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郭在贻：学习和研究训诂应采取的态度_-放逐-治国-都是

　　所谓态度，也就是学风问题。研究任何学问，都要有一个好的学风。训诂学是朴学，也就是朴实之学，它最忌

　　所谓态度，也就是学风问题。研究任何学问，都要有一个好的学风。训诂学是朴学，也就是朴实之学，它最忌主观臆测和哗众取宠，与之相反，它要求实事求是、无徵不信。具体说来，应注意如下三点：一曰务平实，忌好奇;二曰重证据，戒臆断;三曰宁阙疑，勿强解。

　　一、务平实，忌好奇

　　先说务平实。务是追求的意思，平实是平稳踏实，它的反面是浮浅躁。务平实，就是说要追求平稳踏实，反对浮浅躁。宋人王安石诗云 ：“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最不平凡的东西，倒是往往显得很平凡，一个用一句或几句话就可说明的正确结论，其中却包含了大量艰辛的劳动。有一句成语说“绚烂之极，归乎平淡”，说的也是这个意思。训诂学的最高境界，就是由绚烂而达到平淡。再说忌好奇：忌是忌讳之意，引申之有竭力避免的意思;好奇就是指标新立异、哗众取宠。虽然训诂学并不主张抱残守阙、无所发明，但它反对那种大胆假设、凭空杜撰的所谓发明，因为这些所谓发明是靠不住的。下面，让我们用实例来加以说明：

　　《诗经·关雎》第二章：“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展转反侧。”其中“左右流之”的流字，《毛传》训为“求也”，“求”在此是择取之意，“左右流之”即是左右择取。《毛传》的训释平正通达，无懈可击。可是有的同志竟认为这个流字应按其本义作“水流”、“流动”讲，并谓《毛传》训流为求是牵强附会，不足置信。到底《毛传》不足信?还是这位同志提出的新解不足信?这只要把《关雎》整首诗仔细地读一遍就清楚了。首先，新解训流为流动，这单就《关雎》第二章孤立地来看，自无不可。但是不能忘记，《关雎》是叠章体诗篇，下面还有两章，其开头两句分别为“参差荇菜，左右采之”、“参差荇菜，左右芼之”。其句法结构与“参差荇菜，左右流之”出於一辙，如果照新解所说，训流字为流动，那麽“左右流之”的主语就是荇菜，而“左右采之”、“左右芼之”的主语却绝对不是荇菜。这样，在互相骈俪的三句诗中(“左右流之”、“左右采之”、“左右芼之”)竟出现了两个主语，这是有背於古代韵文句法规律的。再看，在这首诗中，“求之”、“采之”、“芼之”、“友之”、“乐之”都是动宾结构，之字都作代词用，准此，则“流之”也应是动宾结构，之字也应是代词，《毛传》训流为求，正合此例。可是按照新解所说，训流为流动，则流字便是不及物动词，後面一般不带宾语(使动用法当作别论)，“流之”也就不是动宾结构了。这，显然跟整首诗的句法结构相龃龉。所以，新解训流字为流动，未免失之好奇，是经不起推敲的，因而也是站不住脚的。此正如范文澜同志在《中国通史简编·绪言》中所说：“凡立新说，如果显得费力甚大，或通於此处而不能通於他处，或新说虽立而旧说依然不曾为有力的证据所推翻，那末，这种新说都是值得怀疑的。”(按：流训为求，王念孙《广雅疏证》、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均认为是摎字之借，《广雅·释言》：“摎，捋也。”捋即择取之意。林义光《诗经通释》则认为是敹字之借，《说文》：“敹，择也。”)

　　《离骚》：“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其中落英的落字，与上句坠字相对，其为坠落义灼然无疑。但宋人出於好奇，竟提出落字应据《尔雅》训为始，直至近年来，还有人不断提出《离骚》“落”字当训为始的“新说”。其理由是“《离骚》中所提到的服饰饮食，都是为了表现诗人‘余独好修以为恒’的思想品德的，他当然不会去喫那已经凋落了的菊花”云云。这个理由是难以令人信服的，何以“好修为恒”，就不能喫“已经凋落了的菊花”?清人徐焕龙《屈辞洗髓》注这两句道：“朝无饮，但饮木兰之坠露;夕无餐，但餐秋菊之落英。清贫如此，顑颔可知。正与贪婪之辈相反。”徐氏此解，虽未必即为确诂，但至少可以说明一点，即“好修为恒”的屈子，未必不可以“喫那已经凋落了的菊花”，问题是在你怎麽去理解。清人蒋骥《山带阁注楚辞》云：“落字与上句坠字相应，强觅新解，殊觉欠安。”可谓一语中的。又近人游国恩先生亦云：“我们不必问菊花是否会落，或者有落有不落;即使一切菊花都不落，而且有现代物理学作根据，也不能说屈子的‘落英’不许用‘坠落’、‘陨落’义。因为骚人下笔为文，兴之所至，决无暇想到格物的问题，更不会想到作文章非根据物理不可，他上文说‘坠露’，下文说‘落英’，就显然可见那落字并没有特别的意义。何况《离骚》一篇用落字的地方很多凡四见，都是陨落的意义，不可作始字或其他意义解。”(《楚辞论文集·说离骚秋菊之落英》)游先生这段话，是对宋人说的极有力的针砭。

