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斯以谈,吾国之社会,其隆盛耶?抑将亡耶?非予之所忍言者。彼陈腐朽败之分子,一听其天然之淘汰,雅不愿以如流之岁月,与之说短道长,希冀其脱胎换骨也。予所欲涕泣陈词者,惟属望于新鲜活泼之青年,有以自觉而奋斗耳!
自觉者何?自觉其新鲜活泼之价值与责任,而自视不可卑也。奋斗者何?奋其智能,力排陈腐朽败者以去,视之若仇敌,若洪水猛兽,而不可与为邻,而不为其菌毒所传染也。[1]
——陈独秀
倘若深入了解一下,人们会发现,当代青年普遍有焦虑感。当然,我们也可以说,当代国人普遍有焦虑感,只是这一点在青年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人的焦虑源自何处?人为何如此焦虑?长久的焦虑会不会演化为一种恶性疾病?那是一种莫名的焦虑,似乎没有过于明显的客观原因。然而,有果必有因。深究一下,当代中国(青年)人的焦虑由压力所致。
生存的压力、生活的压力、创造的压力,这是想有所作为的青年都能感受到的三重压力。清末民初的新青年致力于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在我看来,当代的新青年遭受着“三座新大山”的压迫。生存、生活、创造成了压力,成了相互搏斗并与人的(存在)价值相背离的东西,对于一个以“和谐”为旨归的社会而言,这不太正常。
新社会正在飞速发展,飞速发展的新社会似乎早已远离了那个“十恶不赦”的旧社会,似乎一切让人揪心的问题都值得理解,似乎也可以理解。然而,问题并不会因为我们理解它而消失,问题也不会因为我们不去解决它而自然消失。那些反复被人们讨论而并没有被下决心解决的问题一个也没有消失。逐日累积起来的问题正在一点点让新的时代发霉。在这样的现实中,当代青年何为?难道我们真要在逐日焦虑、自暴自弃、自娱自乐中垂垂老矣吗?
怎样的青年?
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新青年》杂志。《新青年》杂志成为那个年代的青年表达其思想的主要场所。回溯过去,《新青年》杂志的创办者和主要撰稿人对中国文化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做出了难以磨灭的贡献。今天,很多国人对“中国新文化运动”那段历史中的“八卦”的兴趣浓过对其参与者、推动者的具体文化、社会、艺术主张及理想的重视。然而,当当代青年不能给自己准确定位并面临“创造瓶颈”时,其可以在对那些“青年先贤们”的思考与实践地温故中受益。
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新陈代谢,陈腐朽败者无时不在天然淘汰之途,与新鲜活泼者以空间之位置及时间之生命。人身遵新陈代谢之道则健康,陈腐朽败之细胞充塞人身则人身死;社会遵新陈代谢之道则隆盛,陈腐朽败之分子充塞社会则社会亡。[2]
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一文中针对当时的青年乃至整个国人的状况“谨陈六义”——“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近百年了,若以这“六义”衡量当代青年乃至整个国人,我们将得出什么样的结论?我们自主吗?我们不保守吗?我们是积极进取的吗?我们是开放的吗?我们是务实的吗?我们有科学精神吗?我们经得住考问吗?问题消失了吗?我们将何去何存?
