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要把公共艺术作为一个新物种——“发现:生态&艺术&城市”研讨会_-我觉得-艺术家-文化

编辑:张桂森 来源:雅昌网
 
罗怡:感谢大家出席今天的研讨会,今天我们有三位艺术家:翁奋、史金淞、蔡锦,和两位特邀嘉宾,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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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怡:感谢大家出席今天的研讨会,今天我们有三位艺术家:翁奋、史金淞、蔡锦,和两位特邀嘉宾,著名艺术策展人顾振清老师和建筑规划策略大师\社科院城市研究中心文化与旅游工作委员会的主席易介中博士,以及艺术和城市规划方面的媒体代表。正如我们新闻通稿中说详细介绍的策展思路,展览是从植物的角度开始的,选择这个话题充分说明了我们在地性的处境。但艺术家的作品内涵远远超出策展的这根线索。我们首先请艺术家谈谈作品。

   史金淞:今天很感慨,2000年刚来北京的时候就和翁奋在老顾的工作室谈公共艺术展,很久没见面的老朋友今天在CBD见面了。今天的公共艺术热潮和当年当然不可同日而语。

这个展览的这两件作品是被“挤”出来的,因为原定的展览作品被嘉德艺术中心订购要拿走,为了挑选参展作品我就在工作室里转,发现仓库里面很久前为作品创作准备的素材,一直放置着没动手,当然这个想法已经有几年的时间,这个展览开展的deadline就把这个作品“挤”出来了。

   罗怡:史老师采用标志性的松与建筑废材的作品当然不是第一件,但这个形态的可以说是专门为展览创作的了。蔡锦老师也为我们创作了一件作品,蔡老师的作品几乎没有在室外展出过,我邀请蔡老师参加时候,将她的浴缸和洗手池这种完全私人空间语境的物件出现在公共空间,与她创作中的个人性和社会性链接有一个微妙的关联,我觉得很有意思,下面有请蔡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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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锦《红浴缸》​

   蔡锦:很高兴参加这个展览,我为展览同时挑选了小树林这个场景,展出让我感觉增强了这两件作品的叙事性与诗意化,非常有收获。

   罗怡:翁奋老师的这件作品也曾经展出过。我在老师工作室看到这件作品时,他选择的牛仔布料和全球化反思让我觉得和CBD的这个策展瞬间对接。

   翁奋:这个作品最初在深圳的一个公共艺术展览上的一个作品,放在这里感觉挺合适,都在城市的中心,不过我的本意并不是从生态的关系讨论污染的问题,而是从人的角度讨论关系的问题。

   罗怡:艺术家们简单介绍之后,我们隆重请出顾振清老师。

   顾振清:罗怡策划的这个展览也给了城市反思的语境。最近有很多公共艺术项目、乡建的艺术项目,艺术在公共空间已经成为一个现象级的问题。最近发了一个非常好的文章,叫做公共艺术的冷思考,给了我们一个反思公共艺术热潮的语境。我今天的发言想回应这个文章,我觉得国内的策展人也应该参与一下这个回应。

   当然公共艺术热潮是好事情,如果热潮能持续,是真正的进步,说明人们开始关心公共空间的塑造和分享,公共艺术也是艺术家链接公民社会的一个重要的责任,我对公共艺术的发展是欢欣鼓舞。

   我认为,公共艺术不仅简单看成公共空间的艺术,她具备多方面了解特性。怎们看待公共艺术,认知其复杂的结构,是这个反思的重要基础。

   2000年在桂林香巴岛做一个地景艺术公园,让我比较早参与公共艺术的思考。当时有40位艺术家都去看过场地,最后实现的有2030件的作品,今天史金淞、翁奋两位都有参与。当然,我也认为,2000年和翁奋等一起,做的一个行为艺术的组合展“人与动物”也是公共艺术,当时艺术和行为以游击的方式、快闪的方式,在酒吧、书店、公园呈现,我认为也是公共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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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昱《不定式2号》

