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届中国美术批评家年会嘉宾合影
2018年11月10日、11日,第12届中国美术批评家年会在热闹的上海召开。作为艺术界的年度自发性集体反思,批评家年会延续至今已十二年,讨论现场,与会者们均持有乐观与愉悦的状态,也维有自信与豪气,昭示着这类民间年度自发性集体反思的重要意义。
今年是第12届,可视为一个轮回的结束与重新的出发。本质而言,这十几年里,年会大多关注反省自身,牢牢盯住正在发生的鲜活的艺术现场。今年主题“批评的现场”便从中衍生而来,继续关心批评自身的建设,关心批评自身的现场,关心艺术现场批评的主体化存在。
此时,除了关心他们说了什么,可能有人还是想知道:批评者们与批评的当下可能性。
2018年11月10日,第十二届中国美术批评家年会在上海召开。图为开幕现场
“艺术工作室动迁了,艺术市场疲惫了,艺术论坛跑调了,娱乐圈更乱了,艺术狂欢线上了,突然会展时代了……中国美术批评家年会也终于转到上海。”
这是上海美术学院教授、知名批评家、策展人、本届年会轮值主席李晓峰写的一段话,有一定调侃意味,但也从侧面展示了本届年会启动时的独特大环境。“今年大家来到了上海,不是我们印象中的上海,而是全新的充满挑战的上海。”他有点激动,发言时电脑两次差点从腿上滑落。“呈现年度中国批评现场的现实,也是对当下中国事实的一种折射:批评的实践热情远远大于理论热情,实践倾向仍然显著地占据着绝对大比例。”
就在这两天,上海进入一年中最繁忙的艺术节奏:西岸艺博会、ART021、上海双年展、上海艺博会,以及大大小小无数个展、群展的集中性爆发。“我们不是有意凑热闹,但就是宿命,赶在了这样一个现场。”在李晓峰看来,这个现场“恰恰是批评家们伴随着中国当代艺术行进的一个缩影。”
2018第十二届中国美术批评家年会秘书长杨卫
2018第十二届中国美术批评家年会轮值主席李晓峰
今年年会的主题便紧扣“现场”二字。本质而言,批评的理论与实践确应紧密结合也应有机统一,批评的现场不仅是对象化的现场,也应是批评主体化自我建构的现场。“‘批评的现场'使参与者再次反省批评家的身份、批评的存在根由,包括体制化、学科化、权利化等背景下批评自身的主体建构,而这个基础最有力最核心的支撑就是现场。”故李晓峰言:“正如此,我们所有的批评主题既自由独立,也着眼于现场现实。”
一直以来,“批评”一词就存有某种宿命感。其本身实为中性,并无偏颇之意,但在具体使用过程中,因极易被赋予指向性、指责性,现实世界中多被归入贬义词,这无端为“批评者们”带来了不利的外在环境。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教授于长江为此直言:“批评”本身不限于艺术本身,而是人类整个思想演化目前为止达到的最高阶段。但在当代中国,一说到“批评”,总有人不爱听,这实际是主流社会对它的误解。“实际上‘批评'这个词来自英文Critic&Critical,是一种申辩式思维,但在中国,至少目前我知道,批评家一说话,别人的第一反应就是你要批评谁,这造成我们群体先天跟社会的隔膜。”因此,于长江希望社会对批评思维方式持基本宽容态度,即“各自做各自的事。”
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教授于长江做主题演讲:《批评的人文社会语境》
中国艺术研究院美研所研究员、旅美学者王瑞芸就是此类典型。20多年前,她在家独自翻译《杜尚访谈录》,做的很慢,笨笨的,“我先生都看不下去,他说你在这么薄的书上磨来磨去,翻译出来也没人看。”实际上,那本书翻译出来后很快出版,这些年一直很受欢迎。“虽然对于男性批评家而言,王瑞芸过于细腻,但她的冷静、干净的学术学问充满了批评的锋芒,对陷入肆虐无度情绪化的状态是一剂振聋发聩的良药。”李晓峰说。
中国艺术研究院美研所研究员、旅美学者王瑞芸做主题演讲:《困惑与清醒,真相与执作》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陈剑澜做主题演讲:《中西体用与损益》
因此,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陈剑澜提出是否应取消基于母语形成的习惯性思维,把所谓的中西争辩还原到古今之辩的事实框架当中,通过对各自不同文化材料的检索来获得尝试。