从1979年的“星星美展”到“’85美术运动”(高名潞提法)再到1989年的“中国现代艺术展”,同样是青年推动了中国文化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那些曾经非常青涩的面孔如今已布满褶皱,那些曾经斗志昂扬的青年如今大多已老态龙钟,有些甚至已堕入“陈腐朽败分子”之流。然而,我们怀念“他们”——那些“有为青年”。对于那些“曾经的青年”来说,并不是所有过往的事情都值得纪念、缅怀,而对于当代青年而言一样,并不是所有“过去的事情”都需要记住。我想,当代青年需要记住并加以发扬的仅仅是那些“青年先贤们”在“青年时光”的“负责任的理想作为”。
世界给探索者提供无限的可能。
我们用自己的眼睛认识世界,用自己的画笔和雕刀参与世界。我们的作品里有各种表情,我们的表情诉说各自的理想。
岁月向我们迎来,没有什么神奇的预示指导我们的行动,这正是生活对我们提出的挑战。我们不能把时间从这里割断。过去的阴影和未来的光明交叠在一起,构成我们今天多重的生活状况。坚定地活下去,并且记住每一个教训,这是我们的责任。[3]
生命注定老去,但探索、实验精神应该永存。可能性永远存在。只要有人迈出探索无限可能的脚步,世界就会因之而改变。倘若当代青年尚存良知,倘若当代人尚有一丝责任感,尚有一丁点对未来的期待,新时代便不会最终腐烂。青春几何?难道当代青年不应该对当下满怀激情,对未来充满期待吗?有人将生命比作夏天的水果。其实,青春何尝不是“夏天的水果”,如果你不尽快享用它,它很快会烂掉。的确,青春会在等待中蹉跎。我们应该尽情诉说我们各自的理想,只争朝夕。
浮躁、肤浅、幼稚、没责任感、缺乏历史意识、利欲熏心、自甘堕落……指责当代青年的声音可谓不绝于耳。然而,很少有人意识到,青年最需要的是支持而非指责。请问,又有谁能置身事外、全始全终?“卡通一代”、“垮掉的一代”、“改革开放后出生的一代”、“鸟巢一代”、“没希望的一代”、“一代强悍,三代无种”……有些是鞭挞,有些是期望,人们司空见惯。事实是,你不可能让别人闭嘴,好比你不可能只容许自己撒尿而不容许别人方便一样。但是,当代青年真如“他们”所说吗?是否已经到了盖棺定论的时候。我以为,盖棺定论为时尚早。因为很多青年尚未登台、出场。
倘若以出生年代论说,那么新中国已经有好几代人了,正如“40后”、“50后”、“60后”、“70后”、“80后”、“90后”,而且“00后”也出生了。真有这么多“代”吗?崔健在一次访谈中说过这样的话,“你们和我们生活在一个年代里。天安门只要挂着毛主席像,我们就都一样。别以为你比我小20岁、30岁,我们就不是一代人。我的困惑和你的困惑是一样的,只是你我所说的东西、关注的点在某一个阶段里面不一样,只是你们在变化。”[4]的确,“40后”、“50后”、“60后”、“70后”、“80后”、“90后”、“00后”共处一个时代——后集权时代、后邓时代。然而,这是我们所面对的现实,并不是值得我们沾沾自喜的荣耀。崔健同样说过这样的话,“我觉得应该建设一个很好的大环境,一个竞争机制,不行的人就被自然淘汰。曾经红极一时、最后又妥协的人,赚钱赚得差不多了就最早出卖自己的那种人,就被自然淘汰。谁都可能不行。包括我自己,如果我不行了,我就应该被别人干掉。我想应该有这样一个机制,永远鼓励年轻人,永远鼓励有冲劲的人。”[5]
林肯说得真好:“在浮躁的社会里,我们需要真正的声音;在卑琐的生活里,我们需要警醒和鼓励。”直面现实,认识世界、参与世界、改造世界,这难道不是当代青年应有的态度?
怎样的现实?
在闹哄哄的集市中,我们注定看不清现实。然而,我们不得不看清现实。
没有人生活在真空中,人都生活在具体的现实生活中。所以问题不是我们应不应该直面现实,而是我们不得不直面现实。就青年人来讲,对现实的种种焦虑伴随着青春的迷茫。
CCTV、大地震、富二代、官二代、星二代、宅男宅女、屌丝、蚁族、蜗居、QQ、芙蓉姐姐、凤姐、郭美美、干露露、非诚勿扰、艳照门、苍井空、微博、微信、中国好声音、十八大、正能量、反腐败、中国梦、钓鱼岛……交织而成的光怪陆离的中国景观,让越来越多的人匪夷所思、不知所措、心智麻木。然而,很多人明白,媒体制造的离奇景观背后是赤裸裸的真实。
微博改变世界,很多人这样说。可我这样认为,真正改变了世界的是发明微博的人,而非整日泡在微博上的“微博控”。改变世界要靠实实在在的理想作为。就此而言,“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在理。如今的国人,需要做到“少说多做”、“说到做到”、“言行一致”,而不是“说一套做一套”。而对于当代青年,“坐而论道不如起而行之”,我们需要“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胡适语)。
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到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器都能做的事。
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一切主义都是某时某地的有心人,对于那时那地的社会需要的救济方法。我们不去实地研究我们现在的社会需要,单会高谈某某主义,好比医生单记得许多汤头歌诀、不去研究病人的症侯,如何能有用呢?
