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不依靠传统，依靠创造力（二）_-艺术-传统-西方文化

　　“如果艺术家一直把目光根植于传统上，甚至把中国话题作为策略，对他们的创造力会不会是一

　　“如果艺术家一直把目光根植于传统上，甚至把中国话题作为策略，对他们的创造力会不会是一种限制呢?”我认为这是记者向徐冰提的一个比较尖锐的问题。这个问题与我这里即将讨论的问题相关。什么问题呢?就是中国艺术家*惯打“传统牌”和“社会问题牌”的问题。说记者向徐冰提的这个问题比较尖锐，是因为徐冰的作品给人有打“传统牌”和“社会问题牌”的印象。我不知道当记者问徐冰时徐冰有没有感觉不好意思。刚到纽约时打“传统牌”，现在打“社会问题牌”，其实徐冰并不像他自己所说的“我不太关注当代艺术圈”。

　　毫无疑问，如果艺术家一直把目光根植于传统上(比如数以万计的没有多少创造力的画院画家和中国美协会员皆声称自己把目光根植于传统上)，甚至把中国话题作为策略(比如众多中国的“当代艺术家”的确长期把“中国话题”当做在西方获得认可、取得成功的不二法门)，对他们的创造力会是一种限制。我的回答是肯定的，不知道各位认不认同这一看法。徐冰这样回答：“我觉得不一定吧，这要看你的出发点和怎么用。是不是有创造力其实不在于你与传统的远近，比如很多著名大学是很注重传统训练的。创造力，不是说给你自由你就有创造力了。有时候一定的限制反倒把你的创造力给激发了出来。当然如果说把中国话题作为一种策略，可能是有一定的问题。但我觉得这里的复杂性在于，如果你不使用中国的传统和资源，你使用什么?比如我，我生长的环境、接受的教育就是中国传统和社会主义时期的影响。那做艺术，不依靠这些东西，你依靠什么?难道你还依靠美国的文化吗?或国际文化?什么是国际文化?1987年，《天书》这件作品是在大陆做的，那时我还没出国，大家都很崇尚西方文化，传统并不受到重视。那我当时并不懂得西方当代艺术是怎么回事，但又想从旧的艺术中走出来。当时我感到当无路可走时，那最后就不得不走必须走的这条路，那这条路就是表达出我身上携带的所有营养和文化背景。”徐冰没有正面回答记者的问题，貌似是在给自己辩解。他反抛给记者一个问题：“当然如果说把中国话题作为一种策略，可能是有一定的问题。但我觉得这里的复杂性在于，如果你不使用中国的传统和资源，你使用什么?比如我，我生长的环境、接受的教育就是中国传统和社会主义时期的影响。那做艺术，不依靠这些东西，你依靠什么?难道你还依靠美国的文化吗?或国际文化?什么是国际文化?”

　　艺术并不只与艺术家的艺术主张或艺术创作观念(艺术主张或艺术创作观念可以是源自美国的，也可以是国际观念，很多中国艺术家不是在用“现代派的”或“当代艺术的”艺术主张或艺术创作观念谋生吗?)相关，还与其人生追求、生活体会等关系密切。一个艺术家一直以来接受的教育和在不断学*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个人趣味同样会决定其作品的风貌。所以说，观者从作品看出艺术家的艺术主张、艺术创作观念，读出其人生追求、生活体会，感受到艺术家的个人趣味、气质是非常自然的事情。一个艺术家反复向观众讲自己作品的创作依据或出发点只会显出他的虚弱和所创作的作品的苍白。而徐冰在表达观点时所举的例子全是他自己的作品。“表达出我身上携带的所有营养和文化背景”，这显然已经成为徐冰惯用的创作策略。徐冰的创作已经沦为对“中国的传统和资源”的简单挪用。比如“桃花源的理想一定要实现”这样的标题也许在外国人看来很高雅，但其能让国人笑掉大牙。至于他说的作品中所蕴含的“社会主义实验的经验”，我实在看不出。一个依据是“我们传统文化中优秀和智慧的部分”，“另一个就是过去的社会主义实验的经验”，现在加上“具有公共意义的社会话题”(即社会问题)。徐冰一点也不落伍，他紧随当代艺术潮流。

