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有所偏差还是近乎吻合，观众眼中的展品究竟是什么_这一-指标-传播

宋娴，胡芳，蒋臻颖：《观众眼中的展品——科学类展品传播效能评估研究》。上海科

宋娴，胡芳，蒋臻颖：《观众眼中的展品——科学类展品传播效能评估研究》。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18年。

在中国，博物馆在快速通道上已经行驶多年，不仅博物馆及其展览的数量有了巨大的扩张，进入博物馆的观众数量也出现持续的大幅增长。博物馆在人们的文化与知识生活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

然而，更进一步的问题是：这些来馆参观的观众在展览中到底看到了什么?到底学到了什么?他们眼中看到和脑中记住的东西，正是我们在策展时想给他们的吗?我们设计展品、组织展览时设定的传播目的实现了吗?或在怎样的程度上实现了?

这意味着，要更准确、更精确地判断这一机构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什么，在帮助人们学习方面作出了怎样的贡献，我们不能满足大致的印象，而要开展专业的评估。这种评估不仅能揭示博物馆对社会文化生活的贡献率，也能够发现目前工作中存在的缺陷与不足，为优化下一步的工作提供必要的依据。正是出于这一目的，当代中国博物馆界积极引入先进的博物馆评估理念与技术，展开了对博物馆展览效益的专业评估。

国内外展览与展品传播效能评估的发展及现状

展览与展品传播效能评估的工作在西方已经经历了很长一个时期，形成了相对成熟的理念与技术。大约在40年前，中国也开始引入相关的方法展开结合中国国情的探索。由于这是一个影响因素较多的复杂的因果系统，评估工作要达到预期的有效性和精准度并非易事。

在这种情形下，一个重要的、前提性的工作是先期展开对评估理论与方法的研究，建立更合理、更精确的评估体系。我们面前的这本书，《观众眼中的展品——科学类展品传播效能评估研究》，正是这一努力中的一部分，并且将会成为这一探索进程中一个重要的环节。

长期以来，国内外对展览与展品传播有效性的评估是在将博物馆视为一个整体的意义上展开的，由于以遗产类实物为主要展品的博物馆占据了绝大部分，研究的结果大多是针对这类博物馆的，对科学博物馆涉及的并不多。然而，细究起来，这两类博物馆还是具有较大区别的。

对以遗产类实物作为主要展品的博物馆而言，这些展品是在展览之前已存在的，而不是由博物馆人员专门为展览创意、设计和制作的，在这种情况下，博物馆的主要工作是对这些展品展开阐释，所以展览评估的核心就是展览的阐释与传播能力，而不会太多关注展品本身;科学博物馆则不同，它的展品并不是现成的，而是为了阐释某些科学原理，解读某些自然现象由博物馆专门制造出来的。

所以，一个优秀的科学博物馆，不仅要有良好的展品组织，还涉及到展品本身的创意、设计与制作，这就决定了其评估的内涵更加广泛，也更加复杂，这就是为什么在讨论当代展品评估的现状时，本书作者会发出“聚焦于展品传播效能评估很少”的感叹了。或许正是这一遗憾导致了本书的问世。从本书的副标题“科学类展品传播效能评估研究”中我们也可以看出这一动机。

除此之外，对于当代展览评估的另一个不足，作者认为是“有评估目标、评估框架和建议的评估方法，但没有建立具体的评估体系。”正是出于试图在此有所突破的动机，作者在介绍了国内外展览评估的一般理论后，就着力探索科学类展品的传播效能，并力图以多指标综合评价为建构准则建立一套有效的评估体系。

结合实际发展建立评估体系

如此清晰地聚焦于这一问题，在博物馆学界并不多见，这正是这本书的价值所在。本书作者在参考和借鉴西方学者的相关理论与方法，尤其是福尔克等人的“个人意涵图”评估方法的基础上，建立了展品传播效能评估指标体系。