有意思的是,这三位学者发言前没有任何沟通,但发言精神却如此一致。“说明学者们可以用常识、材料和基本逻辑解释讨论问题,而不是用煽动和先例的框架条件谈论问题。”本届年会学术主持、中山大学博士生导师杨小彦总结说。
第十二届中国美术批评家年会嘉宾
因参与者近80人,故三场小组讨论产生了些碎片式语录,虽零散,却颇具见地,故且先拾掇,以保珍贵(按年龄排序)。同时可注意:小组讨论的三个议题“批评的艺术现场、批评的文化现场、批评的理论现场”正是对主题“批评现场”三个维度的反省。
贾方舟:批评必须在场,而且批评家要制造一个现场,方式就是策展,批评家通过策展在展览现场表达观点和立场,使批评更加有效。
皮道坚:中国当代艺术加强传统话语的方式有没有可能陷入民族主义的泥潭?如果没有理论自觉的严密和普性,批评的自觉也是根基不牢。
陈孝信:批评现场就是一种工作态度、责任、操守。批评的艺术现场当中,批评家应该注重三点:场感、场思、场论。
王林:要多谈主义,多谈问题。新精英主义、新人权主义、新专业主义,这是有针对性的。核心内容还是在现有的文化空间底下,如何建立自己的立场,表达自己的声音。
王小箭:批评现场其实有一种仪式的作用。现场对于批评家来说,就是美术史初审的开始。
殷双喜:批评的现代化进程启蒙于思想界,尤其在今天,多元、碎片、混杂,批评的独立身份以及知识分子共同体的建设变得非常重要。
吴亮:批评就是一种个人写作,而且是针对少数同道人的交流。
马钦忠:原创性、本土性的理论为什么在今天的中国没办法产生?根本原因是缺乏建构的基础和前提条件。尤其是批评领域,几乎没有一个概念或术语在全球范围通用。批评不仅仅要有问题意识,同时要具有国际性和前瞻性。
吕澎:围绕“艺术批评40年”这个选题,特别谈到过去几十年批评产生的推动作用:80年代批评的核心任务是思想启蒙和解放;90年代批评不仅受到西方后现代艺术的影响,同时开始致力于本土书写;2000年后中国的问题已是全球化问题。
王璜生:批评家应该努力在展览批评现场提出问题,可能不一定要求得问题的解决。
孙振华:对于理论的现场,尤其“理论”两个字,提出不同想法、思考和认识。在艺术批评的现场中,艺术的现场最准确。
朱青生:今天出现了两种比较重要的现象:一,因为有了40年的发展,很多当事人按照自己的说法去解释或叙述历史,叙述和阐释过程中涉及到材料的话语组织问题,背后隐含了一个价值和批评立场的选择问题;二,历史是一种重塑,由记录文献的重新挖掘与书写共同构成。同时,中国理论建设过程中,在几代人的努力下“翻译”的贡献很大,但问题在今天变复杂了,因为一批年轻学者基本做到与西方同步,过去的时差和时间的滞后性不存在了。
刘淳:中国现当代艺术40年的发展历程中,批评起了不可磨灭作用。如果没有批评,今天的当代艺术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形态和状态?这值得我们思考。作为批评家,我们必须紧密团结起来,用自身的力量,继续推动中国新艺术的发展和壮大。
陈默:批评从来没有脱离艺术的现场,批评不是独立的,批评和现场应该是共生的关系。
王端廷:今天一定要消除中西之争的二元对立话语。1978年以来,中国批评界的批评理论几乎都来自西方,现在虽然有一些进步,但有很多问题,甚至对很多基本问题的判断都是原地踏步。批评理论应致力于更有效和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建构,而不是限制在局部民族主义话语的功利二元主义当中。
管郁达:中国批评界到今天没有自己的谱系和系统,更重要的是缺乏自信和批评。虽然今天很繁华,但批评及当代艺术的合法性其实仍是一个问题,对此有两个解决办法:一是重建个人主义;二是从地缘性和边缘性两方面寻求文化经验的再挖掘和重构。
高岭:所有信息都是通过媒体释放的,批评家还是要关注成长中的艺术家,从现场意义上说,批评应该有担当、有责任。
郭红梅:批评的本质意义和价值就是现场,批评本身就是在建构艺术史。
何桂彦:我们都知道,批评需要理论,而且任何理论都不是凭空出现,都具有历史、社会、文化知识情境,同时艺术理论产生不是一蹴而就,都有萌芽、发展、成熟的阶段,那么理论在批评当中的显现有两种主要方式:一是批评实践,任何批评都会有理论化作为支撑:二是显现的艺术史写作,历史离不开叙述,离不开话语,离不开书写。
颜勇:现场不等于待在现场,甚至某种意义上,跟现场保持某种距离恰恰会保持批评家的独立性。批评家的现场就是应该不在场,这样不牵涉利益,眼光更清晰也更尖锐,因为批评不仅仅是批判,更是一种立场。