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这种口头禅很容易;被无耻政客利用来做种种害人的事。欧洲政客和资本家利用国家主义的流毒,都是人所共知的。现在中国的政客,又要利用某种某主义来欺人。罗兰夫人说,“自由自由,天下多少罪恶,都是借你的名做出的!”一切好听的主义,都有这种危险。[6]
我们究竟面对着怎样的现实?我们所看到、听到的是真实的吗?这是一个谎言盛行的时代,这是一个道德败坏、世风日下的时代,这是一个被媒体操控的时代,这是一个炫富、拼爹的时代……人们如此说。当然,毫无疑问,这也是一个飞速发展、变革的时代,是“大时代”,是充满可能性的时代。一切拜改革开放所赐。在今天的中国,有一种被广泛宣传同时也是人们普遍认同的观点:改革开放有益于中华民族,由改革开放引发的一系列的问题——比如文化断层、道德滑坡、官员腐败、环境污染、资源浪费,是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发展必须要付出的代价——只要发展就会走弯路,就要付出代价。然而,其不知,一切的问题都是由“国民性”导致的——那种很多有识之士曾经揭示过的“国民性”,比如鲁迅所揭示的那种“国民性”。简言之,“国民性”是一切问题的根源。一百多年过去了,其实我们并没有面对“国民性”问题,绝大部分中国人认为揭示国民性的人是错的。我们一直在回避问题,但是正如我反复强调的,问题不会因为回避而消失,问题只会愈发严重。
经济的确发展了,国家在很多方面也实现了与国际接轨。但是,社会所显现出来的征兆是“千疮百孔”。深究一下,发展经济不是一系列问题的根源,与国际接轨也不是问题的根源。问题的根源是什么?问题的根源是文化的衰败。文化造就了“国民性”,文化的衰败决定了今天的中国现实。经济是短暂的,而文化是持久的。好的经济不一定能推动好的文化,但好的文化一定能推动经济的发展,除非“那种”文化本身是“非人性的”则另当别论。当然,更重要的是,经济的发展不一定能带给人幸福感,而充满生机的文化熏陶之下的人大多富有同情心,明白自己存在的价值,有信仰。事实是,信仰决定着每个人的所作所为。
真正的现实是文化的衰败。在功利、物质意识盛行的社会,提文化的超越性是极为重要的。钱穆说得好:“当知无文化便无历史,无历史便无民族,无民族便无力量,无力量便无存在。所谓民族争存,底里便是一种文化争存。所谓民族力量,底里便是一种文化力量。若使我们空喊一个民族,而不知道做民族生存渊源根柢的文化,则皮之不存,毛将焉附。”[7]
谈起这些,很多人会不由得叹息道:“这是我们无能为力的”。我们除了回避现实还能做什么?曾和一位青年艺术家聊,他说“生活就是对现实的一种折服”。我不由得心生疑问:“我们真要被现实折服吗?”要听天由命?“宿命论”真是深深根植在我们的“国民性”中。而很多人对“宿命论”情有独钟的理由很简单,因为其可以为自己的懒惰找到心理慰藉。
现实便是如此:有人喜欢并享受做笼中的金丝鸟,有人注定要被现实的火炉烤熟,甚至烤焦。而只有那么一小撮人,情愿在同现实搏斗的进程中顺其自然。怎样的青年面对怎样的现实必然会导出怎样的当代艺术。要我说,“当代艺术”存在于现实中,而非存在于历史中。
怎样的当代艺术?
