，标记物品和记录信息也成为印戳的主要功能。到北部欧贝德早期，各地区采取不同的策略解决社会矛盾，除了寻找内部解决方案，南部起源的强大欧贝德现象成为学习、效仿的对象。但各地接触和吸收欧贝德因素的方式和程度不同。底格里斯河上游距离南部最近，可能在哈拉夫晚期就与南部接触，至北部欧贝德早期晚段，南部人群可能到达了该地，反映在印章记录系统上，Ⅳ式印戳的出现可能受到了欧贝德的技术和审美的影响。黎凡特北部出现欧贝德时期的公有储藏建筑，反映出社会结构方面的变革，但印章形制并未改变，说明技术传统没有变化，此时印章与大型公有储藏建筑同时出现，说明印章已经参与到聚落管理中。

　　三、结语

　　通过上述分析，可得出三点认识。

　　第一，印戳的形制在上述三阶段中经历了Ⅱ式到Ⅳ式的演变。其中Ⅱ式到Ⅲb式一脉相承，旨在将印戳背部减薄，降低穿孔的难度，但Ⅲ式向Ⅳ式的演变显示了制作技术的变化，反映了印章制作工具和操作链的改变明显受到外来文化影响，考虑到这种突变发生在哈拉夫晚期的底格里斯河上游，很可能是受到南部日益强盛的欧贝德因素的影响(图五)。需要说明的是Ⅰ式向Ⅱ式的演化出现在本文涉及的阶段之前，当时尚无印纹块，不能确定其功能，故本文讨论的印戳演变从Ⅱ式开始。

　　根据印戳、印坠的分布情况(表一;图六)，第一阶段印戳极少，仅零星出现在黎凡特北部、幼发拉底河上游和底格里斯河上游。第二阶段印戳的形制、数量、分布范围扩大到安纳托利亚东南和喀布尔河上游，黎凡特地区首先出现护符，并传播至喀布尔河上游和底格里斯河上游。第三阶段，印章的分布分为东、西两区。西区以安纳托利亚东南最具代表，以Ⅲ式印戳为主，吊坠、护符极少出现。而东区以底格里斯河上游出土印章最多也最具特色，Ⅰ式、Ⅱ式、Ⅲ式印戳较少，出现Ⅳ式印戳，且逐渐增加;吊坠激增，形制规整;护符造型继承以往西区和喀布尔河流域的传统，还出现了更多造型。此时东区的吊坠和护符功能可能分化，前者主要为印戳功能，后者则兼具装饰、辟邪、仪式等功能。

　　第二，印纹块及出土环境反映出印章记录系统功能的演变，从民间交往到参与社会管理。第一阶段印纹块零星出现，部分反面有封印物品的痕迹，说明印章已用于封印物品;部分为普通泥块，说明也有记录和传递信息的功能。第二阶段初期大量印纹块集中发现，封印物品的功能充分发展，使用范围扩大，使用频度提高;使用过的印纹块被有意保存，作为收据参与到公共寄存空间的管理，记录物品流通。第三阶段印章除了封印容器，大量反面无封印痕迹的印纹块说明标示物品或记录信息成为另一主要功能;在第三阶段末，印章有可能进入了公共管理系统。

　　第三，印章记录系统的发展演变反映了社会发展和文化互动。第一阶段各地均处于新石器时代晚期，主体是以农业和畜牧业为主要生计方式的稳定家户，零星出现的印章和印纹块显示出聚落内部物品生产、保管和使用分离的趋势。第二阶段初期，为了适应变冷的气候，稳定家户转变为流动的畜牧人群和定居的农业人群的混合，公共寄存场所出现，印章记录系统使用更加普遍，说明聚落内物品生产、保管和使用权的分离已经比较普遍;随着哈拉夫现象的发展和扩张，印戳形制和纹饰统一，分布范围扩大。第三阶段，哈拉夫晚期印章的分布出现分区，反映出随着哈拉夫晚期范围的扩大，各地区域特征显著。哈拉夫末期，社会矛盾激化，各地应对危机过程中不同程度地吸收南部欧贝德的因素，东区受到南部欧贝德现象的技术和审美影响，Ⅲ式印戳演变为欧贝德晚期典型的Ⅳ式印戳，西区印章形制未变，但与大型公有储藏建筑伴出，可能成了公共管理的工具。

　　(作者：马欢欢 杨建华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原文刊于《考古》2018年第6期　此处省略注释，完整版请点击左下方“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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