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门户网:自然·艺术·生命_——苏天赐的历程_-艺专-作品

　　一、飞走的白鹭——个真实的童话　　这是发生在七十年前的故事。狂暴的飓风终于过去了，给一座沿海小城和城廓四周的树木留下了一片劫后余生的

　　一、飞走的白鹭——个真实的童话

　　这是发生在七十年前的故事。狂暴的飓风终于过去了，给一座沿海小城和城廓四周的树木留下了一片劫后余生的凌乱。有一个男孩子在风雨过后的树林中玩耍时，发现了一个覆巢中的雏鸟。对许多孩子来说，这种收获的确是一份意外的惊喜，但对这个男孩子而言，除了惊喜外，它还隐含了一种神秘的预示。他小心翼翼地把雏鸟捧回了家，并用从池塘中捕获的鱼虾精心饲养它，用童心的爱日夜呵护它。不久，雏鸟便长成了一只亭亭玉立、如雪如脂的白鹭。但是，终于有一天，羽毛丰满的白鹭飞走了!白鹭“无情无义”的离去使男孩子伤心至极。为了能再看到心爱的白鹭，神色黯然的他爬上了自家屋顶的天棚，翘首向远方的天际望去。他虽没看到期盼中的白色的鸟，却看到了使他心旷神怡的辉煌景象：”夕阳把大大小小的房屋铸成碎金，在浓绿中闪烁，又撒向远方。我在天棚上望了很久，说不清是为了等候我的鸟儿还是神迷于眼前的景色。景色在不断地变幻，由金碧而紫灰，最后融成一片青黑，却又在远处闪出一片一片的亮光，像镜子一样和天空相映，那是城边的鱼塘，先前它们混同在斜晖的光彩里了，我感到既有趣又神奇……”正是在这焦灼的眺望中，这个男孩子发现了大自然变幻莫测令人目眩的神奇魅力，这份神奇的魅力竟冲淡了他的哀伤，摄住了他的心灵，使他陶醉其中，乐而忘返。这种心有灵犀的情景交流，使男孩子把他所熟悉的现实环境与他所未知的冥冥天宇连接起来，使他油然产生了一种上下求索的愿望和冲动。在此意义上，飞去的白鹭只是把暂时的痛苦留给了他，但却把大自然作为永恒的朋友介绍给了他。这样，白鹭的飞逝而去也就成了一种颇具宿命意义的指引，把他从一个相对封闭的小环境里带进了一个广袤无垠的天地之间……这个男孩子就是童年的苏天赐。多少年后，他无不感慨地回忆道：我正是从这里走入并迷恋于大自然的，进而也就走进了一个迂回起伏，辽阔无边的艺术世界……并且在艺术中追求表达出我在大自然中所发现的神奇和我对它们的感激之情。