   那么什么是公共艺术呢?公共艺术首先是有建设性的,建设的目的是建设一个公民社会,盲目的城市化是土豪式的城市化,对于一个社区、城市、乡村,需要有一种公众参与文化探讨的场域,也是公民参与文化批判与文化反思的场域,艺术会带来的原创精神,平等精神、契约精神,这些都是公民社会发展的重要平台。

   其次公共性是公共艺术的重要特征。公共艺术的要素必须是观众,把握这个格局才不会缺失——这也就是一种公众性、公共性。公共性指出艺术价值的塑造和分享方式也是社会化的,不会因为某个人拥有其,成为私密的收藏。是社区的公共财产,物权不见得,价值是。

   另外我谈谈,永久性和非永久性,这是公共性的一个子问题。公共艺术不见得是永久性的,不见得是纪念碑,有可能是崭新的对话。考虑永久与非永久的不同情况,制度和程序保障不同。有一套体系,如公共艺术委员会,法律条文,严密的制度来保障。可以参考德国为首的欧陆制度和美国制度,对临时展览也一样。我们目前明显缺乏制度的跟进。更多是派对式的展览。比如我们今天这个展览,虽然策展人希望通过热情来支撑,有个抛砖引玉的情节,但在低预算下,作为一个公共艺术展览呈现,程序上应该如何考量?比如翁奋的地球,艺术家希望是滚动的,公共安全考虑让它固定,那么如何来决策球到底是自由滚动还是不滚动?2010年我特别去瞻仰我曾经战斗的香巴岛,变成一个非常伤感的公共艺术的考古之旅, 私人公司的老板入狱或在逃,其管理的旅游区非常破败,有些作品损伤严重、有些作品缺乏养护、隋建国作品不翼而飞,也不知道是不是当地老百姓拿去化铜了。公共艺术整体计划如果缺乏法律法规制度保障, 缺乏程序设计,可能就会出现这个局面。

   公共性的子问题,其中另外一个是在地性。有些状况下就是一种社区性。比如可以分为城市与乡建社区。两个区域,民众参与很重要,决策者和民众的关系如何在项目中体现出来,经常看到有些城雕会随着决策领导的调任而撤离,撤的原因主要是老百姓起的名字,比如三根柱子一个球体,老百姓会起名扯蛋,三根柱子又是三大班子,马上就不扯了。等等。实际公共艺术的命运,社区调研和反馈是公共艺术考量的重要单位。我们在广安的项目是很明确。我们不是乡镇送温暖,而是和乡民讨论,你们喜欢什么,你们需要什么,不是从居高临下的说我们要给你们艺术的提升,精神文化丰富,一切从协商出发,不是从决策者自上而下的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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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木尔·斯琴《原谅2》

   在地性是我要讲的公共性的第四个子问题。在地性其实它强调的是就是说作品跟当地的记忆,包括当地的文脉,当地的环境,跟当地的社区是不是是一个吻合,或者说是一个刷新,是一个是开枝散叶,还是就是说嫁接一个结果,那么可能是艺术家和策展人都要思考的问题。所以我们把在地性不能就考虑到一个地域性或者一个社区,更多的考虑从文化的在地性和社会历史政治经济等多方面的代替性来考量。就是艺术跟这些元素的关联,那么这样的话可能我们把代替性的这个词还会用活。而且在地性和现场性还不一样,你不是说只是让这个作品有一个现场的对话,(对现场的比较和现场的反差)这样的一个现场性的考量,在地性实际上是比一个现场性更深层的对一个作品的地理和文化环境的关联的一个思考。