任何艺术作品都是自己时代的孩子,它常常还是我们感情的母亲。[8]
试图复活过去的艺术原则至多只能导致类似死婴一样的艺术作品。[9]
我只是在一般意义上引用“当代艺术”这一概念。我不想讨论“什么是当代艺术”这一问题,因为“当代艺术”拒斥人们对其展开本质主义追问。当然,我并不认为对“当代艺术”展开本质主义追问的人的工作是没有意义的。不过,关于“什么是当代艺术”这一问题的讨论,的确是众说纷纭。这里,我想简要讨论一下当代艺术与现实、(历史)传统的关系。
我也不想过多讨论已经成为历史的所谓的“当代艺术”,因为我打心底里不喜欢讨论已经死去的东西。有些人频繁讨论甚至书写所谓的“中国当代艺术的历史”是因为他们是既得利益者。然而,所有既得利益者所书写的历史都有待怀疑、批判。在我看来,真正的历史学家在中国早已绝迹。事实也是,中国没有孕育真正的历史学家的温床。所以,每当看到、听到有人以艺术史家自居时便觉得可笑。谁是真正的艺术史家?或许只有艺术史家自己知道。
如今的中国,有一个一部分人认可的“当代艺术圈(界)”,也客观存在着只有部分人认可、接受、宣传、坚持的“当代艺术”。对于普通民众,“那群人”所津津乐道的“当代艺术圈(界)”和一系列自命为“当代艺术”的艺术作品是一个“陌生世界”,这个世界是孤立的。之所以“孤立”,并不是因为其是一个“彼岸世界”,而是因为其是“自命不凡”的产物。然而,当绝大多数人的眼球被一系列拍卖数据和一系列虚假话语所吸引、蒙蔽的时候,“当代”已不再是那个“当代”。所以,我说“‘当代艺术’存在于现实中,而非存在于历史中”。
存在于当代的关于当代人的“历史”更多意味着虚假、操作,而非真正的记录、选择、反思。所以我情愿将眼光朝向真实的现实,也不愿意被虚假的“历史”所诓骗。在我看来,对于当代人,历史是一个参照或一面镜子,“传统”是可供挑战的事物。不管(历史)传统有多悠久,都不能成为当代人的包袱,而“对未来的期许”同样应该建立在对“当下”认识、看重的基础上。“及时行乐”不是自我放纵,而是一种重视当下、只争朝夕的生存哲学。
生命和真实的形式是“当下”。叔本华在《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中写道:
生命和真实的形式,就是“当下”,也仅仅是当下,不是未来,也不是过去。后二者只作为知识的定义而存在,因为它们符合足够理性的原则。人类从未生活于过去之中,也不会生活在未来。惟有“当下”才是所有生命的形式……当下以及它所包含的内容永远存在,二者牢牢地坚守在原地,不可撼动。[10]
倘若艺术仍然是生命和真实的形式,那么其必然是“当下的”。较之“当代性”,人们更容易理解“当代”、“当下”、“此时此地”等提法。“当代艺术”的“当代”是一个时间概念,但其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时间概念。“当下”是一个时刻,是一个永远都无法被捕捉到的时刻,当我们“意识到”它时,它已经逝去了,而紧接着的是让人捉摸不透的新的现实。
当下是这样的时刻:我们决定降低对未来的期望,抑或放弃过往宝贵的传统,为的是能穿过此时此地这一窄门。[11]
“在当代”可以被理解为在当下的在场。从这个意义上说,艺术只有真实,亦即以一种彻底不被过往的传统或旨在未来成功的策略所腐蚀的方式,捕捉并表达现时的在场时,这样的艺术看来才是真正当代的。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很熟悉对在场的批判,尤其是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所表述的。他比较令人信服地阐明了在场原来是被过去与未来所腐蚀的,存在的核心总有不在场,包括艺术史在内的历史不能够被理解为(用德里达的话来说)在场的接续。[12]
当然,当下也不可能从时间的链条中孤立出来。事实是,“过去的阴影和未来的光明交叠在一起,构成我们今天多重的生活状况”。钱穆是历史主义者,他说:“时代只是历史的影子,乃由历史中照映出时代。”[13]历史真能照映出时代吗?历史应成为时代、现实的参照。