　　二、早期生活

　　苏天赐于1922年出生于广东省的阳江县。阳江地处广东南部海湾，气候湿润，山水青翠。阳江县城的北面有一座金字形的小山，山上有宋代遗存至今的簪形石塔，最早出现在苏天赐作品中的风景就是这座有塔的小山。苏天赐诞生的那座泥墙小屋就在山下往西不到半里的地方。这里绿树成荫，丛林茂密。屋后是一片竹林，屋前有一块草地，还有一个清冽的小池塘;草地边缘是一段长满鲜苔的古老城墙，越过城墙便到了小山脚下，其间时常有野兔出没，它们构成了苏天赐童年的乐园，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孩子很容易与自然产生一种内在的亲近感。苏天赐6岁时，父亲就叫他随大哥进了私塾读书;后来，又把他送到小学去读书，插班在二年级。这时候，他的绘画天赋愈加显露。有一次，在图画课课余作业里的一个五角图形中他画上了与他朝夕相伴的小山、石塔、大树和古庙，这也是他第一次对景写生。这是一个了不起的第一次!他开始用作画的方式与自然进行交流，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交流已不再仅仅是一种方式，而是成了他的习惯和需要，进而成为他生命中不可替代的一部分。在他至今六十多年的艺术生涯中，他从未放弃过这种触及生命深处的交流，而且这种欲望变得越来越强烈。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此时，苏天赐已考入省立两阳中学高中部，校址在离城十里的山坳里，学生一般都在校寄宿。苏天赐为了能跟随大哥以及汇聚在他身边的进步青年一道参加县立民众教育馆组织的抗日救亡宣传工作，申请了走读，还特地买了一辆自行车早出晚归。当时，他几乎参加了所有项目的宣传工作：歌咏队、街头读报、出墙报、演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等等，而到校上课的时间则越来越少。1938年秋随着广州的沦陷，日机开始骚扰沿海的市镇，两阳中学也被炸毁了，学校只得停课。随后，苏天赐参加了一个救亡的群众性组织一一大中文化社，被聘为干事，驻社工作，专门负责墙报、壁画和刻蜡纸，有时也参加话剧演出。后来，大中文化社的社址也被日机炸毁，苏天赐又参加了江流剧团。他随团在城乡巡回演出抗战短剧，有时还献演《原野》和《蜕变)等进步话剧，很受民众欢迎。当然，他们的活动也受遭到一些人的忌恨。在一次排演《雷雨》时，县长突然把剧团所有的人都叫去，简短地下了一道命令：“有人说你们是共产党，剧团就散了吧。”那是1939年的冬天，正值全国抗战后的第一次反共高潮。1940年初，两阳中学在邻县的山区里重新设校复学。这时的苏天赐发现自己已无心读书了。从事了两年多的文艺宣传工作的经历使他深深体会到了艺术的巨大感染力量，他也在这种情感的表达方式中初步体味到了一种成功的满足。这时他已经离不开绘画并认定把绘画作为自己终生的事业。