   第五个问题是我讲的是一种共享性,或者叫分享性——这个词我用得少一些,也不太一样。一个共享公共艺术是带有共享价值这一面,然后从风险角度来讲,大家又可以从意图上来各取所需:公共艺术到底是网红打卡还是恋爱圣地,或者期望得到一种感悟开启新的人生的地方?也有人看的是周边房产增值了…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想法。这也激发了更多的艺术家思考这个作品: 怎样通过物理角度的互动性,和从概念角度的互动性思考,让公共艺术更多地成为话题。这里提示大家公共艺术还是要考量观念的和行为的艺术在这方面的共性,因为有很多作品,其实像央美有个学生葛宇路的那个作品其实也是一个公共作品,它引起了公共性的一个事件和关注。那么如果我们把公共艺术从这样的一个多方面的角度来思考的话,我们才能建构一个复杂的一个认知结构,而不是说我们只是就是说甲方乙方,然后就是一个公共推广这么一个简单。

   罗怡:刚才其实顾老师讲话中间,我有好几次都特别想回应一下,因为他所说的这几点,关于公共性的永久性与非永久性、社区性、在地性、共享性,是我们在这个展览的策划中间深有感触的。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讲到在地性的时候,正好昨天晚上我收到了这个姑娘给我的一个访问的一个问题,问我说你为什么要选择生态和植物作为展览的切入口,当时我的书面回答是说,是因为植物会是一个比较好的媒介。但是其实它有一个现实状况,就是这个话题的包容性。 CBD是北京交税交了70%的地方,是一个真正的财富的中心,而且他跟金融街或者中关村不一样,中关村都是it金融街就是银证保,这里是各行各业的白领精英,而且国外财团、媒体集中,这个地方很少有艺术的活动和艺术的设施,为什么?一方面说明这里贵到火到不需要艺术来“拯救”,艺术也难得进来,一方面说明对艺术的真实需求被开发出来了。前段时间易老师这边他成立了一个社科院的城市与旅游的工作委员会,它是在城市经济研究所的下面,所以它从经济的方面来观察文化和旅游,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角度。下一步我们会在社科院的这个文化和旅游的委员会的指导下,推动下一步,做一个城市的公共艺术导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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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金淞《散松集》

   易介中:谈公共艺术,立法是我们先谈的问题。一个好消息是在中国公共艺术可能要逐步立法了,任何项目都要拿百分之5到10去做公共艺术投资,在浙江,否则罚你20万。国际上通行的多是奖励机制,投资多少奖励多少,全世界的公共艺术法就是奖励,没有惩罚。我知道可能很快会改,至少雄安新区应该会是第一个有奖励条例的。另外我们如果讲一个大概念的话,为什么最近大家一窝蜂跟美丽中国产生关系?大约是领导们突然发现到美丽的(字眼)居然跟艺术发生一点关系。我们前30年在做城市,后三十年做乡村,公共艺术这个模式是一个可以今天早上做,后天可以出结果,全世界最快的造政绩,就是艺术。对吧?我先举个例子,上次领导人在武汉散步的地方一个礼拜之内就公共艺术更新了。对吧?

   另外公共艺术有一个销售跟买卖的行为,领导们同时发现居然文化事业跟文化产业可以结合在一起。文化事业是(建立)图书馆,文化产业是做书的。只有公共艺术这件事情才把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结合在一起。这次我们上课,说的就是公共艺术叫做政府的公有的文化资产。举个例子,台南政府特别爽,,他们在30年前,就因为老百姓投票买了40个最喜欢的草间弥生的大南瓜,都升值了,翻2000倍吧?购买公共艺术算政府内部的公共资产,第二个它是艺术资产,它是有价资产,甚至银行可以贷款。而且公共艺术还是可以租赁的。对吧?这是一个让政府非常兴奋的事情,而且它是一个完全无从无到有的产业。因为全世界的经验都告诉我们,(比如说日本)大地艺术节,都跟东京大阪没有一点关系都。对,这已经是告诉我们,就是说只要把公共艺术做好了,这跟主要城市经济没有任何关系,它是一个从0到1的一个过渡过程。