　　“传统牌”、“政治意识形态牌”、“社会问题牌”……中国艺术家可用的牌是否已经打尽?中国的艺术家是否已经江郎才尽、黔驴技穷?我并不认为中国的艺术家都在“打牌”，但很多艺术家的确在“打牌”，很多甚至是跟着别的艺术家打牌——他们除了跟风别无追求。有些艺术家的确很热爱中国传统(不止中国艺术家，有些外国艺术家也对中国传统文化、艺术有浓厚的兴趣)，也很了解中国传统文化、艺术。我认为这些艺术家的作品有传统文化的痕迹是十分自然的事情。但是，一旦挪用传统、模仿传统甚至照搬传统作品成为创作的惯用手段或被当成一种创作策略，生产出的只会是大堆的垃圾。同样的，有些艺术家的确对政治有兴趣，也有看法，他们用作品表达政治诉求或对现实政治发表评论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一旦艺术家将攻击中国现实政治当成在西方大获成功的资本，那么其作品难免成为政治意识形态对抗的牺牲品。有些艺术家的确具有人道精神，非常关心现实问题——尤其是社会问题，他们围绕一系列社会问题创作作品也是很自然的事情。然而，比起少部分“有感而发”的作品，更多的作品是刻意为之的“滥竽”。比起少部分有品格的艺术家，更多的“艺术家”是为了夺人眼球而有意为之——是靠鼓吹传统、批评现实政治、暴露现实获取关注的浅薄之人。

　　从鸦片战争(1840年)开始，或再往前追溯，到1600年(明末)，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就有了碰撞，艺术也有了接触：

　　尽管西方历史与中国历史的会合在16世纪就已经开始，但其作用一直到19世纪中叶才显现出来，其时西方的列强活动引起了中国社会的急剧变化。[1]

　　据我们所观察，中国自从明朝徐光启翻译《几何原本》，李之藻翻译《谈天》，西方化才输到中国来。这类学问本来完全是理智方面的东西，而中国人对于理智方面很少创造，所以对于这类学问的输入并不发生冲突。直到清康熙时，西方的天文、数学输入亦还是如此。后来到咸同年间，因西方化的输入大家看见西洋火炮、铁甲、声、光、化、电的奇妙，因为此种是中国所不会的，我们不可不采取它的长处，将此种学来。此时对于西方化的态度亦仅此而已。所以，那时曾文正、李文忠等创办上海制造局，在制造局内译书，在北洋练海军，马尾办船政。这种态度差不多有几十年之久，直到光绪二十几年仍是如此。所以这时代名臣的奏议，通人的著作，书院的文课，考试的闱墨以及所谓实务书一类，都想将西洋这种东西搬到中国来，这时候全然没有留意西洋这些东西并非凭空来的，却有它们的来源。它们的来源，就是西方的根本文化。有西方的根本文化，才产生西洋火炮、铁甲、声、光、化、电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对于东方从来的文化是不相容的。他们全然没有留意此点，以为西洋这些东西好象一个瓜，我们仅将瓜蔓截断，就可以搬过来!如此的轻轻一改变，不单这些东西搬不过来，并且使中国旧有的文化步骤也全乱了——我方才说这些东西与东方从来的文化是不相容的。他们本来没有见到文化的问题，仅只看见外面的结果，以为将此种结果调换改动，中国就可以富强，而不知道全不成功的!及至甲午之役，海军全体覆没，于是大家始晓得火炮、铁甲、声、光、化、电，不是如此可以拿过来的，这些东西后面还有根本的东西。乃提倡废科举，兴学校，建铁路，办实业。此种思想盛行于当时，于是有戊戌变法不成而继之以庚子的事变，于是变法的声更盛。这种运动的结果，科举废，学校兴，大家又逐渐着意到政治制度上面，以为西方化之所以为西方化，不单在办实业、兴学校，而在西洋的立宪制度与革命论两派。在主张立宪论的以为假使我们的主张可以实现，则对于西洋文化的规模就完全有了，而可以同日本一样，变成很强盛的国家。——革命论的意思也是如此。这时的态度既着目在政治制度一点，所以革命论家奔走革命，立宪论家请求开国会，设谘仪局，预备立宪。后来的结果，立宪论的主张逐渐实现;而革命论的主张也在辛亥年成功。此种政治的改革虽然不能说将西方的政治制度当真采用，而确是一个改变;此时所用的政体绝非中国固有的政治制度。但是这种改革的结果，西洋的政治制度实际上仍不能在中国实现，虽然革命有十年之久，而因为中国人不会运用，所以这种政治制度始终没有安设在中国。于是大家乃有更进一步的觉悟，以为政治的改革仍是枝叶，还有更根本的问题在后头。假使不从根本的地方作起，则所有种种作法都是不中用的，乃至所有西洋文化，都不能领受接纳的。此种觉悟的时期很难显明的划分出来，而稍微显著的一点，不能不算《新青年》陈独秀他们几位先生。他们的意思要将种种枝叶抛开，直接了当去求最后的根本。所谓根本就是整个的西方文化——是整个文化不相同的问题。如果单采用此种政治制度是不成功的，须根本的通盘换过才可以。而最根本的就是伦理思想——人生哲学——所以陈先生在他所作的《吾人之最后觉悟》一文中以为种种改革通用不着，现在觉得最根本的在伦理思想。对此种根本所在不能改革，则所有改革皆无效用。到了这时才发现了西方化的根本的所在，中国不单火炮、铁甲、声、光、化、电、政治制度不及西方，乃至道德都不对的!这是两方问题接触最后不能不问到的一点，我们也不能不叹服陈先生头脑的明利!因为大家对于两种文化的不同都容易马糊，而陈先生很能认清其不同，并且见到西方化是整个的东西，不能枝枝节节零碎来看!这时候因为有此种觉悟，大家提倡此时最应做的莫过于思想之改革，——文化运动。经他们几位提倡了四五年，将风气开辟，于是大家都以为现在最要紧的是思想之改革——文化运动——不是政治的问题。我们看见当时最注重政治问题的如梁任公一辈人到此刻大家都弃掉了政治的生涯而趋重学术思想的改革方面。如梁任公林宗孟等所组织的新学会的宣言书，实在是我们很好的参证的材料，足以证明大家对于西方文化态度的改变![2]