　　三、重庆读书

　　苏天赐选择了艺术，他萌生了去重庆报考艺术学校的念头。1943年5月初，苏天赐启程只身前往重庆。当时抗日战争正处于艰难的相持阶段，日本的侵略势力已扩张到了华南以及东南亚等地区。通向重庆的道路迂回曲折、充满着艰辛与危险。沿途经常有日机的空袭，再加上交通落后，经常被阻，难民又四处流离，野外的滞留和路边的等候成了家常便饭，甚至受伤和死亡也时有发生。经过了一个多月的长途跋涉，苏天赐取道广西、贵州，终于在6月中旬抵达重庆的郭家沱。在到达重庆的一个多月后，苏天赐考进了国立艺专，终于如愿以偿地踏进了这个专门属于艺术的神圣领地。从初始的白纸涂鸦到现在的专业学习是苏天赐艺术道路上的一次飞越。他非常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一开始便以饱满的精神和兴奋的情绪投入到了学习之中。苏天赐能顺利地考进国立艺专并不是偶然的。在艺术上，他不仅才华横溢，而且长期的索图描摹和对景写生以及两年多的社会实践帮助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培养了他敏锐的观察能力和表现能力。学校课堂上进行的石膏头像的素描训练对他来说并非难事，有时候他一个上午就能完成一张，显得游刃有余。但几个星期下来，这种按部就班，循序渐进的学院式教学方式渐渐地消磨了他开始时的热情和兴致。那些重复再三的作品临摹使他觉得乏味厌烦，继而他竟产生了彷徨的心绪。苏天赐在进入国立艺专学习之前，可以说走的是自学成才的道路。他没有家学的背景，两位热心的哥哥也只能给予他一定的精神激励和物质支持，他对艺术的选择完全是出于一种天生的热爱和内在的向往。以前，自然景物始终是苏天赐兴趣的焦点，他对它们进行过乐此不疲地描绘。但进入艺专以后，学习的环境变了，学习的内容和方法也发生了变化，这就要求他必须从新的视角，用新的思维去看待和考虑问题。在新的环境中，他耳闻目染的不再是他情心所系的自然景物，而是系统的方法，完整的步骤，大师的精典和人类文化的丰富积淀。这种从自由鲜活的感性世界向秩序严谨的理性世界的转变是需要一个调整适应的过程的，在这个过程中任何人产生的彷徨心绪都是正常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也许是在赴渝路上的所见所闻在这时候又激活了他处于休眠状态中的传统情结，他峰回路转地对中国画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常到国画科同学的画室中去玩，又从图书馆借来了《南画大成》和石涛的《画语录》抄写批阅，用古人的见解去检阅和疏理自己从自然中获到的感性认识，使自己的艺术个性中深铸了东方传统精髓。与此同时，他还精读了罗丹的《艺术论》，并按照罗丹说的办法，在夜晚拿着蜡烛去审视维纳斯雕像，观察光影是如何在雕像的起伏上游移变化，使得冰冷的石膏显出生命的流动。东西方艺术以各自特有的美姿展现在苏天赐面前，他尽情地泅泳于这两个看似相异，却精神相通的艺术海洋之中。苏天赐既倾倒于中国传统艺术的博大精深和形神皆备美学原则，同时，对西方古典油画的细腻深沉和近代流派的鲜活、璀灿感到由衷的折服。这时候他才发现自己涉猎得越多，下笔反而越犹豫。他曾这样总结当时的矛盾心境：我看到了艺术世界变得广阔了，看到了各别的旖旎，却迷离了它们的终极。1945年，也是苏天赐在艺专学习的最后一年。这一年里，幸运之神终于降临了。他的到来对苏天赐的艺术生涯有着决定性的影响，甚至改变了他的一生。这位幸运之神不是别人，正是他仰慕已久的林风眠先生。是年秋林先生受当时主持校政的潘天寿之聘来到艺专开设画室授课，苏天赐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他的画室。其实，早在广东的时候，他就熟稔林风眠这个名字。当时他之所以千里迢迢来到重庆求学，心目中想找的老师就是他。现在，苏天赐可以直接面对大师，每天接受他的亲身教诲，这对他来说是何等的机缘和幸运!林风眠是中国现代艺术和艺术教育事业的开拓者之一，他曾留学欧洲，历任北平艺专校长，创建了杭州国立艺专，发动并领导了三、四十年代的“中国艺术运动”。他丰富的阅历和学识，全新的审美观念，深刻的艺术见解，敏锐的洞察力和非凡的创造力象一块巨大的磁铁深深地吸引着苏天赐。林风眠传授给学生的不只限于绘画的方法和技巧，他经常引导他们去思考一些看似与绘画无关的形而上的问题，如文化的“源”与”流”，“表象”与“本质”，“理性”与”情感”等等。他告诫学生艺术创作要忠实于自己的感觉。这一原则或许解开了曾萦绕苏天赐心际的疑惑：原来艺术作品的不同风格和意韵是艺术家不同的感受使然。从此，感受成了他艺术中的一个重要元素。苏天赐曾这样评价过他的老师：林先生不是我学习艺术的第一位老师，但却给我有“启蒙”的感觉，这是因为即便我曾从以前的老师那里学到过许多绘画的基本技巧，但是林风眠先生却把我直接领去叩击艺术殿堂的大门，让我辨认艺术领域的层次……他像撒布多种基因的种子，让我各自领取去培育滋长。