盛葳:今天的批评家并不在现场,艺术的转换和现场的变化一定会带来新的变化,他提出一个质疑:今天的艺术市场,其实不需要批评,尤其在多媒体时代。
2018第十二届中国美术批评家年会下午分组讨论现场
12年的轮回与情怀
“中国美术批评家年会的最初动议者,是贾方舟先生。”本届年会秘书长、知名批评家、策展人杨卫在《江湖夜雨十年灯——回顾中国美术批评家年会》一文中说。
此话诚然。杨卫在上文有详细描述:1940年生于山西壶关的贾方舟在内蒙古包头长大,早年从事创作实践,曾多次参加全国美展。2005年春,得到一笔民间资助的他准备筹建批评家网站,当时邀请了水天中、陶咏白、刘骁纯、邓平祥等老一辈批评家,及批评界初出茅庐的杨卫和吴鸿等人。正是在那次筹备会议上,贾方舟透露了希望借网络平台筹划批评家年会,这便是中国美术批评家年会的最初动议。后因资金链断裂,此倡议被悬置。
但中国当代艺术自那年始受市场青睐,并快速达至井喷状态。因此政府开始转变态度,试图把这种创新意识纳入文化创意的产业链中。在这样的背景下,“宋庄艺术节”应运而生。机缘下,杨卫成为最初几届的总策划人。正是在第二届期间,他策划了一个艺术生态与产业论坛。“这是一次理论性的尝试,亦可以说是中国美术批评家年会的雏形。”
多方努力下,至2007年11月10日,首届中国美术批评家年会在北京通州的月亮河度假村开幕,组委会成员是水天中、贾方舟、刘骁纯、王林、范迪安、殷双喜、朱青生、邹跃进和我;贾方舟担当轮值主席;王林和殷双喜任学术主持;杨卫为秘书长。“当时,有近七十位活跃在前台的美术批评家参加了年会,可以说是盛况空前。”之所以首届中国年会就能具有如此大的感召力,杨卫认为可能有几个原因:“一方面,艺术市场的兴起,压抑了批评的声音,使原本处于艺术运动中心的艺术批评家们,退居到了边缘;另一方面,宋庄是一块艺术的飞地,它所具有的野性力量与自由品质,常令人有某种向往……于是,以年会为契机,来梳理中国当代艺术,同时,也是为了发出批评界自己的声音,原本特立独行的美术批评家们,便纷纷聚拢到了宋庄。”
12年,堪称人一世的轮回。自最初的北京宋庄,到西安、太原、成都、苏州,2016年再回到北京国际饭店,2017年南抵漳州,2018年到达上海,一年一次的相聚真心难得。“‘树挪死,人挪活。'批评家年会12届的动态足迹,折射了中国美术批评的真实状态,拼接着中国当代艺术批评正在进行的、流动的、远未终止的开放现场。”李晓峰在《批评的现场与现场的批评》一文中如此写道。
从上表可注意这12年讨论方向的变化:或关注批评自身问题,或文明史、后现代、百年叙事,或艺术史、方法论、伦理规范,或批评的有效性、批评的生态、批评与展览,从批评的精神品格、学术形象,到批评的理论、修辞、标准,到批评的读与看,显示出中国美术批评年会反省自身远多于关注对象,一如中国当代艺术批评的自律建设,表达了主体化批评建构的当务之急(李晓峰语)。第12年主题“批评的现场”正是在历届年会主题中衍生出来。关心批评自身的建设,关心批评自身的现场,关心艺术现场批评的主体化存在,说明中国当代的批评家和当代的艺术批评家们更多的还是关注正在发生的鲜活的艺术现场。
12年来,中国美术批评家年会以一种纯民间的姿态,穿过历史浮云与市场喧嚣坚持办到今天。期间潮起潮落,年会始终正常运行。不仅如此,也不断为中国当代艺术注入学术的品质与理性的光芒。“可以这么说,近年来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其人才辈出、创新不止的局面,离不开批评家年会的批评助力。”杨卫说。“因为这不仅关乎着中国当代艺术的命运,也涉及到批评家群体的存在意义,更包含了我自己作为其中一份子的价值认同。”
在前行者贾方舟看来,年会是批评家们建立起的一个批评的学术共同体,有共同的知识趣味、共同价值判断和共同的理想追求,12年来不断地为批评精神的打造而坚持和努力。“这是一方学术净土,是民主试验场,我愿意和大家一起参与,只要腿脚灵便我今后还来。”明年就虚岁80的他情怀依然。
注:本文内容源自第12届中国美术批评家年会现场速记,并重点参考和引用杨卫著《江湖夜雨十年灯——回顾中国美术批评家年会》、李晓峰著《批评的现场与现场的批评》文章,特表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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