   现在购买公共艺术作品成为主流。我们先不说公共艺术是什么,先说它不是什么,首先他肯定不等于户外雕塑。所以说刚刚顾老师说的强调一个是公共性,公共性这个事情,我觉得我们没有必要把它无限上纲成“公共”两个字。这太恐怖了,对吧?我们可以用另外一个比较好的名词叫做娱乐化。在一个爱与和平的国家,公共艺术家的作品本身都在传达爱,他本来就没有愤怒。公共艺术承载了社会的一个功能,在我认为,(是)市场欢迎度,

   公共艺术跟当代艺术有什么关系?没有任何一点关系,对吧?本身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娱乐的一个市民化的成果。是一个中华民族,一个文化大国,变成文明大国的一个漂亮转型过程。公共艺术并非要教化,这个作用是有的,不过应该主要是教育部的事情。当下最重要的事情,公共艺术对一个政府的形象工程是目前第一位的。公共艺术也不是艺术学院的天下,我觉得一个城市需要各种不同学科的公共艺术,学动画学动漫的、工业设计的都能干。中国公共艺术在城市里面我认为更偏公共设计。公共艺术的收藏方式是to G,不是to C和to B。我们发现这是第一次外国非著名非市场艺术家在中国有生存机会的可能性。同样300万,买一个在做诸位,或是买很多拉美艺术家,老百姓可能觉得后者很棒,有文化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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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奋《缝合全球化》

   公共艺术会是一个新物种。我认为现在要拥抱这个新物种。它不是一个当代艺术概念革命,跟这个没有关系,而是应该有一次完完全全的新物种的逻辑。未来的30年40年,这个国家会有大量的人为它买单。我们也是希望不要有太多人花太多的冤枉钱,买到了一个不是民主的艺术资产,买到一堆糟糕的东西,因为这国家的钱说白了就是纳税人的钱,所以他就必须要让这个作品它能纳入到公有资产里。至于说你办的一个展,是另外一件事情,叫做户外雕塑展。

   最后,买进公共艺术的话,是必须要保修的。为什么价格会那么高?那是因为有一个保护保修的过程,因此购买公共艺术作品,法人行为和个人行为,一定要分开。

   翁奋:对,我这插一句。其实刚易老师说的,我觉得他说的那个词很重要,公共艺术其实是一个新物种。2000年初我们的游击展,也是一种新物种。那个时候的文化背景和时代背景和今天发生了变化。今天这个时代公共艺术主要问题四艺术家如何面对公共性的问题。顾老师刚讲到一关键问题就是说艺术在一个人存在的社会中,他如果通过文化来形成整个文化主体性,和他的个体的主体性,这两者出现,那么在一个新的这种经济的结构中,它所显现的文化主体和他的个人主体是不同的,那么在一个文化中显现的跟主体文化就又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我就应该把顾老师的跟我分开。但刚才提到的新物种,Species, 很有意思。这样的话就必然提出两个层面,一个是文化的主体问题,还有一个经济主体,这两个问题其实是我们在谈的。这样的话就回到我们刚才说的艺术家的作品问题,为什么不能作为一个单个的个体来和整个结构发生关系,他必须委托一个组织一个法律主体的产业结构,这是属于在心目中要进入一个新的交往模式,所以我觉得今天的公共艺术这个词必须重新界定。不能用“当代艺术”来界定,应该把艺术还原到艺术这个词,而不是在当代的这种概念。

   顾振清:刚才所讲公共艺术,当然它不等于当代艺术。公共艺术有可能是现代艺术,也可能是还有其他的艺术的形态。易老师刚才很激情的把公共艺术看作是一个新物种,我觉得他有一个逻辑:就是说,因为大陆中国大陆政府终于要对公共艺术推动认可,然后来出台一些奖励条例,这个奖励条例会导致公共艺术的生产和发展会成为一个常态。而以前其实有很多(公共艺术)是艺术圈发起的,出于美化城市的要求,或是城市规划的一些辅助品,还有一些公司和一些大的集团的一些点睛项目,那么这些是还没有成为一个文化生态的一个常态,成为制度化保障下的一个文化事务。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公共艺术会成为一个新物种,最重要还是一个政策环境,实际上公共艺术在这个环境之前已经有了,那个时候大家还没有感觉到是一个新物种,然后环境有了以后,这种新物种的感受更强了。