　　四、西子湖畔

　　1946年夏，苏天赐在国立艺专毕业。这时抗战胜利已近一年了，许多因战争而西撤的学校都在陆续南迁北还。苏天赐已等不及随校南移，搭乘了一辆便车急切地赶回阳江探望战后的故乡和家人，以了却寄挂心头的那份思乡之情。回家不久，他和同画室毕业的同学谭雪生一起受聘广东省立艺专任助教。一年后，谭雪生因关注学生运动被学校解聘，苏天赐也对学校的气氛和状况感到失望便辞去了教职。为了谋求新的发展，实现在艺术上既定的抱负，他们俩商量后决定去杭州。当时，林风眠、吴大羽和赵无极等都已回到了杭州，艺专也复校开课了。但待苏天赐他们到达杭州时已是九月中旬，在学校找工作已属无望，他们在艺专几位老师的帮助下暂寄居于西湖北岸的教师宿舍。可以想象那是一段清苦的日子，但他们都有着苦中作乐的积极心态和情绪，毕竟他们又回到了老师的身边，又可以呼吸清新自由的空气，分享良好的艺术氛围，可以尽情地画画了。更何况林凤眠先生就住在不远的地方，他们可以随时登门求教，仅此一点，就使他们感到莫大的满足和幸福了。事实上，这一段时间成了苏天赐艺术生涯中一个至关重要的阶段。时间到了1948年的夏天，苏天赐还是没有找到工作，生活上还不时地靠着二哥的帮助。其实这个时候，幸运的触须已经快要触摸到他了，只是苏天赐自己对即将到来的幸运还浑然不知。为了生活，他决定接受朋友的介绍，去浙南的江山县教书。正在他收拾行李打算起程之际，林风眠先生的突然来访使他惊讶不已。林先生邀他去西冷印社的茶亭喝茶。坐定不久，林先生告诉他学校已复聘他回去主持画室，他有意让苏天赐去当他的助教，问他是否愿意。这是一个无需思考的选择!对苏天赐来说简直是做梦也想不到的大喜事。须臾间，他不仅有了工作，再不用为生计而愁，更重要的是他又获得了一次能在老师身边工作学习的机会。两者择一就应该心满意足了，更何况是双喜临门呢。苏天赐由衷地感谢老师，感谢生活，感谢命运。现在林风眠的生活和心境与在重庆时相比已大不相同。那时候，他一人独居，心情压抑，饱受远离妻儿的痛苦，而现在他与家人在阔别多年之后又再度团聚，享受着天伦之乐。十几幅保留至今的在这一时期用各种画法创作的女儿彩墨肖像正是他喜悦之情的具体体现。苏天赐进艺专工作以后，与林先生接触的机会更多了，他也常去老师家作客。有一次正好遇上林先生的女儿蒂娜的生日，苏天赐事先没有准备什么礼物正在为难之际，在座的一位蒂娜的好友为他出了一个主意，建议他给“小寿星”画一幅肖像。当时，苏天赐的确有一种表现的欲望和创作的冲动。他用流畅的笔触加以画面冷调的处理把蒂娜的神情和个性毕现于纸上。苏天赐自己觉得画得颇为顺手，作品也得到了大家的好评。第二天，蒂娜又热情地建议苏天赐为她的父亲画一幅肖像，林风眠也就欣然坐下来为学生当起了模特儿。面对自己的老师，苏天赐感到拘谨了，手中的画笔似乎也变得沉重起来。作品最终是完成了，但他自己认为只画出了老师的外形而未能触及其精神。这一年，苏天赐二十六岁，而林风眠四十八岁，已近知天命之年了。风云变幻，世事沧桑。1949年的春天，杭州已临近解放了。在这之前，林风眠的得意弟子赵无极已远赴法兰西，而他的另一位高足席德进也渡海去了台湾，林风眠和苏天赐则留在了杭州，在平静中迎接着一场社会的深刻变化。

