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我所理解的四川美术学院的传统》系列连载九：告别黑暗、寂寞、孤独的学徒期_-同学-学生-都是

　　本科4年，研究生3年，中途乱整1年，我在四川美术学院待了近8年。　　8年是个什么概念?从18、1

　　本科4年，研究生3年，中途乱整1年，我在四川美术学院待了近8年。

　　8年是个什么概念?从18、19岁(高中毕业)到26、27岁(研究生毕业)，也就是20岁到30岁之间。记得有一次父亲在电话中对我讲：“你竟然在那样一个地方待了8年，怎么让我放心!”

　　人的一生里面，没有几个可以用的十年，显然我已用去我可以用的最为宝贵的十年。

　　还清晰记得刚到四川美术学院的时候。我住的是一年550元的宿舍(男二舍的负一层简直是地下室)。2004级美术学系的学生大多住在男二舍的负一层，每间宿舍6位同学。川美也有一年850元和1200元的宿舍，但不知为何给我们安排的是一年550元的地下室，不过便宜些也好，省钱。地下室的好处是夏天凉快，但糟糕的是冬天阴冷潮湿，宿舍的床底下经常有水，皮箱中的衣服老长毛。没有室内浴室，洗澡要跑去学校的公共澡堂洗。宿舍中有一张长桌和几条板凳。我的室友大都是我的同班同学，赵吟剑(湖南人)、田义宏(湖北人)、李江伟(河南人)、原志阳(河南人)，还有高我们几级的学室内设计的师兄向羽(重庆人)——他经常说“丫儿呐”。我是甘肃人，可谓“南北各半”。室友们非常善良，我一直庆幸遇到他们，庆幸同他们成为“一家人”。

　　早晚跑步，(校园400米操场)各5圈。晚上跑完步泡(康师傅)“面霸”吃。北方人爱吃面，我和李江伟喜欢泡方便面吃。没课的时候要么在宿舍写字、看书，要么去学校图书馆看书或到图书馆一楼的电子阅览室写作业、看韩剧。我学书法比较早，但一直没有好的老师指导，全凭自学，刚上大学时学的是欧阳询的体，偶尔也学王羲之和隶书，但现在看来那时其实还没“入门”(入门并非易事)，但好处是我很喜欢写，可谓笔耕不辍，所以哪怕是非常粗浅的认识，也是自己慢慢领悟出来的。记得一次和李江伟去国画系“比武”——李江伟认识国画系的同学，他一天晚上喊我一起去国画系的教室找国画系的同学耍，那晚我认识了章朝光。我看章朝光在临帖(他学王铎)，便对他讲：“我平时也写字。”章朝光对我说：“那你写几个看看。”我写了几个字，之后我们讨论了一番。那次我们就认识了。并且自那以后我对章朝光有一种特殊的情感，那是一种惺惺相惜的情感。其实当时我是很清楚的，自己在国画系的同学面前秀书法纯粹就是班门弄斧，何况章朝光是国画系最优秀的学生之一。不过，切磋就是要找比自己优秀的人。我的室友赵吟剑也练字，不过他学的是颜真卿的《麻姑仙坛记》，可以看出赵吟剑很大气。很有意思，我和赵吟剑都睡在上铺，我们可以说是脚对脚，他迷恋希特勒(读过《我的奋斗》)，喜欢听CD，有时晚上还出去跟人学“耍剑”，而我迷恋尼采。宿舍总体是很温馨平静的，偶尔也爆发冲突。人和人相处，难免摩擦，有时候就一个问题争得脸红脖子粗。晚上关灯过后，便谈论起“女人”，议论“性”。那完全是几个没有任何情感经验和性经验的青春期少男的荷尔蒙幻想。

　　那时的我没有电脑、手机，也没有QQ、电子邮箱。QQ、电子邮箱是上大学之后过了一段时间才有的，买电脑和手机更晚。没有手机，用宿舍、教学楼、校园里的IC电话机或宿舍的座机打电话(那时打电话都很神秘，大概都是主要给自己的心上人打电话)，偶尔也写信，那时还用毛笔用信笺给朋友写信，那时给人写信(还写情书)先打底稿(先写在笔记本上)，然后抄录到信纸上。以至于很多同学说我有“复古倾向”。其实有QQ、电子邮箱、电脑、手机以后，我的“复古倾向”就渐渐没有了。慢慢地，我*惯于用键盘敲字而不是用手写字(不管是用钢笔，还是用毛笔)。有一次太搞笑了，记忆尤深。没有电脑，我得用图书馆一楼的电子阅览室的电脑写作业(老师要求交打印稿)，我在163邮箱里写(平时的经验是写一点保存一点，能驾驭)，一口气写了几千字(《走近柏拉图——关于柏拉图的美学思想》，2005年)，太投入忘了保存，结果电脑死机了，写的全没了。只好从头写起。当时简直郁闷死了。想想，自己简直太笨了。不过，想想，互联网时代也有其弊端，倘若电脑、手机崩了，一切玩完。那时读柏拉图的《理想国》、《会饮篇》、《斐多篇》。

