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选自“作为艺术项目的教育”,原文载于2008年广州三年展出版物,也发表在爱尔兰“Printed Projects11(第53届威尼斯双年展参展刊物,2009)。
上图为黄小鹏作品《你是我的实现的梦》,招贴,2008。
1949年以来知识分子阶层在社会事务中的整体缺席,使得中国成为一个“意识人格消失殆尽、丧失了意志和分辨力(的国度),一切感情和思想都被催眠师所左右……个人成为受本能支配的动物。就像身不由己、残暴而狂热、同时具有英雄主义情结并甘于为言辞与形象所迷惑的原始生物”(古斯塔夫·勒庞)。
全世界人民联合起来,打败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宣传画1968)
中国经济力量迅速增长的同时也伴随着国家主义的泛滥。虽然这里大部分的民众都愿意向世界开放,但他们对外部世界的误解和偏见通常都由受政府控制的媒体误导所产生。冷战思维在大众心中仍有很大的市场。一名在国内有众多追随者的浙江大学教授就告诉学生,整个现代艺术的运动是一场与中央情报局(CIA)的共谋(尽管这位教授在法国获得了博士学位,也一定读过Frances Stonor Saunders的著作《文化冷战:中央情报局与文学艺术(The Cultural Cold War: The CIA and World of Arts and Letters)》)。让人担忧的是,今天的中国仍有众多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者,其中包括现在的年轻一代和众多艺术家:将毛当作中国的救世主,击败西方帝国主义的领导人和带领中国人民走向解放的神明。事实上,自从以国家主义为基石,在西方列强的支持下打败了满洲帝国而建立起来的第一个共和国起,中国汉人至今仍将自己视为国内少数民族的救星,尽管解放全人类的目标看来遥遥无期(有时则近在咫尺,视国人的情绪而定)。回顾过去一百多年的历程,中国国家主义的狂热正是缘于集体潜意识中对过去悲惨遭遇的长期记忆和自卑感,这也许让人们联想到在许多遭受西方强权压迫的前殖民地和新兴国家的普遍情形。
尽管全球化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但误解始终存在于国际层面上,并直接导致了国家和文化之间的摩擦,甚至暴力冲突。2008年北京奥运会在中国国内形成的一股国家主义狂潮,甚至延伸至海外的中国留学生,更不可思议的是,这些在所谓的自由国家受教育的学生往往将自己的个人遭遇与国家主义混淆在一起而成为其狂热的追随者。毫无疑问,政府通过控制媒体来操纵自己的民众,同时,西方媒体的傲慢和其中国历史知识的贫乏,以及对信息资料的非专业(或商业)操作都使得这一状况愈加恶化。当时,一家德国报纸误将一张尼泊尔警察的照片用在对西藏的报道上。而某西方媒体集团针对此报道而广泛使用的中国警察的照片却是两年前拍摄的,其中有一明显的错误——中国警察的制服早在之前就已经更换过。这些细节通过惯于断章取义的当局的夸大渲染而引发民众的偏执恐惧症和对西方的极度不信任,使得任何对于实质性问题的智性讨论都变得不可能。
张帆装置作品《出站口》,2007
很明显,两种不同的语言与文化行为可能造成误解与困难。个人的行为准则总是与其自身的文化背景相联系的。因此,教育所扮演的角色之一即是以理解彼此的共性与差异为目标,去学习、创造和获取更多的知识。艺术交流项目也许是一个鼓励更好的交流与理解的方式。2008年由Per Huttner和我共同发起的“(反)现实主义(Anti)Realism”工作坊项目,正是朝这一方向努力的一步。我们邀请了瑞典、中国、英国和法国的青年艺术家参与到分别在广州美术学院和瑞典Linkoepings大学开办的工作坊项目中。工作坊将重点放在文化与艺术价值所具有的共性与特性上,创作以时间为基点的(行为、录像)作品。这些实践共同扩展和加强了个人知识架构和个体艺术家的工作,加深了对我们今天生活和工作所处的全球化时代(国家之间的界限已经变得无关紧要)的理解。学生通过在“他者”语境中去了解同行及其传统,同时也去发现异国文化对当地生活和艺术的影响,并以此作为理解自身文化的镜像。这个工作坊是一个起点,一个打开讨论,启发和质疑的空间,而非一套官方的外事活动。
通过每一个人的跨文化体验,我们可以建立一种新的文化,来呈现另一种并不排斥个体身份的世界的可能性。全球化的进程使得这种智性的交叉成为可能,无疑的也带来了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但正是这种交叉和冲突能够碰撞出创造的能量——一种创造新事物,新思维和处理同“他者”关系的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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