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重大历史题材创作,一次政府主导的艺术盛宴,在让观者有机会回顾历史的同时,也暴露出中国历史画的精神沦落。观念性的缺失,使得中国历史画创作从旧日的崇高之美逐渐退化为媚俗的形式游戏。
中国历史画在不长的新中国绘画史中曾经有其辉煌。徐悲鸿《田横五百士》、蒋兆和《流民图》、石鲁《转战陕北》、董希文《开国大典》、詹建俊《狼牙山五壮士》、陈逸飞《占领总统府》等等都是国人耳熟能详的佳作。这些早期历史画,其佳者不在于技术,而在其真情和气度,其影响深远者不在其鸿篇巨制而在其充斥画面的崇高之美。对以柔婉为尚的民族来说,崇高尤为可贵。如中国,文人传统对绘画为害之深,使中国绘画自古缺乏现实之关注和崇高之追求。因而,新中国涌现的一批历史国画和历史油画,实际上对重塑民族精神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
从技术上说,这些早期的历史画尚处于探索期,艺术语言的欠缺是显而易见的。国画笔墨和人物造型的结合不过是在探索,因而流民图的画面构造不过是人物写生的堆砌。油画技术引入中国,在造型技术和对油彩语言的使用中生涩、含混、乏力之处比比皆是,和中国艺术家崇尚的百年前俄罗斯的现实主义油画相去何止千里。然而,虽然有种种不足,却难以阻挡它们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崇高美和崇高地位。
然而,崇高在蜕变。
纵观近几年来的历史画创作:规模宏大了,技术纯熟了,手法多样了,视觉震撼了;然而与此同时,早期历史画那种打动人心的东西不见了。观者感受到的是视觉的愉悦、形式和色彩的盛宴。站在画面前,观者往往是惊叹但怪异,惊叹技术之美,视像如同幻像,然而这绝非感动。那种在早期历史画中让人撕心裂肺的精神挣扎悄然消失,崇高之美不再。代之而起的是对肤浅的描摹,对形式的戏弄,对矫饰的推崇。一句话,形式游戏。
“照片化”是历史画的形式游戏。
当代艺术对现代主义绘画的形式游戏早就嗤之以鼻,印象主义色彩、立体主义的构成都曾经历了形式主义的沦落。然而对现实主义来说,写实本身就有堕落为形式游戏的基因。中国历史画经历了一个从追求写实技术、到以写实为工具、最终到以写实为目的的过程。当前的不少画家就是以写实为目的。它在历史画创作中的表现是:借助舞台和摄影棚还原历史、依靠照片甚至幻灯模拟真实,创作过程如同“胶片显影”的过程,认同“历史画是改出来”的观念。
当代历史画家对“艺术真实”已经茫然。认同“艺术真实”就是“历史真实”,艺术创作就是把“历史真实”转变为“视觉真实”。
历史画当然需要改,但是把历史画创作定义为“改出来的”,这岂不把画画等同于机械的显影?艺术家的真情、激情、观念、精神又将置于何处?然而,当代历史画家已经不再关注后者,他们更关注的是技术、制作、视觉冲击力、逼真的震撼力。写实技术是写实艺术的形式,以写实技术为噱头和宗旨,是当代历史画的形式主义和形式游戏。
形式游戏的另一面是精神虚假。
当代历史画家实际上已经丧失了对历史画“崇高美”的基本认知。
历史画的主流是要表现崇高。何为崇高?根据笔者对美学的粗陋所知,崇高和人生与美的破坏有关。历史画最大的魅力,是要阐释人类社会的种种历史悲剧,只有认识和体悟人生和社会悲剧的艺术才能产生精神的震撼力。中国历史充满了悲剧。战争是悲剧。动乱是悲剧。即使社会的繁荣,新国家的诞生,也绝非歌舞升平、流光溢彩,而是同时伴随着社会的黑暗、不公、压制、贫穷。表现这种复杂性、两面性,是历史画意义深化、精神纯化、观念永恒化的关键。这种复杂性,在中国早期历史画中是不乏其例的。
然而,当代历史画已经丧失了对这种历史悲剧感、复杂性的认知。历史人物高度概念化,历史场景也高度概念化。战士一定是勇敢的。敌人一定是懦弱的。领袖一定是器宇轩昂。农民一定要唯唯诺诺。战争一定硝烟弥漫、血色浓烟。建筑工地一定是热火朝天、一派繁忙。这种概念化常常使观者有一种异样的感觉,仿佛又回到文革时代的样板戏和人物模式。当代历史画家,无论他的创作是否发自内在需要,都已经把艺术真实等同于中国历史教科书中的历史真实,却不深思真正的历史真实的复杂性和悲剧性。
更让人难以理解的是,当代中国的历史画正亦步亦趋的“美化”历史悲剧。在当代历史画中,战争是美的,画家似乎痴迷于战争血与火、红与黑相互交错的强烈色调、尸体遍布山野、横斜交错产生的形式节奏、断壁残桓的构图韵律、浓烟蔽天的梦幻气氛。在当代历史画中,死亡、尸体、血肉不再恐惧,破坏、杀戮、战场不再绝望。当代历史画家有意无意地玩弄人类最为惨痛的历史记忆,把悲剧改造成纯粹视觉的游戏和宴席。历史人物,在当代历史画家笔下变得越来越不真实。实际上,文学创作和历史研究对历史人物的研究,无论是古代的帝王将相,还是现代的革命领袖,都已经进入到了多元、深入的复杂人性的发掘;然而历史画家们对此充耳不闻,依然沿袭肤浅的概念化解读,用模式化、符号化、面具化的人物面孔在硕大画幅中组织“纪念照”般的平面构图。
当代历史画的精神虚空和形式游戏值得深思。
它折射出当代中国主流绘画普遍存在的形式主义趋向。精神弱化,本来就是艺术市场化和产业化带来的一个问题;在政府支持下的美术创作工程中,又被一种新的外在制约力量加重了。固然,政府有提倡和支持主流艺术的权力和责任(自古如此),但艺术家要保持独立的精神追求和价值判断(自古如此)。可惜,在当代中国历史画创作中,艺术家显示出艺术观念和历史认知的双重贫乏。为了掩盖这种贫乏,艺术家们有意无意地走向了“玩弄真实概念和技巧”的形式主义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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