　　更有甚者，有的同志还认为陶渊明《桃花源记》中“落英缤纷”的落字也应作始字讲，这就更成问题了。落有始训，见於《尔雅》，乃先秦古义，时至南北朝，落字是否还有始义呢?至少从陶渊明的诗文来看，落字已无始义。我们统计了一下，落字在陶集中共出现八次，除“落英缤纷”一条不计外，其馀七次均为坠落、陨落，无一可作始解者：《归园田居》：“误落尘网中，一去十三年。”

　　又：“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

　　《酬刘柴桑》：“门庭多落叶，慨然已知秋。”

　　《杂诗》：“落地为兄弟，何必骨肉亲。”

　　又：“寒风拂枯条，落叶掩长陌。”

　　《闲情赋》：“曲调将半，景落西轩。”

　　《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有风吹君帽堕落。”

　　以上七例，落字作陨落、坠落解，灼然无疑。准此，《桃花源记》中的落字也不可能忽然变为始的意思。此正如王力先生所说：“语言是社会的产物;词的意义是被社会制约着的。”我们不能离开语言的社会性，对词义进行随意的解释。还有同志说：“《桃花源记》文章一开始是要展现一个春光明媚、生机蓬勃、景色異常的场面。如把落英缤纷理解为落花狼藉满地，一派衰败零落的景象，却有点大杀风景。”这也未必然。为什麽“落英缤纷”就一定是“一派衰败零落的景象”呢?为了证成自己的论点，便从文学赏析的角度对“落英缤纷”四字随意地进行解释，这种方法是不科学的。宋人欧阳修《采桑子》词云：“群芳过後西湖好，狼藉残红，飞絮濛濛，垂柳阑干尽日风。”胡云翼注云：“狼藉残红—落花散乱。这句承接前句，有欣赏落英缤纷的意思。”(《宋词选》页28，中华书局1962年版)可见“落英缤纷”未必就不美，未必就“大杀风景”。由此可见：不从语言事实出发，单从文学赏析的角度进行主观臆测，所得结论往往不可靠。

　　《木兰诗》：“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唯闻女叹息。”其中的“唧唧”，有人一定说不能用它来表示叹息声，这也是不符合语言事实的。古籍中以“唧唧”表叹息声者不乏例证，如北魏·杨之《洛阳伽蓝记》卷四《法云寺》：“四月初八日，京师士女多至河间寺，观其廊庑绮丽，无不叹息，以为蓬莱仙室，亦不是过。入其後园，见沟渎蹇产，石磴礁硗，朱荷出池，绿萍浮水，飞梁跨阁，高树出云，咸皆唧唧。虽梁王兔园，想之不如也。”(范祥雍校注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12月新一版页209)前面说“无不叹息”，後面说“咸皆唧唧”，前者呼而後者应，显证唧唧就是叹息(这里的唧唧和叹息都有称赞义)。储光羲《同王十三维偶然作十首》：“想见明膏煎，中夜起唧唧。”(《全唐诗》册二卷一三七页1385)孟郊《吊卢殷》：“唧唧复唧唧，千古一月色。新新复新新，千古一花春。邙风噫孟郊，嵩秋葬卢殷。”(《全唐诗》册六卷三八一页4277)白居易《琵琶行》：“我闻琵琶已叹息，又闻此语重唧唧。”又《五弦弹》：“座中有一远方士，唧唧咨咨声不已。自叹今朝初得闻，始知孤负平生耳。”(《全唐诗》册七卷四二六页4697)又《和寄乐天》：“会笑始哑哑，离嗟乃唧唧。”(《全唐诗》册七卷四四五页4985)元稹《长庆》：“年年岂无叹，此叹何唧唧。”(《全唐诗》册六卷四0三页4503)张祜《捉搦歌》：“门上关，墙上棘，窗中女子声唧唧。”(《全唐诗》册八卷五一0页5796)王若虚《滹南遗老集》卷二引郑厚说：“夫笑而呵呵，叹而唧唧，出口天籁。”这些语言事实，都有力地证明了唧唧确能表示叹息声。持“唧唧非叹息声”之说者，还说：“以唧唧为叹息声是从白居易《琵琶行》开始的，那是白居易误解了唧唧这个词的含意。”(朱星《注释学芻议》，《河北师范学院学报》1979年第1期)如果说只有白居易一个人用唧唧表叹息声，那还可以说是误解，无奈，有那麽多的人都用唧唧表叹息声，难道都是误解况且以唧唧作叹息声，并非始於白居易，在白氏之前早已有了。如上举《洛阳伽蓝记》以及储光羲和孟郊的诗，时代都在白居易之前。所以，认为唧唧不能作叹息声解释的看法，事实上是站不住脚的。此正如王力先生所指出的：不顾语言事实，单纯追求新颖可喜的那种训诂是靠不住的(《训诂学上的一些问题》，见《龙虫并雕斋文集》册一页329—330)。