　　五、《黑衣女像》

　　《黑衣女像》是苏天赐为数不多的至今仍保存着的早期作品之一，它完成于1949年的4月。当时，国立艺专已经停课，学校成立了专门的应变委员会以防不测，苏天赐也已从卧龙桥附近的居处搬回至孤山脚下学校本部办公室楼上的单身宿舍。那段时期的日间倒是比较平静，学校里也没有什么事情可做，苏天赐便开始了他的《黑衣女像》的创作。作品中的女青年是凌环如女士，现在的苏天赐夫人。当时她是国立艺专的学生，与林风眠的女儿蒂娜过从甚密。在那次生日晚会上，建议苏天赐为蒂娜画像的就是她。其实，这是苏天赐第二次为凌女士画像，第一次是在半年以前，那幅作品后来被画家题名为《蓝衣女像》。这两幅作品从风格上来看是属于同一系列，在某种意义上它们可以说是中国的肖像油画在经历了摹仿、消化和变通之后正在逐渐走向成熟创造的一个标志，也代表着苏天赐当时的最高的艺术成就，它们无疑属于现代中国油画史上最优秀的作品之列。但令人遗憾的是苏天赐在这方面的试验和探索在刚刚开始不久后便中止了，使出现在他早期艺术生涯中的一种较为成熟和完善的绘画风格过早的终结了。在《黑衣女像》的创作中，苏天赐投入了巨大的热情和精力，我们可以从他自己对作品创作过程的描述中获得较为详尽的信息：当时我完全按我自己的方式来画，表达的不是坐在我面前这个人物的片时状态，而是我对其人的熟知和理解，如果说一般的人物写生是从一个固定的视角去描绘对象，而我的企图则是综合了在生活中从多视角观察所得的总和，它们贮藏在我的心底，所以我作画时要参照两个影象：一个在眼前，一个在心里，它们很不容易融合在一起。我好似在丛莽中攀登，没有现成的通道，只能奋力向前，随机应变。我不断地尝试，又不断地否定，画了又刮掉，重画又重刮，为此反复十多次后我所追蹑的两个影象已不再相互分离，它们在画布上随着线条和色块的游动已联成一气。重要的是它所显示的，正是我所要表达的，虽然还不尽善尽美，但一切都是已联成一个整体，如同一个有生命的个体一样不可作部分的移易。从这段文字的描述中我们也能感觉出苏天赐已对他表现的对象——凌环如女士产生爱幕之情。在很大程度上，他的画笔已被他们内在情感所支配，坐在面前的模特成了激发他艺术灵感的缪斯。苏天赐把着黑衣的女青年置身于红色的背景之中，使画面在庄重中透射出一股热烈，这种红、黑对比的色彩处理也使作品具有了某种东方气息，而凝练概括的人物造型无不透现出苏天赐坚实的素描写实功力。女青年向左微倾的头部和抱合着的纤细修长的双手构成了一个非常优雅形姿，一扫肖像画所特有的那种凝重，使画面具有了动感。这样的形式处理也造成了一种围合的视觉指向，细腻而又含蓄地表现了恋爱中女青年的那种既热情又矜持的心理状态。尤其是女青年胸前和手臂上那几块灰白颜色以及在其上用黑线勾出的图饰，它们看似画家不经意的涂抹，其实正是他匠心独运之处。这几块在黑色的包围中跳跃抢眼的白颜色不仅产生了色彩的呼应效果，增加了人物的体积感，同时也给画面带来了一种特殊的肌理效果：它既有油彩的韵致又有水墨的意味，真可谓是东西艺术交相辉映的神来之笔!《黑衣女像》完成后，曾一度挂在苏天赐的卧室里，也常有青年学生前来观看欣赏。这幅作品的传奇经历也为它增添了不少的画外色彩。解放后，因意识形态的变化而产生了新的艺术标准，《黑衣女像)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几乎都遭批判，罪名就是作者热衷于资产阶级形式主义的东西。“文革”中它在遭批判后下落不明，直到1979年，苏天赐的一位学生在一个垃圾堆里捡到了它并将之送还给了老师。经过“十年动乱”，苏天赐绝大部分的早期作品都已散失难寻了，但他没有料到竟还能重新看到他的《黑衣少女)——一幅几十年来给他带来多少麻烦而他又一直情心所系的作品。《黑衣少女》于1997年应邀参加了《中国油画肖像画百年展》，这也是它的第一次公开展出，离它完成的时间已经快五十个年头了。

　　六、蹉跎岁月

　　杭州解放后，国立艺专为军代表所接管。过后不久，新任命的学校领导就来主持工作了。接着，学校就开始招收新生，新的教学秩序很快建立了起来。当时，苏天赐被分配到新生三班任素描老师。50年初，他又被派往青岛山东大学艺术系任教。在52年的文艺整风中，苏天赐成了批判的对象。当时，最不能让他理解和使他感到痛苦的是那些最为严厉的批评竟来自几位昔日曾热衷于现代新潮艺术的教师，指责他用形式主义的东西来毒害青年。而这一次，《黑衣女像)的形式主义问题又被旧话重提，而且他在教学大纲中提出的“素描是造型艺术之母”的观点被认为是在宣扬技术至上的思想，对学生作业的批评也被说成是鼓吹个人英雄主义。苏天赐经过再三的检查才勉强得以通过，但所谓的政治结论却是世界观还必须加以彻底的改造。苏天赐努力使自己接受和消化对他的批判，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也是他必须选择的选择，但他的内心是矛盾和痛苦的。当时全国正在开展“三反”、“五反”运动，新的共和国到处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经受过战争磨难的苏天赐为国家进入了和平建设时代而感到欢欣鼓舞，但又为自己的艺术思想与新时代要求之间存在的偏差感到疑惑和不安。他不禁遥想到当年抗战时和群众一起工作的时光，不断地追问自己：我是不是真的离群走得太远了?!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的系科结构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整，山东大学艺术系与上海美专和苏州美专合并为华东艺术专科学校，设址于无锡，苏天赐也随校来到无锡继续他的教师生涯。58年，华东艺专迁校南京，改名为南京艺术学院，这样苏天赐也就到了南京。在随后至”文革”结束的这二十年的时间里，他几乎是在教学、下乡和连绵不断的政治运动的交替中渡过的。对这一时期的情况，苏天赐曾有过这样的表述：我不大容易说清这时候的心境，我很想画得好一些，我不想跟随风尚的模式，却又时时不免自我质疑，矛盾的心态消耗了我很多的精力。