　　不同专业的同学也会交流。我是“史论班”的，“策划班”的张桂森一天晚上来到我的寝室就一个“专业问题”向我严肃发问，我们讨论了很长时间。想想，那时同学之间讨论“专业问题”是很罕见的。美术教育系油画专业的李天龙人物画画得很不错，听说他正在上人体写生课，我主动提出要跟他去他们教室“画人体”。记得给他们上课的女老师还对我讲：“既然你有绘画基础，那你可以既做艺术家又做评论家，像我们系的俞可老师。”李天龙一直想转到油画系读书，他认为油画系的氛围要比美术教育系油画专业的氛围好一些，但费尽周折，最终也没能转到油画系。他后来基本上不画了，搞乐队去了，吹得一口好口琴，所以人的才气是掩盖不住的。现在看来，那时大家都很单纯，油画系真的比美术教育系油画专业的氛围好吗?或许，有一天，没有进入油画系学*的同学会庆幸自己读的是其它系而非油画系。事实证明，有十足优越感的人，没有多少搞出名堂。

　　我2006年买的电脑，2007年买的手机(摩托罗拉L7，2014年才淘汰，买了小米3，新手机才可以耍微信)。买电脑时已经搬离了地下室(从负一楼搬到五楼)——四人间，有室内浴室，床是和书架、电脑桌连体的。买手机时已经搬到新校区了。虽然同最初的室友一起住没到两年，但那种感情是不可替代的，后面搬来搬去也和其它系的同学住过一个寝室，但都没有一开始的室友感情深。向羽没过多久就毕业了，他走后宿舍又搬进来一位同学，是成教院的刘静。刘静阅历要丰富一些，有台式电脑，有时候我们一个寝室的同学晚上坐在一起看电影，比如看过《冰河世纪》、《西西里美丽的传说》。刘静有一本赵孟頫的《三门记》(碑帖)，我便借来学(后来那本书成了我的了，没还他)，此后便改学赵孟頫的《三门记》，一直写到大学毕业。从男二舍的地下室搬到五楼，后面又从男二舍的五楼搬到男一舍(我男一舍的室友是三位国画系的同学)。以前的室友和朋友都各奔东西了。“策划班”的张桂森(福建人)、王敦梦(山东人)、王垒(山东人)都到校外租房住了，但我们经常一起玩。我经常跑他们那“蹭饭”。“阿”应该是福建那边的“称呼”吧，我不太清楚。不知不觉，我们相互称“阿…”，比如我喊张桂森“阿森”，喊王敦梦“阿梦”，喊王垒“阿垒”，喊王令(重庆人)“阿令”，他们喊我“阿飞”。那时的我病恹恹的，因为“单相思”，身体十分糟糕。那时大家都没电脑，只能写字(练书法)，张桂森学《兰亭集序》。后来阿森几个搬到了离江边比较近的地儿(从电力几村搬到铁路几村)。一起吃饭时一人炒一个菜，可谓“南北全席”。我还为大家贡献过几顿“刀削烩面片”。有时候还一起看A片。阿森不知从哪里收集了很多A片(三级的，大都是舒淇、李丽珍、徐若瑄、钟丽缇演的)。一次很搞，可惜我不在场。他们晚上看A片，音量太高了，吵到了楼下的住户，第二天楼下住户敲他们的门说：“昨晚你女人来了，小声点嘛，声音太大喽。”重庆的夏天超热，几个男人穿着三角裤衩坐在条椅上，真是一道靓丽的风景。其实，重庆夏天的男生宿舍可谓“野兽俱乐部”。记得每到夏天，男生宿舍的同学露肌肉的露肌肉，露排骨的露排骨，只穿裤衩，有女生“误入”，必发出“尖叫声”。