　　向西方学*，再向西方学*，再向西方学*……用西方文化改造中国社会乃至整个文化，这可以说是20世纪的“主旋律”。比如引进“德先生”和“赛先生”，即“民主”(democracy)与“科学”(science)。这种变革思路的主张者、鼓吹者今天被很多人称为“西化派”。事实是，变革派(我情愿称他们为变革派)的主张始终是在“保皇派”(保守派)的反对声中传播的。在中国通行的历史教科书中，变革派(西化派)战胜了“保皇派”(保守派)。然而，我们应该知道，当时不只存在一种声音。作为一名学者，出于对历史的认识，应该客观呈现当时并存的多种声音。事实也是，社会现实往往是多种力量博弈的结果。在我看来，将主张向西方文化学*的人统统归为“西化派”太过草率，比如陈独秀、鲁迅、蔡元培、胡适、梁启超、闻一多等人，我们既可以说他们是在中国大陆传播西方文化的又一批仁人志士，也可以说他们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展开整理与研究的第一批现代学者。重要的是，他们既深谙中国传统文化，又不排斥西方文化。比如陈独秀有《荀子韵表及考释》、《老子考略》、《中国古代语音有复声母说》、《古音阴阳入互用例表》、《连语类编》、《屈宋韵表及考释》、《晋吕静韵集目》、《干支为字母说》等音韵训诂学著作，鲁迅有《中国小说史略》、《故事新编》等著作，蔡元培有《中国伦理学史》等著作，梁启超有《清代学术概论》、《墨子学案》、《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情圣杜甫》、《屈原研究》、《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文化史》、《变法通议》、《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唐代集会总集与诗人群研究》等著作，闻一多也一生致力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有《楚辞校补》、《神话与诗》、《古典新义》、《唐诗杂论》、《离骚解诂》等著作问世。而胡适被誉为“国学大师”。例子不胜枚举。

　　越来越多的人喜欢拿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作比，比如有人说“民国知识分子”比现在的知识分子出色——民国知识分子更像“人”而现在的知识分子更像“奴才”。但是我认为不存在所谓的“民国知识分子”，今天凡被认定为“大家”的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大多接受的是传统教育和西式教育(大多有“私塾教育”和留学的经历)。严格意义上讲，那一代人是中华民国的缔造者和改造者，从他们的一系列言论和当时撰写的诸多评论可以看出，他们对中华民国(或说中华民国政府)的评价并不高，甚至可以说“非常差”。我很乐意向那一代学人学*，他们留下的宝贵思想和学术遗产及社会变革的经验值得我们研读，但我一点不向往中华民国。因为我相信未来会比现在更好。尽管我们的国家遭遇着诸多问题，但并不意味着其需要倒回“过去”。“民国牌”不过是某些人用来招揽粉丝的一块招牌。

