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7年11月,北京林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教授李昌菊的最新著作《中国油画本土化百年(1900—2000)》在人民出版社出版。20世纪初,油画作为改良中国画的重要画种引进中国,参与到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经过几代油画家的努力,油画已成为本土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油画本土化百年(1900—2000)》中,李昌菊大致依循20世纪前期(1900—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1949—1978年)和新时期以来到世纪末(1978—2000年)三大部分,探讨中国不同时段的油画本土化现象。本篇文章为第一篇《引进、传播与融入(1900-1949)》的第三章节《引进语言样式》的第一节内容,阐释了西方写实主义观念进入中国本土后的发展,并形成了庞大的写实群体。
第一节 写实主义
基于各自的师从对象以及兴趣、判断,留学日本、欧洲的学子们选择了不同的油画样式,有学院派写实、有现代派,也有印象派。它们被引入本土时各得其所自由发挥,但结果却迥异。其间,他们遭遇了中国作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艰难建立历程,战争的介入使写实主义绘画成为本土重要的艺术样式。
写实的移植,深受“科学”观念的影响。科学是时人强国梦最为看重的西方文化品格,恰恰写实绘画具有这一独特品质,从而获时人青睐。从“实学”到“兴学”时期人们对西方制图的运用,再到新文化运动时期人们对写实绘画的挑选(用以改造中国画),皆因西方写实绘画的科学、客观品质。
作为救国良方,科学对本土意义重大。先在的科学观念,决定了20年代留学生的艺术取向,面对西方艺术现代流派纷呈的局面,不少先驱冷静坚定的选择了写实绘画,切实从欧洲(法国、比利时等)学习写实技巧,并获得优异的成绩。经过领会与吸收,他们的写实绘画面貌或细致、或简练、或明快、或沉郁,形成鲜明的个人特征,并达到相当的水准。回国后,他们传播写实理念,苦心经营,渐为光大。徐悲鸿、吕斯百在中央大学,唐一禾在武昌艺专,颜文樑在苏州美专,均遵循严谨科学的基础训练体系推行写实主义教学,培养出新一波写实人才。在教学过程中,他们不忘艺术实践,将欧洲学院派写实技艺与中国现实结合,创作有忧患感与现实精神的作品,赋予写实油画本土的内涵与精神气质。
引进写实绘画的初衷是用以改造中国画,但进入本土后,其功能与生命力远不止于此,藉借画家的努力,写实绘画尤其油画,已经开始独立的成长,它抓住时代赋予的机会与使命,承担抗战的教育、宣传需求,从画室到广阔的户外,深入民间疾苦,在与时代的共振中确立了自身存在价值与意义。
科学的美术形态
从19世纪后半叶到20世纪初,中国社会危机深重,救亡与启蒙是主题词,知识分子开始向西方文明学习。相对于以农业文明为主导的中国, 西方文明显现出的优势主要在于科学,于是,“五四”知识分子高举“民主”与“科学”的大旗,力图以西方文化改造中国传统文化,其中包括传统中国画。经过康有为、陈独秀等人的呼吁,包含着科学精神的西方写实被奉为改造传统中国画的良方。可以说,写实被选择,是整个时代渴求“科学”的愿望在美术界的反映,其中,个别精英文化人士的判断发挥了重要作用。
就西方写实绘画而言,它不断吸透视学、解剖学等成果发展和丰富绘画语言,确实具有科学的内涵与特色。写实绘画主导了西方美术400余年,产生了许多艺术大师、巨匠和不朽名作,对世界美术影响巨大。到19世纪末,其表现技术已非常成熟和完善,不过,它也面临挑战,一方面,艺术的规律要求不断创新;另一方面,19世纪的科技成果尤其摄影术的出现,使传统写实绘画面临冲击,其留影存照的功能面临被摄影取代。此外,光学成果带给人们对色彩的全新认识,印象派反映和表现了人们对光的新理解,西方写实绘画的色彩表现语言由此推到极致,后印象派则将人们从客观实写引领到主观表现的新境界。而后的20世纪,科技促使人们用全新的视角来观察时间、空间与人自身,西方画坛现代流派先后涌现,它们叛逆传统,将传统写实绘画构筑的完整世界表象逐一打破,导致写实绘画的逐渐衰微。
现代派新则新矣,但写实绘画才是国人眼中科学、进步的美术形态,其客观、理性精神切合建设中国新文化的美好愿景,被视为改良中国画的妙方。咋一看,中国在选择西方艺术样式时发生了错位,其实不然,文化精英是依据本土文化需要挑选着西方文化,其主体意识十分鲜明,不求与世界盲目同步,而在为我所用。