　　美术学系是2007年下半年搬到新校区的。搬到新校区前后，2004级的许多同学就出去了，部分跟着老师办杂志(在杂志社当实*编辑)，部分经老师推荐到画廊、美术馆、艺术中心实*，当然也有部分自己摸爬滚打。有到北京的，有到上海的，也有到其它城市的。到北京的人数多一些。也就是今天人们*惯称为的“北漂”。为什么我没有成为“北漂”?因为我有更长远的考量，想在学校多待些时间，打下学术基础。或许也有性格的原因，我是喜欢安静的人，平时喜欢一个人做东西，不太喜欢混关系。而且那时对做编辑、画廊服务人员和策展没多大兴趣。其实是自己更看重学术，打算以学术为志业。记得有一次学校请朱青生先生做讲座(是08年还是零几年记不清楚了)，一天下午在坦克库有一个小范围的交流活动，朱青生先生讲完后我在提问时说：“我叫廖上飞，是有志于成为学者的人。”当时震到了在场的人，也震到了朱青生先生，我发言后他讲得额外多。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坚守者”，当大多数同学干其它事情的时候，我选择了走自己的路。因为我那时已经明白一个道理——“人多的地方驴都不去，何况人!”有智慧的人是不会把时间浪费在无关紧要的事情上面的。

　　在其它系的老师和同学的眼中，美术学系招收的学生“不会画画”。在我看来，那不过是一种奇怪的看法，或说是成见、偏见。其实，美术学系招收的学生并非都没有造型(绘画)基础，比如张桂森同学和汪春才(云南人)同学是调剂到美术学系的，画得都不错。我虽然不是调剂到美术学系的，但也有绘画基础，而且造型基础比较扎实。美术学系的学生并非只学读书和写文章，也学绘画，比如第一学年(2004-2005)开设的基础课里就有《素描技法》和《色彩技法》。记得教我们《素描技法》的是查红梅先生和何桂彦先生——他们本科读美术教育系绘画专业，研究生读美术史论。教我们《色彩技法》的是绘画系的两位美女老师(可惜我不记得名字了)。很庆幸，老师们对我的绘画功底都给予了肯定。不过，其它系的老师和同学的“鄙视的眼光”或多或少给美术学系的同学造成了“压力”。我的压力尤其大。一个有造型(绘画)基础的人被看成或说成“不会画画”，对我而言简直是一种耻辱。迫于“压力”，我在大学期间陆续、不断选修绘画课。第二学年(2005-2006)选修《油画肖像技法》，第三学年(2006-2007)选修《照相写实油画》，第四学年(2007-2008)选修《人体写生》，读研究生时选修《彩墨人体写生》(2010-2011)。

　　教《油画肖像技法》课的是刘晓曦先生，听说他是罗中立最早带的研究生，上课地点就在油画系。上课开始，我画了第一幅男子肖像，刘晓曦先生看到后问我：“你喜不喜欢罗中立?”他看我画的人物轮廓粗壮有力，和罗中立的画面感觉有些相近。我回答他：“我很喜欢罗院长的色彩。”(正好说明那时我不懂色彩，因为罗院长的色感一般，但其恰到好处，很朴实粗旷，相反也说明那时我已经很懂色彩了，因为色彩并不是孤立存在的，用色讲求真实协调。)其实，我并没有学过罗中立。“人物轮廓粗壮有力”与写书法有很大关系，再就是性格使然。

　　教《照相写实油画》课的是曹静萍先生。通过上《照相写实油画》，我了解了川美的很多艺术家惯用的“当代创作手法”——以照片为蓝本，用投影仪勾形，然后填色。画画完全可以不眯着一只眼睛用铅笔测了，对我而言是“当头棒喝”。我在上课之前拍了一张照片，拍的是自己寝室的场景(当时我和国画系的三位同学住男一舍)，宿舍窗前的桌子上堆满了各种日用品，碗碟、洗漱用品、护肤品、油壶、牙膏、水乌龟、墨盒、鸡精……我觉得很入画就拍了个特写。我没用投影仪(因为借投影仪不容易)。我按照曹静萍先生讲的工序——订框子、刷胶、用细砂纸打磨画布、打格子、用炭笔勾形，最后将勾好形的画框拿到油画系教室填色。照相写实油画画法区别于传统油画的“先整体后局部”的画法，其是“先局部后整体”，也就是从局部开始，其实就是一个“先分色后填色”的概念。我先画了一支牙膏，曹静萍先生看到后对我讲“在艺术中，很多时候虚比实更重要。”牙膏的轮廓线被我强调得很实，以至于牙膏给人的感觉很扁平。我没有立即做调整，我接着画。画了近半个月(画框是1米几乘九十几厘米的，不算小)，终于完成。曹静萍先生看到我完成的“作业”，对我讲：“起初我看你画的牙膏说‘虚比实更重要’，现在看你完成后的画，那种问题是不存在的，因为你的整个画面的空间都是‘压缩的’，很统一。”他还单独对我说：“我觉得你一直在找自己的东西，希望以后能多读些书，多思考，把自己一直在找的那种东西提炼出来。”我没有告诉他我是美术史论专业的，但心里想“我每天都在读书思考”。很可惜，我的那张作业被一个“房东”拿走了。