　　七、拥抱自然

　　1976年，中国的现代史终于翻过了最沉重的一页，笼罩在中国大地上“极左”思想的迷雾逐渐被人们追求真理的步伐所驱散。这时，苏天赐已经从周围的政治气候中体验到了一种精神上的轻松和愉悦，但他那颗蕴藏着无限创造力的艺术之心却尚处于休眠之中;也许它封闭得太久了，需要时间去复苏，更需要灵感的火花去激活。79年的春天，苏天赐带着他的三名研究生和一名助教赴浙南写生。这是一次不同寻常的旅行，在他和自然之间，彼此似乎有着很多的期待。苏天赐带着他的学生沿富春江、瓯江南下，以一种久违了的轻松心情领略和感悟着自然的生命律动和缤纷色彩。在富春江边，苏天赐摆开画架，面对开阔的江面，尽情地猎捕着早春的景色，画着画着，突然间，他感觉到体内有一股血液的潮涌，一种沉睡了多年的感觉苏醒了。这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使他获得了一种表现上的自由。此时此刻，在隐隐的江风中，他的耳边仿佛传来了石涛题画的诗句：“我写此纸时，心入春江水，春花随我开，春水随我起。”苏天赐心里明白这是自然对他的点拨和馈赠。《富春江早春》是苏天赐在这次旅行中完成的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他不仅表现了富春江早春的景色，也记录下了画家在作画时的不平心绪。苏天赐一方面用近实远虚的表现方法增强了作品的空间感，使宽阔的富春江包孕于画面的虚实之间，另一方面他又通过这种对比使画面产生出一种迷蒙的空气感——一种灵透、清新和湿润的感觉。这幅作品的色彩也体现了苏天赐的用色特征，画家通过几块颜色——粉红、新黄、嫩绿和墨绿的点缀和铺陈确定了早春季节的色彩属性，然后又用粗细不一、看似零乱但富有节奏的线条穿梭、跳跃于色块之间，这些线条不仅进一步丰富了画面，更加明确了各个色块的物理特征，同时也赋予了作品一种生命的活力，映现出了画家的兴奋的心迹。特别是近景中两株主要树干上那几根向上挑射的细长线条更是画家自由和喜悦心态的轨迹，它们也成了苏天赐在风景画中表现树木形态的基本图式之一。还值得一提的是处于画面近景的房顶以及几株大小树木的排列与分布体现了画家的主观意念对自然景物所作出的形式整合，画家在主观对客观的取舍之间完成了作品形式感的追求，这几乎也成了苏天赐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风景画创作的基本理念和手法。从那个时候起，苏天赐进入了他艺术创作的第二个黄金时期。他几乎每年都要外出写生，去放飞艺术的想象，寻觅创作的灵感，在他笔端流泻出的是由点、线、面和各种色彩交响而成的春夏秋冬四季里的湖光山色。苏天赐曾用充满诗意的语言来描述他与自然“对话”时的心绪：“爬上山头，湖风托起云雀，满山的草木萌发着点点丝丝，灿过星辰。这是生命的闪烁，视觉的奇遇随处可得。画什么，怎样画的思索让位于一种内心的喜悦，我要寻找的还是这种最为我所珍惜的心境。拿起画笔听命于内心，这是画者的幸福……”