将科学理念落实到绘画领域,最有力的实践者和推行者是徐悲鸿。身为康有为的弟子,徐悲鸿(1895-1953)的中国画改良论深受康氏影响,成为其选择写实道路的重要原因。科学观多次出现在徐悲鸿后来的言论中。1932年他在《画苑》中写到“科学之天才在精确,艺术之天才亦然。艺术中韵趣,一若科学中之推论,宣真理之微妙,但不精确,则情感浮泛,彼此无从沟通。”[1]在为金杨的《中学美术教材及教学法》一书所写的序言中,徐悲鸿再次谈到:“艺术知识初步之获得,仍需依赖科学。艺术之进步在变化,顾不知正,亦无从知变化,故艺术之出发点,首在精密观察一切物象,求得其正,此其首要也。”[2]徐悲鸿特别重视素描也与科学求真的认识观分不开。他曾在《当前中国艺术之问题》(1947年)中说“艺术家应与科学家同样有求真的精神。研究科学,以数学为基础;研究艺术,以素描为基础。”[3]
沉潜欧洲学院派
进入本土的写实油画技法基本源于欧洲,写实派的几位重要人物大多留学欧美,接受的均是正统学院派训练,无论是之前的先驱如李铁夫、李毅士、吴法鼎、冯钢百,还是后来的徐悲鸿、吴作人、吕斯百、唐一禾、颜文樑等。早期留学的李铁夫[4]、李毅士[5]、吴法鼎、冯钢百[6]等,均掌握了好的写实技巧,因为缺乏好的时代机遇,无从得以发扬光大,但他们仍以个人实践和探索,留下了各具面貌的写实油画,成为油画本土化中的重要篇章(图1-3-1、2)。
图1–3–1 吴法鼎 《河畔》 18×25cm 1910年
图1–3–2 冯钢百 《黄居素祖父像》 60×50cm 1924年
推行写实的徐悲鸿,其技法源于欧洲学院派,法国美术学院的教育使徐悲鸿熟练掌握了写实技巧与方法,为他回国后建立写实主义体系做了充分的技术准备。在1919一1927年欧洲留学的8年间,他先报考了国立巴黎高等美术学校,老师是历史画画家弗拉孟(Francois Flameng,1856-1923),由于弗拉孟年老多病,很多课是曾获罗马大奖的科尔蒙(Fermand Cormon,1845-1924)所授。1920年冬,徐悲鸿结识了学院派画家达仰(Bouveret Dagnan,1852-1929),又接受完整的学院派“新古典主义”绘画[7]教育。达仰先生是画家柯罗的弟子,他告诫徐悲鸿学艺术“勿慕时尚毋甘小就”。达仰指导徐悲鸿精绘素描,使徐悲鸿的基本功“所得愈坚实矣”。除了导师的教导,徐悲鸿还经常到博物馆观摩西方古代大师们的作品,对于伦勃朗、荷尔拜因等画家极为欣赏。
在徐悲鸿帮助下,吴作人(1908-1997)于1930年赴法国,考入巴黎美术学校西蒙教授工作室。一月后转赴比利时[8],考入布鲁塞尔皇家美术学院巴思天(Alfred Theodore Joseph Bastien)工作室,巴思天是皇家美术学院院长,也是当时比利时最负盛名的写实主义画家,他善于运用厚涂的油彩,宽阔的笔触与和谐的色彩作画。在巴思天精心指导下,吴作人掌握了北欧弗拉曼画派的油画技法,1936年吴作人应徐悲鸿函约回国任教。
总体来说,对中国写实油画影响深远的欧洲院校,非巴黎高等美术学校莫属,尤其以该校教授劳朗斯(Paul Alfert Laureuse)为代表。劳朗斯是法国著名新古典主义画家、法兰西艺术院院士,本土几位重要的写实画家(教育家)如颜文樑、吕斯百、唐一禾、常书鸿均先后在其画室学习写实技法。他们均成绩优异,获得过各种奖项,为劳朗斯欣赏。归国后又分布在各美术学校任教,将写实技法加以传扬。
在徐悲鸿鼓励下,颜文樑(1893一1988)于1928年入国立巴黎高学美术学校劳朗斯画室学习,之前,他已于1922年创办私立苏州美术学校任校长。随后,同入新古典主义画家劳朗斯画室学习的还有唐一禾(1905-1944),他1930年赴法国巴黎高等美术学校,晚上到私人画室画素描。1934年学成归国,在武昌艺专任教务主任和西画科主任。得到徐悲鸿赏识与推荐的吕斯百(1905-1973),于1929年赴法国里昂高等美术专科学校学习,师从达望贝学习油画,1931年进入巴黎高等美术专科学校,随德魏波兹(Devamd)学习,同时又入朱里安(Julian)油画研究院学习,投在劳朗斯门下。吕斯百对夏尔丹的质朴画意深感兴趣,也曾对塞尚着迷,后在徐悲鸿的劝诫下[9],更重视致力写实。1934年他学成回国,进入中大艺术系和苏州美专任教。常书鸿(1904-1994)在1943年去敦煌,不过其之前留法九年(1927-1936)和之后归国六年的油画教学与创作,均以新古典主义画风给画坛增添亮色。[10]他留法期间成绩优异,早期师承大卫以来的新古典主义教学传统,1932年入巴黎高等美术学校后,也师从著名新古典主义画家劳朗斯,学习严谨扎实的新古典主义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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