　　《水经注·三峡》：“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涧肃，常有高猿长啸，属引凄異，空谷传响，哀转久绝。”北大编《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参考资料》注云：“属引，谓猿声接连不断。”(下册，页685)这个注解平实允当，是可靠的。属有连属义，引有伸义，属引训为接连不断，在训诂上无懈可击。可是有的同志却提出新解，认为：“属并不是连属，属在禅纽三等，禅三古读端系。属就是独，独在定纽。属、独都从蜀得声，古读相同，词义也通。”然後又根据《埤雅》、《尔雅》、《方言》等，断定属是一种高大的、喫猿的猴子。这种解释，未免好奇已甚。且不说训属为喫猿的猴子，则“属引凄异”以下三句跟上面的“高猿长啸”便接不上榫;更成问题的是：属通作独，训为喫猿的猴子，除了声音上的牵合外，并无任何书面材料可以作为助证。此正如王力先生所说：“先假设了一种新颖可喜的解释，然後再乞灵於‘一声之转’之类的‘证据’，那末，这些假设只能成为空中楼阁了。”(《龙虫并雕斋文集》册一页330)

　　二、重证据，戒臆断

　　所谓重证据，就是重视客观存在着的语言材料;所谓戒臆断，就是戒除主观主义的武断之词，不说缺乏证据或证据不充分的话。试看三例：《史记·屈原列传》：“屈平即嫉之，虽放流，眷顾楚国，心怀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有位前辈学者为了坚持他的“屈原一生只被放逐过一次”的论点，便说放流就是放浪，指四处游历，而不能解作放逐。这种新解只不过是凭臆武断，毫无客观根据。许多语言材料都证明了放流确是放逐，二者是同义词。例如《礼记·大学》：“唯仁人放流之，迸诸四夷，不与同中国。”《汉书·贾谊传》：“屈原，楚贤臣也，被谗放逐，作《离骚赋》。”这段话在《汉书·地理志》中作“始楚贤臣屈原，被谗放流，作《离骚赋》以自伤悼。”同样的意思，这作“放流”，那作“放逐”， 这是放流作放逐解的铁证。又《汉书·冯奉世传》：“故伯奇放流，孟子宫刑，申生雉经，屈原赴湘。”这里说的是历史上一些忠爱之士所受到的迫害和不幸的遭遇。“伯奇放流”、“孟子宫刑”，都是指的刑罚。放流就是放逐，决不是自由自在地四处游历。《汉书·外戚传下》：“数逆至法，逾越制度，当伏放流之诛，不足以塞责。”又云：“其馀大者夷灭，小者放流。”文中两个放流，也分明是放逐。又《三国志》卷二十三《魏书·和洽传》裴注引《汝南先贤传》：“饕餮放流，洁士盈朝。”这是说把饕餮之徒加以放逐，使朝庭中充满廉洁之士。放流也分明是放逐。由此可见，语言事实是最有说服力的，主观臆测则难以令人信服。