　　八、巴黎絮语

　　1987年苏天赐应邀赴法国访问，并在巴黎国际艺术城的吕霞光画室工作、生活了近一年之久，这次访问也是苏天赐平生中的第一次出国，对他来说真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可惜的是这个机会似乎又来得太迟了一点。苏天赐对巴黎曾经有过幻想、希望和期待，但那已是一个早已失落的梦想。现在他终于美梦成真，来到了这世界的艺术之都，面对浩瀚的艺术海洋，他是何等的激动。到达巴黎的第二天，他就去了卢浮宫，迫不及待地走遍了每一个展厅，即便是这样走马观花的浏览一遍，也花去了六个小时。是的，从43年苏天赐进入国立艺专到87年的巴黎之行，已整整四十五年过去了。也就是说他画了大丰辈子的油画，却很少能有机会看到那些产自油画故乡的精彩原作，这好比站在海边，却不能投入海的怀抱，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而他现在置身于无数大师的杰作之中，如同享受着一餐视觉的盛宴，真有一种如饥似渴的感受。或许是看多了印刷品的缘故，苏天赐站在许多原作面前总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但他现在急切想做的就是找出那些在印刷品中所不能见到的最微妙的地方，真是满眼所见，都是“方法”。而这种”方法”还不仅仅是一些具体的作画的技法或手段，它还包括观察的角度和意趣。到巴黎才几天，苏天赐就觉得大师们的幽灵已经附上了他的双眼。坐在地铁车厢里，偶一抬头，猛然觉得安格尔的《巴尔丁先生》就坐在面前;走在塞纳河边，薄阳透过云层，水气笼罩着波光，处处呈现的都是莫奈和西斯莱的景色。但苏天赐毕竟是一个有思想的成熟的艺术家，对许多有关艺术的问题有着深刻的思考，在表现手法上也有着丰富的积淀。他并没有被形形色色的“方法”迷惑了视线或搅乱了心绪。相反，他以一种更为主动的态度去审视和感悟那些经典之作。这时候真正能够打动他的是那些深藏在作品之中最为真挚的东西，是那些艺术家“发自灵魂深处最为纯真的颂歌”，而那些浮现在画面之上的各种方法似乎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可以说87年苏天赐的巴黎之行并没有改变他什么，而是在很大程度上更加坚定了他的艺术信念，他在对大师的作品和艺术的巴黎的感悟中印证了自己原有的艺术追求，这种追求在他九十年代以后创作的作品中得以充分的体现。后来在谈到他巴黎之行的收获时，他无不感慨地说：“当我们从东方眺望这些西方艺术的高峰时，觉得遥不可及，经过细细寻找，始辨认出来都是人类心迹的延伸。它们所达到的高度都是有迹可寻的;无论东方、西方都是一样。它们相距其实并不遥远。”