   那么这有两点原因,第一点原因就是说政府成为买单者,在中国大陆会跟全世界都不一样。为什么?因为就是在当下的政治环境当中,经济权利向政府和向国有企业集中,那么政府成为一个买单者,将会成为公共艺术的奖励政策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依据和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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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锦《红浴缸》、《美人蕉 367》

   (众人讨论):最大的差别就是预算,以前的公共艺术预算可能是从部分费用里扣出来的,现在公共艺术是工程总造价,总投资的1%,就是规律化的制度化。

   顾振清:无论是城市规划还算还是公共工程,特别是土地和建筑发展,都会把公共艺术作为一个制度化的要素确定下来,那么这个会成为刚才易介中所说的新物种的一个概念,因为它已经有了一个政府背书的政策和制度背书的这样的一个标签,这个标签就是会让我们重新来考量公共艺术的合理性,因为它首先是合法,接下来是合理,然后接下来就是说我们再把它打造成就是说它的公共性和就是说既是公有财产,又是一些共享价值,又是有其他的公共性,那么我觉得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公共艺术可以说进入一个新的一个纪元就是不为过。这里面有一条我觉得特别重视的事情,在国外就是说它的公共艺术实际上有多渠道的,它不是说一个P to G就是说个人对政府,也是一个P to b,就是说供个人对公司,甚至也是B to B,B to G的这种方式,就是说它非常的多元。但是在中国就会非常特殊的就是说P to G成为大头,P to B对公司成为一个中间的一个尴尬的一个范畴,那么会影响未来的几年的工作。那么在这几年工作里头,那么艺术家怎么保持一个人的主体性,艺术的独立价值如何在公共艺术中展现,美育的引导性如何在公共艺术项目中突显。因为艺术家他带有一些人文进步和知识载体的功能,就是说艺术家的在艺术价值方面的塑造和共享价值方面的塑造肯定对一个社区也好,对一个城市也好,更多的是对一个公民社会也好,有一种非常正面的引导作用和塑造作用的。

   一个重要的挑战是甲方会越来越强势。艺术家在生存的夹缝里头怎么来用你的专业性,用对艺术的公共性,来坚持艺术。我觉得特别重要的两点:一点就是说通过公众的参与,公众的评议和公众的事先的征求意见,就是说我们民意测验来进行,就是说艺术家权利的一种扩大化或者分享; 第二个是专家的意见,让各级艺术机构成为公共艺术的重要的学术支撑单位。这样不只是用抱团取暖,而是用一个程序化的方式来强调专家委员会的作用,然后来建构以后的美丽中国和文化大国的这样的一个公共艺术的版图,这个才有意义。

   易介中:台湾的公共艺术委员会5个人从来不变的。大家公认的跨学科跨党派,你们就爱台湾,爱的要死,大法官一样,不可能被腐败,一辈子都是这么公正。于是他们就几个人说的大家都认了,因为不认的话也不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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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金淞《散松集》

   罗怡:我们今天讨论了很多公共艺术的问题,翁奋老师提到的一点非常关键,就是艺术家如何在参与公共艺术大潮中间保持自己创作的独立性。我觉得史老师最近做的万壑松风的项目,是完全从独立艺术家的角度在和社会各个层面对接,包括政府,想请史老师谈谈您的经验。