一般人所谈论的“当代艺术”是与现实发生关系的艺术,区别于“现代艺术”。当代艺术肯定要与现实发生关系,不过今天很多专业人士熟知的“现代艺术”(先锋派、前卫艺术)就是它那个时代的当代艺术——其并不是与现实无关的东西,哪怕是“抽象主义”(形式主义)。所以,我谈论的“现实”意域更广,和历史上存在过的“现实主义”和“当代艺术”无关,它指向当代人及当代人所面对的一切,社会的、精神的、心理的、无意识的……
我们曾被告知或即将被告知:“当代艺术”抹除了传统意义上的视觉艺术样式的界限,突破了单一的思维方式和艺术创作逻辑。今天,在语言层面和观念层面界定“当代艺术”都是困难的,也是徒劳无功的。因为,“当代之后”(艺术进入当代形态之后),个人选择权利的伸张使得与“传统形态的艺术”相生相伴的“独断论”黯然失色,犹如丧家之犬、过街老鼠。我现在认为,能对当代人的生存问题、生活问题、精神问题、心理问题及一系列新出现的社会问题、文化问题、艺术问题等做出有力回应的艺术便是“当代的艺术”。当代艺术不一定与“艺术”相关。“当代艺术”的“当代”即“此时此地”,而艺术史中存在的“此时此地的艺术”必然是区别于“过去艺术”的艺术。所以,那些毫无新意、复制前人艺术作品的人及其作品在什么时候都在艺术批评家、艺术史家的视野和他们撰写的文章及艺术史之外。真正能谓之以“优秀”、“有所贡献”的艺术家必然是“反思‘历史’,直面现实”的艺术家。
总之,当代青年艺术家所面对的现实不只是社会现实(问题),还包括由社会现实(问题)导致或自发的精神现实(问题)、心理现实(问题)以及生存现实(问题)、生活现实(问题)、创造现实(问题)等。我们的作品应该是超越“风格”、突破“样式”、有感而发的。所以,艺术观察家也无需动不动拿“‘具象’还是‘抽象’”、“‘写实’还是‘写意’”说事。
小结
有怎样的青年就会有怎样的时代。反过来道理亦然,有怎样的时代就会有怎样的青年。关键的问题是我们能否直面现实,与时代同呼吸、共命运。什么样的当代艺术?或问:我们需要怎样的当代艺术?这是一个需要当代青年重新思考并需要其给出严肃答案的问题。
2013年11月
见《直面现实——成都青年沙龙(2013冬季)展》画册
[1]陈独秀:《敬告青年》,见《新青年》l卷l号,1915年9月15日。
[2]同上。
[3]黄锐:《第一届“星星美展”前言》,1979年9月27日。
[4]转引自《东方艺术·大家》,第51页,2013.3上半月。
[5]崔健+周国平:《自由风格》,第112页,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1月第1版。
[6]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见《每周评论》第三十一号,1919年7月20日。
[7]钱穆:《历史教育几点流行的误解》,见《中国历史研究法》,第145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3月北京第2版。
[8](俄)康定斯基:《艺术中的精神》,第3页,李政文 魏大海 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10月第1版。
[9]同上。
[10]转引自《叔本华》,第152页,[法]迪迪埃·雷蒙 著,宋旸 刘成富 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2月第1版。
[11] 鲍里斯·格洛伊斯:《时代的同志》,见《什么是当代艺术?》,第16页,美国e-flux journal编,陈佩华 苏伟 等译,金城出版社,2012年11月第1版。
[12]同上书,第14页。
[13]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第4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3月北京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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