　　九、《不冻的溪流》

　　自八十年代后期和九十年代初，苏天赐的绘画风格又发生了变化，这与他的巴黎之行不无关系，他的风景画变得越来越简约、凝练，地域的特征和风貌也在逐渐地消褪，更具有一种抽象的意味和主观的意象。他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有《雨后秋江》(1990年)、《鱼塘》(1991年)、《秋云》(1995年)、《雪韵》(1997年)、《雪后池塘》(1997年)、《不冻的溪流》(1997年)、《霜叶如丹》(1998年)、《江上清风》(1998年)和《雪下清流》(2000年)等。其中，创作于97年的《不冻的溪流》可谓是这种简约凝练风格最为典型的作品之一。它构图简洁，色调明快，意境空灵，像是一首画出的抒情诗。作品通过几块冷灰颜色和一条深蓝色带的对比，既表现出了冬日的寒冷和萧杀，也表现出了它的明亮和清澈。画中的场景与其说是客观的写照，到不如说是主观的意象。在这白雪覆盖的世界里，万物变得悄然无声，冰封下的大地也沉入酣睡而不再动弹，只有那条永不封冻的溪流汩汩地流淌着，成了这里唯一的声响。如果说苏天赐的风景画有一个主题的话，那就是孕育于自然之中的生命之律动。无论是在他表现早春的作品，还是表现晚秋甚至严冬的作品中，生命的旋律始终在那儿交响跳跃。它时而委婉低沉，时而激扬澎湃。在那些新黄嫩绿的枝头洋溢着的是春天的气息——一种生命复苏的征兆;而那些如火如云的红叶秋林则是一种生命激情的宣泄和喷薄。即便是在那些表现冰天雪地的大块灰白颜色中，到处都闪现着无数呈暖色调的细小如星的触点，他们是那样的活跃热烈，如同星星之火，使人们在一种寒意四射的寂静中体会出生命的耐力和顽强。曾有批评家这样评价过苏天赐的风景画：“苏天赐的风景画既是自然的，也是艺术的，它游离在具象和抽象之间;作品中色彩鲜亮的点、线、面在有序和无序的交织、穿梭、排列和组合中既表现出了自然界的客观特征，又呈现出画家主观诗化的意象。苏天赐的风景画是他热爱生活，热爱自然的最好注释。但是，如果我们简单地把他的这些作品理解为借景抒情的写意风景，那么就显得过于肤浅了。事实上，在他的这些疏散简远，光色柔润的画面中，我们可以读到更多的信息，它是一种平静的、旷达的、高尚的、进取的精神品质。”

　　十、缤纷花卉

　　花卉可以说是苏天赐的静物画中最为主要的创作母题，他用油彩创造出来的花卉世界是如此的绚丽而又动人，又像是一首首高度净化和纯化了的图象诗句：一枝盛开的薄而透明的白色梨花将银灰色的花粉撒落在花瓶上;一束颤动的野花和柔弱的茎杆插在纯净的水和透明的花瓶映现出来的静谧光影之中，而细小的花蕾则表现出珠宝的气质;几枝槐花在土红色的背景前闪烁着绿光，它的每一片花瓣都在发出最细微的颤动;三朵丰腴怒放的白色玉兰花在极度的简洁和单纯中比艳吐芳;还有菜花的淳朴和清新，紫薇的华贵和绚丽，满天星的跳跃和闪耀，还有花布上的图案闪烁着的迷人的色斑以及玻璃杯上透明的天色反光，等等。苏天赐笔下的花卉的抒情性与他内心蕴藏着的诗人气质是分不开的，他无论从什么样的花卉一一或紫薇、或玫瑰、或槐花上都能觉察出一种意想不到的笔意和趣味，而且在整个绘制的过程中，他常常是一挥而就，一气呵成，决无任何的雕琢之气。他的花卉作品想告诉人们的不是那种浅层次的所谓“似与不似”，而是通过对气氛、情趣、情调、境界和韵味的渲染，竭力表现出它们内在品质和神韵。《黄玫瑰》是苏天赐静物画中较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在一个深蓝色的圆盘上画着一朵半开的黄玫瑰，画家通过这种冷暖的对比衬托出了玫瑰的饱满和娇艳;几枝满天星像是水果的汁液从画面的中央向四处漫射，以一种点、线的结构使画面变得丰富、生动起来。它们看似纤细、凌乱，但却充满张力。在这些星星点点的冷调颜色中，不仅闪烁着银灰色和珠光色，而且也渗入了粉绿色和黑褐色，整个画面上还有更多的肉眼几乎看不到的最细微的色彩波纹在轻轻地鸣响，因此在欣赏苏天赐的静物画时，仿佛总能感觉到一种似无却有的音乐旋律从画面上流淌而出。

　　十一、信步与回眸

　　苏天赐在马年的新春即将到来之际以《信步与回眸》为标题在南京博物院和广东美术馆举办个人画展，这个标题本身也表现出了他，一位德艺双馨的老艺术家做人的一贯品质。正因为他在平凡的生活中创造了艺术的辉煌，因此，他的成就也就更值得他自己和大家去回眸;更为可贵的是他总是以一颗平常之心去对待自己业已取得的辉煌，也正因为如此，他也就能够更加坚定地信步向前了。

关键字：艺专,作品,
内容标签： 艺专 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