　　教《人体写生》课的是朱海先生。朱海先生很年轻。第一讲是“概论”，是在虎溪校区(川美新校区)公共课教室上的。第一堂课上，他谈了自己对现当代艺术的认识，以及自己教育理念的来源。他提到叶圣陶、陶行知等著名教育家，让我对他刮目相看。在具体的写生过程中，他对我讲过，“细些，再精细些。”

　　教《彩墨人体写生》课的是吴松先生。吴松先生当时是研究生处处长，为人谦和，和很多研究生相识。现在恐怕不会吧，研究生处长认得几个在读研究生。我至今记得吴松先生在《彩墨人体写生》课上讲的话：“写生不仅仅是写生，写生是为创作收集素材、积累经验，大家应该将创作和写生融合。”

　　我自信自己了解四川美术学院的最优秀的传统。许多人知道，80年代影响极大的罗中立的《父亲》和90年代影响巨大的张晓刚的《大家庭》(系列)都是“肖像画”，而且都与“照相写实”有或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在我的观察中，四川美术学院的教师和学生喜欢“画照片”。或许，在有深厚苏派素描传统的中央美术学院的教师和学生看来，四川美术学院的教师和学生的创作手法“太讨巧”。其实，“画照片”恰好是“当代艺术”的惯用方法——当代艺术最主要的创作方法是“拼贴”和“挪用”。所以，徐冰于2009年10月16日下午3:30在四川美术学院黄桷坪校区多功能厅做的题为“我的艺术方法”的讲座激发了我对此问题的深入思考。徐冰在讲座中首先放了两张《大卫像》(素描，一幅是他自己学生时代所画，另一幅是俞红在学生时代所画)和他的大学毕业创作(几幅木版画)。他说他画的大卫像没过多久就被俞红超过了，并且表达了谦虚：“当罗院长等人创作出具有伤痕、乡土气息的作品的时候，我在做这样的木版画。”徐冰说得不错，相比较，川美77、78级学生创作的一系列作品之所以成为“名作”就是因为其紧扣时代精神，或用时髦的话说“具有当代性”，用罗中立先生的话说是“与历史同行”。当然，徐冰想显露的是中央美术学院的传统，苏派素描训练致力于“让一个人从一个粗糙的人变为一个精致的人”。但是，徐冰“愚昧作为养料”的观点恰好是是很愚昧的，愚昧只会催生新的愚昧。21世纪的中国，学校整齐划一教授苏派素描便是一种愚昧。我想徐冰比许多人更清楚，在当代，用丝网印一张大卫像或直接从画册上剪一张大卫像的照片贴到画布上比坐在画室里花费十天半个月对着石膏像画一张大卫像很多时候更能说明问题。所以，当听说川美的老教师和新教师就“川美是否应该向中央美术学院看齐”的问题争论时，我心生悲哀。老教师主张四川美院应该进一步学*中央美术学院完善的素描体系，也就是向央美看齐，而青年教师主张川美要建立自己的教学体系，与央美拉开距离。在我看来，川美青年教师的看法昭示着希望。因为，要想中国艺术大踏步向前发展，首先要对中央美术学院的教学体系说“不!”何况“做跟屁虫”是毫无希望可言的。

　　没画过画，甚至连毛笔、画笔都没碰过的人面对绘画作品通常会有一种莫名的恐惧，有部分所谓的“评论家”也是，但我没有。我从来不关注一位艺术家说自己坐在画布前用笔时是如何如何感觉、如何如何爽快或痛苦。我关注的是，一位艺术家为何会运出这样的笔触而非那样的笔触，其是出于何种意图描绘这样的“图式”，他有什么样的艺术看法或系统的思想。有创作经验的评论家和没有任何艺术体验的评论家是不同的(区分是非常必要的)，没有任何艺术体验的评论家通常是“蹩脚的评论家”。在我看来，能直面艺术作品并对艺术作品有高度敏感是成为艺术评论家的“基本条件”。读书期间多次选修绘画课助长了我的自信，与绘画专业的同学一起画，我发现很多人造型(绘画)基础还没我好。

