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届中国美术批评家年会嘉宾合影
2019年11月9日、10日，第十三届中国美术批评家年会在广州召开。今年年会的主题是“批评视野中的艺术机构”，与以往多从批评自身出发不同，今年年会却将讨论的方向转向批评家所必须面对的艺术机构网络。
2019年11月9日，第十三届中国美术批评家年会在广州召开。图为开幕现场
也许正是这个原因，今年与会者们的发言，似乎格外接地气。一般而言，我们所说的艺术机构，包括博物馆、美术馆、艺术空间、画廊、博览会、专业媒体以及美术学院等等，参与年会的批评家、策展人，依赖机构网络来开展工作，并且自身就是这套艺术机制中的一环，结合自身的工作经验，对于历史和当下的艺术机构问题，他们都能提出开放和具有建设性的意见。与此同时，身处行业前沿的他们，感受到的时代变化也最为强烈。
广州美术学院美术馆总馆长、中央美术学院教授王璜生做主题演讲：《新美术馆学与体制化批判》
广州美术学院美术馆总馆长、中央美术学院教授王璜生最近几年一直在研究所谓的“新美术馆学”问题，其中所涉及的核心问题有三个：一是关于“人”，“新美术馆学”关注艺术家，并不局限于关注艺术家的创作成果，更关注作为艺术家的人。此外，公众作为美术馆履职和公共服务的对象，是美术馆运营的核心。二是关于多向度的“空间”，“新美术馆学”更多倡导所谓的公共空间，让空间的精神性和物理性更加开放。三是关于“制度”，美术馆的公共化意味着它将被视为独立文化议题、文化政策与理念、意识形态与全球重大问题表达、讨论甚至争论的场所空间。对“治理”和制度的认识扩大了美术馆在文化历史活动中的参与性，也加强了人们对美术馆文化功能的认识。
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院长张志安做主题演讲：《新媒体格局与艺术传播创新》
除此以外，随着传播媒介的变化，媒体格局也发生了变化，除了我们所熟知的专业媒体（如杂志、周刊、期刊）、机构媒体（如广州美院美术馆、故宫）、自媒体外，微博、微信、抖音等社交平台在文化传播里面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院长张志安发现，“在网络化社会中，每个人都在发生变化。我们可以一边看着杂志、一边听着音乐，同时还可以做手机的交互。看展时也是这样，身体进入美术馆，可以一边看展，一边扫二维码在线交流，还可以社群互动。”
无论是媒体还是美术馆，如果仅仅为我们提供严肃、专业的内容，观众可能已不会买账，“今天的年轻人，除了知识之外，更在意自己的体验、互动，这就要求传播者把我们认为有价值的知识，变成一种体验，变成一种服务，变成可参与的审美，甚至是一种游戏。”
中山大学视觉文化研究中心冯原做主题演讲：《高峰型与流动型——策展机制与中国文化的结构性转变》
中山大学视觉文化研究中心冯原认为，“所谓策展机制就是用流动型文化来扩大高峰型文化，今天我们处在文化并存的时代，很难说哪一种文化会取代某种文化，一个机构或者美术馆中，或者存在两种文化，如何衡量它们，最后结果只能说是文化在比较中产生。”
由此可见，在体制基础上发展出来的艺术机制已发生了剧烈变化，所以今年的年会，在“批评视野中的艺术机构”这一总的主题底下，设置了三个分议题。
2019第十三届中国美术批评家年会分组讨论现场/A组
A组召集人何桂彦做小组讨论综述
A/策展：体制与民间
其中第一个就是“策展：体制与民间”，所涉及的是策展在不同类型的系统中的方式和关系。
关于体制与民间，吴亮觉得只有体制，没有民间。
70多岁的邓平祥把自己的一生分为两个年龄段，前30年是在体制下生存，无论是发言或者评论，哪怕是很小的文章，实际上没有人的立场，是代表组织和体制说话。改革开放以后，依据40年的个人经验，最大的成果就是要按照个人说话，按照良知说话，按照我对公共知识的理解来说话，只有这样，你才不会惧怕其它“风浪”，也不会失掉自我。
一直游离在体制与民间这两个地方之间的杨卫，对这一话题的体会比较深刻。上世纪80年代，国家自上而下进行反思，无论是民间也好，体制也好，两者握手言和，合力产生了80年代思想繁荣开放的局面。策展人掌握着与体制有直接关系的权力，如果能把这些概念澄清，有助于策展人概念的推进。
唐尧则认为“民间力量在上升，这种上升实际上从某种意义来说在威胁或者消解我们所说的体制化美术馆的机制。”
从艺术批评和策展的角度，刘礼宾并不太关注所谓民间或者官方的立场，因为无论是民间还是官方，都可以策划出很学术的展览。但作为策展人，2015年之后，他开始减少或推掉策展的机会，因为当前的环境已经变得非常复杂。“策展行为和批评行为已经不在批评家身上，更多的是国与国之间文化的博弈。但当前真正有效或者具有批判意识的展览有，却并不多。”
在胡震看来，体制和民间之间，归根结底就是策展主动权和被动的概念。在官方美术馆策展，大多数情况下策展人都是被动的，要按照主办方的要求进行策划，相对来讲，民间拥有更多自主权和话语权。一个策展人和批评家，要有连续性和系统性的批评概念。
对于体制与民间的哲学化思考，李晓峰的发言非常有代表性，他认为“我们都在走向体制，但是我们都很坚守民间，再思辨一点叫做‘如何从人的体制化走向体制的人化’。”在他看来，无论是美术馆还是民间机构，越来越体制化似乎已成“宿命”，但体制与民间不是二元对立的关系，我们需要一个中立灰色地带，而“学院是唯一一个中立的地方” 。
冯原的观点则更加中立和哲学化，他客观理性地分析了体制和反体制之间的张力和可能性。体制制度的形成有助于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协作，提高效率。人类社会的演进，也是在寻求一种新的体制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势必会出现对体制的皈依和反抗，这两者其实都是对效益的一种追求。
而对于体制与民间的定义，每位批评家的用词也不相同。对杨卫来说，在我们谈体制的时候，或者在知识共同体的范畴当中，还有一个更大的体制在外围，无形地把大家保卫在一起。
孙振华对体制有两种理解：一种是广义的体制，即人类都在体制过程中；另一种是狭义的体制，就是既定的、官方的、与民间对立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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