　　有很多人喜欢将“’85美术运动”与新文化运动作对比。事实上，其没什么可比性。比如一个显著区别是，当时的艺术家没有多少人是对中国传统文化、艺术有充分研究的，他们中的大多数所了解到的西方文化也是残枝断叶。这当然有历史原因，因为那时刚经历过十年浩劫(文化大革命)。但是，我们也不能把问题统统归咎于历史。有很大一部分人认为中国传统文脉的中断与五四新文化运动那一代人有很大干系，但是事实真如他们所说吗?在我看来，“文化大革命”对中国传统文脉的破坏胜过中国历史上的所有时代。不只佛像被砸掉、砸烂、佛经被烧毁，连“人性”也泯灭了。如果“改革开放”再早10年或20年，我想中国比我们想象的要强大得多。当然，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但是，历史至少应该给人以启示。今天看来，“85美术运动”的最大贡献是突破政治意识形态的禁锢，当然那些参与者所使用的武器依然是西方文化。到底是新流行的西方文化、艺术思潮改变了那个时代还是那个时代选择性的接纳了一些西方文化、艺术思潮?人们无法给出确切答案。现如今，“’85美术运动”的参与者们大多已被载诸史册。然而，每每听到“某些成功人士”卖弄自己的傲慢和自大时，人便会心生疑问：真有什么不得了的贡献么?你们不过是时代的获益者罢了。

　　“传统牌”、“政治意识形态牌”、“社会问题牌”、“民国牌”，国人对这些似乎没有太大兴趣。相反，外国人(尤其是西方人)，包括住在宝岛台湾的中国人对其很感兴趣。有一些人认为中国的优良传统在日本、韩国和宝岛台湾，我想日本人、韩国人以及住在宝岛台湾的中国人听到这样的言论会非常开心，但事实真是这样吗?我不太认同中国的优良传统在日本、韩国、宝岛台湾之说。并不是出于民族自尊心。在我看来，西方对日本、韩国及台湾地区的改造更为彻底。然而，改造得太彻底了也就没有了“根性”。比起唯西方列强马首是瞻，创建独立的民族国家更难。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至少是独立的民族国家。

　　在赴重庆采访的时候，我们在蒋介石的“黄山别墅”看到一幅历史照片，照片上是一架木头做的纺车。通过说明，我们得知这架纺车是蒋委员长出访印度时，甘地先生送给蒋夫人的。后来在史料中刘震云了解到，蒋介石曾对当时的外交部长陈布雷说，他最羡慕两个人，一个是甘地，一个是毛**。他说：他们两人都可以成为一个纯粹的民族主义者，而我却不能。[3]

　　对于中国人，20世纪是漫长的过渡期，当然过渡仍在继续。20世纪，中国人拼命追赶西方。在向西方不断的学*过程中，在西方人的欺负甚至凌辱中，中国人的确进步了不少。但是，我们今天所面对的现实是，学*已不再是唯一重要的事情。除了不断学*之外，创造、创新已经显现出迫切性，对传统文化的保护也显现出了迫切性。新时代对中国人提出了更高要求：为全人类贡献思想。古代中国人为全人类贡献的思想广为人知，但当代中国人貌似只晓得享用祖先留下的基业，貌似只知道用西方文化抨击中国传统。清末民初的知识分子用西方文化改造传统社会、文化是情非得已，“’85时期”的文艺青年用西方文化的只言片语突破政治意识形态禁锢是时代所需，但我们真能将西方文化当做永不过时的工具吗?

　　新文化运动时期，我们试图用西方文化改变中国文化乃至社会，“’85时期”同样如此——我们试图通过对部分西方文化、艺术思潮的选择性模仿改变中国社会乃至文化。今天，又刮起了另外一种风潮——“传统”，我们要通过“传统”打破西方现当代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破坏殆尽的现实”。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在这种中-西、古代-现当代的二元对立中，在从用西方文化打破中国传统文化到用“传统”突破西方现当代艺术对中国艺术的过分左右的轮回中，我们既错过了整理和研究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好时间，也错过了系统认识西方现当代文化、艺术的好时间。说白了，直到今天，无论是中国传统文化、艺术，还是西方现当代文化、艺术，都被国人仅仅看作工具、武器，迄今为止我们既没有对中国传统文化、艺术做充分整理和研究，也对西方现当代文化、艺术缺乏全面、深入的认识。然而，中国传统文化、艺术和西方现当代文化、艺术都只能当工具、武器用吗?我以为，我们需要进入对中国传统文化、艺术和西方现当代文化、艺术进行系统整理与研究的时期。

　　(待续)

　　[1][美]徐中约：《中国近代史：1600—2000，中国的奋斗》，第2页，计秋枫 朱庆葆 译，茅家琦 钱乘旦 校，徐中约 审订，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8年1月第1版。

　　[2]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13~15页，商务印书馆，2010年12月第1版。

　　[3]冯小刚：《不省心》，第171页，长江文艺出版社，2013年9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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