这一模型的框架包含了三个二级指标:“展示内容的丰富性”、“展品吸引观众情况”和“科学传播目的达成度”，其中“展品吸引观众情况”包含了“展品吸引度”与“展品吸引力”二个三级指标，“科学传播目标达成度”之下包含了“展品信息可见性”、“展品信息传递准确性”和“展品信息影响力”三个三级指标，其中影响力一项又包括“知识概念数量变化”、“知识概念准确性变化”及“知识概念层级变化”三个子项。本书对每一层级的指标都作出了明确的定义及计算的方法，从而使评估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并能达到量化的目的。

实践之后对评估体系的修正

本书作者并没有就此止步，而是将这一套方法运用于实践中，接受实践的洗礼和检验。在进行了第一轮评估后，作者发现这个在逻辑上看起来没有问题的系统在实际的操作中还是存在着一些操作性与有效性方面的问题。

根据第一轮评估发现的问题，作者对模型作了修改，包括“单项指标的修正”和“指标模型与指数体系修正”。在单项指标的修正中，作者增加了“个人意涵图知识概念类别数量变化指标”，将“知识概念层级变化”修正为“知识概念深度变化”，删除了展品信息可见性指标(这主要考虑到它与其他指标有重复之处，并且数据的获得颇有难度，导致数据采集不科学、不准确);在展品信息传递准确性方面，作者也作了修正，使数据采集更具有可操作性和更准确;同时，作者又删除了展示形式丰富性指标，但增加了观众满意度量表;在指标模型与指数体系方面，作者通过实证研究中的结果与发现对指标模型和指数体系进行了整体修正：在之前的指标模型与指数体系中，首先确定指标体系，以及各指标的评估方法，再将模型中的指标形成量化指数。

经过这一轮修正，评估指标体系在可操作性和有效性方面有了很大的改善。在此基础上，作者又开展了新一轮的实践检验，并据此作了进一步的修正，从而使得体系更具有操作性和更准确。相信这一评估指标对我们了解观众看到了什么及观众学到了什么，有更准确的掌握。

为了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其操作的程序、步骤及数据的采集与分析方法，作者进行了具体的案例分析，在第一轮实证研究中以上海科技馆“科学奇异果多思多美味”临时展览的两个展项“环保汽车总动员”和“身边的诺亚方舟”，以及上海自然博物馆的“宇宙之谜”和“两栖、爬行动物”，在第二轮中，针对上海科技馆的“鸡密档案”、“智慧之光”。这些案例既作为对理论检验与修正的对象，同时为博物馆评估人员提供了操作的示范。

展览传播效能评估体系的意义

本书在建立的效能评估指标体系的过程中既参考与借鉴了国外先进的理念与方法，同时结合本国的国情作出新的探索。这一探索在推动中国博物馆学超越泛理论研究的格局，增加研究工作的量化和精准性方面具有积极的作用，有助于当代中国博物馆学走向更加专业化的道路，而这恰恰是当代中国博物馆界所缺乏的。

然而，正如书中所指出的那样，评估是一个持续的、动态的和具有重复性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根据评估的目的、国情差异及观众行为的变化，对评估指标模型作出合理的调整与修改，使评估的结论更加精准，更具有效性，是我们必须坚持的长期行为。

在我看来，关于展品传播效能的评估，在未来会有更广泛的实施空间。在今天，大量人文类博物馆的展品仍是属于遗产类的实物，但考虑到这些博物馆，尤其是区域博物馆和以揭示精神文化现象为任务的非物质文化博物馆，在讲述历史与文化故事时会涉及到许多充满人类智慧的工程和制造物，会涉及到对相关文化现象的深度阐释，所以，在实物展品之外，会增加用于原理阐释与现象再现的展品，这些展品的创意、设计与制作必须接受准确性与有效性的评估。从这个意义上讲，对展品传播有效性的评估工作，并不局限于科学博物馆，而将在更广泛的博物馆领域受到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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