　　《墨子·亲士》：“入国而不存其士，则亡国矣。”有位老先生认为入国是治国的同义词，但入字不能解释为治，於是疑入是乂的形近之误，并引《书·尧典》、《皋陶谟》、《禹贡》的三个乂字及《尔雅·释诂》“乂，治也”为证，谓墨子习於《诗》、《书》及百国春秋，所以不用治国而用乂国(说见《杭大学报》1979年1、2期合刊《墨子校释商兑》一文)。这好像是有根据了，其实乃是臆测。首先，这位先生说墨子因习於《诗》、《书》及百国春秋，所以不用治而用乂，不说治国而说乂国，这只要一翻《墨子》本书，便知道这个话靠不住。《墨子·尚同中》：“受天子之严教，退而治国。”这不是在用“治国”吗?《墨子·兼爱上》：“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也，必知乱之所自起，焉能治之?”这不是在用治字吗?其馀各篇治字也不少见，何以《亲士》偏要用乂国而不用治国呢?《荀子·富国》：“观国之治乱臧否;入其境，其田畴秽，都邑露，是贪主已。”《墨子》的“入国”，也就是《荀子》的 “入其境”，是绝不能随便改作乂字的。(参看蒋礼鸿先生《误校七例》一文)以上二例，均足说明主观臆断对於训诂的危害性，反过来也就是说明训诂必须重视证据。

　　下面再看一例：

　　关於《胡笳十八拍》的作者问题，过去学术界曾经有过一番热烈的争论。有的学者认为是伪作，因为《乐府诗集》卷五十九所引的唐人刘商《胡笳曲序》说：“蔡文姬善琴，能为离鸾、别鹤之操。胡虏犯中原，为胡人所掠，入番为王后，王甚重之。武帝与邕有旧，敕大将军赎以归汉。胡人思慕文姬，乃卷芦叶为吹笳，奏哀怨之音。後董生以琴写胡笳声为十八拍，今之胡笳弄是也。”据此，则《胡笳十八拍》的曲谱是董生所作，而非文姬。如果胡笳声都不是蔡文姬所谱出的，那麽《胡笳十八拍》的词更不可能是文姬所作了。然而有一位先生则坚决主张《胡笳十八拍》的作者是蔡文姬，为了维护己见，便硬说《胡笳曲序》中的董生即文姬归汉後所嫁的董祀，而序中“董生”前头应补上个“嫁”字。因为不补上嫁字，那麽胡笳曲的琴谱及辞就是董生所作(有人认为这个董生就是唐代著名的琴师董庭兰)而非文姬所作了。但是这种随便补字的办法，只能说是大胆假设，却无任何证据。大凡校书补字，或者上下文有过这个缺文，或者见於别的书或类书所称引，算有根有据。现在补上这个字，两种根据都没有，仅因文姬曾嫁过董祀，这不是主观臆测又是什麽?考元稹有一篇乐府歌辞叫《小胡笳引》，题注道：“桂府王推官出蜀匠雷氏金徽琴，请姜宣弹。”歌辞有云：“哀笳慢指董家本，姜生得之妙思忖。”(《全唐诗)册六卷四二一，页4630)这是说有个姓董的人作了胡笳的琴曲而为姜宣所学习所弹奏的确证。这个人当然不是蔡文姬，也不可能是董祀。那麽刘序的“後董生”应补成“後嫁董生”的说法便如沙上筑塔，顷刻即倒了。(此例见蒋礼鸿先生《误校七例》一文)。

　　三、宁阙疑，勿强解

　　所谓宁阙疑，勿强解，就是说对於那些根本不懂或不太弄得清楚的问题宁可承认不懂，而不要勉强去作解释。前代学者处理这个问题，颇有可取之处。如郑玄注《三礼》，於所不知，辄云“未闻”。许慎著《说文解字》，自记云 “阙”。高诱注《淮南子》，於注不出处，识以“诱不敏也”。朱熹注《诗经》、《楚辞》，於所不知或知之不确者，均注明“未详”或“未闻”，总观《诗集传》、《楚辞集注》两书，凡云 “未详”、“未闻”者达百馀处。这才是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在这方面，今人反不如古人。我们常看到一些古籍的选注本，於疑难费解处或不予理睬，回避矛盾;或强作解人，妄加猜测。回避矛盾的作法，固然无助於读者去读懂原文;妄加猜测就更加糟糕，因为读者大抵是相信注家的，总以为上了书本便是对的，注家瞎猜一通，当然不可能猜对，读者却把这错误的注文当做正确的东西去接受，势必会谬种流传。还有一种很不好的作风，就是展转传抄。这种办法固然省力气，却有背於严谨的治学态度，第一个错了，传抄者岂不也跟着错?所以，以上三种做法，都是要不得的。正确的态度应该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宁可阙疑，不要勉强。今人张舜徽先生论郑玄注书曰：“郑氏注书，於所不知，辄云未闻;亦犹许氏解字，自记云阙耳於所不知，不加臆断，疑以传疑，留待後人定之。既明其慎，亦见其谦。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可为後世法也。”(《郑学丛著》页142、147)郑玄这种治学态度，注释家应该引为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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