   史金淞:刚才听了下,公共艺术不管它作为一个政策来做一个新的风尚,从我个人来说近十年基本上我已经很少做传统意义上我“个人的作品”,更多的是所谓的公共艺术。或者我叫做他是公共场域的景观或者公共场地的某种存在,让更广泛的人参与,包融入更多的人际关系,更多的文化生产力以及生产力的关系。从几年前做《拍卖双年展》这类的工作,包括在台北做不可意思的戏剧现场,实际上它都是(刚才谈到的公共性)。公共性,这里面有个很重要的,实际上是一个去权力化的一个概念,它没有一个集中的权力,而更多的是更广泛的人与自己的现实处境形成的交汇关系。 比如说万壑松风,之所以有这样的一个东西,就是对我个人曾经的一件作品,形成了一个更广泛的生产。就是说我们的现实处境:每年那件作品至少超过5000件盗版,大家都在说你的作品被盗版,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我恰恰不这么认为。作为一个文化生产者,你的作品在被更广泛的区域里面被散发了,那么你不仅仅是在图书馆和人发生交流,而是在更广泛的生活中,这个时候消费变成了很重要的一个生产力。

   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如果每年有几千颗的这样的生产力,艺术家作为生产力的贡献,还是挺重要的——就是你的工作直接变成生活方式,它形成一个整个的一个生产链,这往往是被忽略的。从这个点出发,我就想把这帮人全部集合起来,要呈现整个这件作品的版图,一定会有一个在地性的落地。正好机缘巧合,之前曾经做过一个关于林泉高致的项目,跟当地政府讲我的想法,他们也挺挺高兴的。因为那个地方正好是一个荆浩隐居的地方,恰恰是北派山水的发源地,无边落木萧萧下,那些枯木本身如果不处理也容易形成山火的,把砍掉的树收集起来梳理出一个产业,开放我的创造让当地去生产,同时布景为一个吸引人的所在。恰好环保等各种原因,他们很多厂都关掉,很多人正处于一种空窗期。大家都不知道做什么。政府还觉得这个方案能解决实际社会就业问题。所以说我在想以个人的工作形成新的生产力方式,进而改变生活方式。作为我个人来说,不管是在什么样的社会形态下,它都可能逐步产生的一个没有核心权力情况下真正形成的互动关系,这是我理解的公众,也是我的心态。

   罗怡:翁奋老师正好我想起你当时给我看的一个作品,就是你们家院子里面放的思考板凳,它们另外的一个所在你告诉我是海边,那里是不是本来很少有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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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奋《缝合全球化》

   翁奋:这个板凳并不是从艺术本身去考虑的作品,是想艺术如何在这个社会现实中形成它的参与性。老顾刚讲很重要的问题,我们公共艺术中的文化主体是什么?是人是主体还是艺术是主体?10年我从北京开始回到农村,回到了海南岛的海边,继续讨论艺术是在乡村中,在社会最边缘地区中,本身它的作用是艺术作用还是社会作用。解决这个就必须问这个问题,就是它的主体是什么?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做了很多相关这方面研讨,以及把艺术的场景搬到了乡村的场景,甚至搬到了完全原始自然的场所。

   我始终有一个思考,艺术其实就是政治的未来。这个理念其实也是朗西埃的一个美学理念,是非常欣赏的概念。所以说我们本质上来说是要把公共艺术和参与性艺术细化。我们不能笼统的谈公共艺术。我觉得相对公共生活,更多的从一个经济的政府,以及管理的成本来谈,还有资源的分配的可能,是不是?如果我们把它看成一个大项目很难解决刚才说的那些问题,只有回到我们所说的参与性艺术,才能真正回到杜老师说的在地性,否则战略性才是根本关系。因为当资本成为主体方的时候,当然资本方不一定是钱,就是权利方成为第一主体的时候,所有主体都将被他(控制),其它都是围绕着它去显现多元性。

   我觉得凳子是当时这样的思考带来的一个东西,我们的活动建立了很多观景点,邀请了很多外地的各种学者,包括各种各样的人,甚至官员、当地村民一起到那里去讨论,每次讨论精华刻在凳子上,谈完后过一段时间,就把那些不同的凳子散落在那个讨论区域的海边。我们把它叫做自由领地。村民们每天放牛登记或者去坐车,都可以在凳子那休息,也可以在那坐着,甚至我们每次的访问和每次的活动,我们都会要也会有村民的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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