　　虽然大学的日子是快乐、充实的，但快乐和充实是自己找寻的，许多时候与学校没多大关系。学徒期对我而言总体是黑暗、寂寞、孤独的，或许是因为自己太过敏感、忧郁。

　　一位知名作家在国外领奖时说过一句话，“黑暗是国人无法摆脱的宿命。”我不想说四川美术学院比其它学校更“黑暗”。只是，倘若黑暗真是国人无法摆脱的宿命，那四川美术学院也好不到哪儿去，所谓“天下乌鸦一般黑”。说实话，现在的教育不如清末的教育，更别说能同民国教育(在民国，大师灿若星辰)相提并论。蔡元培写道：“我们第一要改革的，是学生的观念。我在译学馆的时候，就知道北京学生的*惯。他们平日对于学问上并没有什么兴会，只要年限满后，可以得到一张毕业文凭。教员是自己不用功的，把第一次的讲义，照样印出来，按期分散给学生，在讲坛上读一遍，学生觉得没有趣味，或瞌睡，或看看杂书，下课时，把讲义带回去，堆在书架上。等到学期、学年或毕业的考试，教员认真的，学生就拼命地连夜阅读讲义，只要把考试对付过去，就永远不再去翻一翻了。要是教员通融一点，学生就先期要求教员告知他要出的题目，至少要求表示一个出题目的范围;教员为避免学生的怀恨与顾全自身的体面起见，往往把题目或范围告知他们了。于是他们不用功的*惯，得了一种保障了。尤其北京大学的学生，是从京师大学堂老爷式学生嬗继下来(初办时所收学生，都是京官，所以学生都被称为老爷，而监督及教员都被称为中堂或大人)。他们的目的，不但在毕业，而尤注重在毕业以后的出路。所以专门研究学术的教员，他们不见得欢迎。要是点名时认真一点，考试时严格一点，他们就借个话头反对他，虽罢课也所不惜。若是一位在政府有地位的人来兼课，虽时时请假，他们还是欢迎得很，因为毕业后可以有阔老师做靠山。这种科举时代遗留下来的劣根性是于求学上很有妨碍的。所以我到校后第一次演说，就说明：‘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然而要打破这些*惯，只有从聘请积极而热心的教员着手。”(《破除读书做官的旧观念》，见《蔡元培自述》)与清末的学校相比，现在的学校“官僚之风日盛”。学校越来越像官场(官场的斗争自然而然也在学校流行开来)，政治意识形态教育(红色教育)很大程度上助长了“官僚之风”。独善其身也不容易，时代的洪流难以抵挡，有良知的的教师和学生越来越少。

　　看到绝大部分同学热衷“混学生会”和“入党”而“无心学术”，以学术为志业的人的感受人们可想而知，那是深深的绝望和孤独。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曹操《短歌行》)何以解寂寞?惟有窈窕淑女。

　　黑暗导致绝望和孤独，忧劳成疾，忧思伤肺。

　　2008年大学临近毕业的时候，我得了肺结核。当时我写下这样的文字(见《成为手无缚鸡之力的人》，于2006年9月至2008年9月之间写的自忆、自传)：

　　在已逝去的二十年里，我同样从未经受过死亡梦魇的折磨。但是，如今结核爬上了我的肺，并且挥之不去，我第一次感受到死神的威胁和恐吓。我的意志力被死神强暴多次，看着自己日渐消瘦的肉身，灵魂也变得萎靡不振。在夏日深夜里的小巷，我搜寻自己的梦想;在肺部极感异样的时候，躺在床上，幻想着明天的日子。我不会死，我也不怕死，但是，我的意志力经受不住死神一次又一次的强暴，我怕自己意志力的贞洁一去不复返。我是知道的，当一个人处于常态时，他是不会想到“自己明天能不能活下来”的问题的。我想到了，这说明自己没有处在常态。

　　我等于是在吸毒，每天要服用大批量的化学药品。白色、红色的药片散发出呛人的异味，为了苟活，我不得不如数吞下。原本视医院为罪恶之城的我当时成了那里的常客。我竟然都厌恶了自己，对自己无法忍受，但是我依然是自己，我被悖谬所监禁。一盒又一盒，一片又一片，一瓶又一瓶，我从医院踱来踱去，我变得极度信任医生，我竟然要跟那些天使成为朋友，每每意识到这些就觉毛骨悚然。

　　四个月过去了，我依然看不见生命的曙光。每个月的第一天，我的心都是忐忑不安的。因为每个月的前两天我都会去医院复查，一想到复查，就想着会有一次证明的机会，因为至少可以看到复查后的病情，至少能知道自己能不能复原，些微的变化也会令人激动不已。当然，恐惧、害怕紧随其后，恐惧、害怕死神步步纠缠。

　　从得病的那一天起，我每天都存在于偶然状态中，我对明天毫不知情。在化学药品地不断侵蚀下，我逐渐具备了贾柯梅蒂人体雕塑的特征。我心疼自己的肉体。佛教徒说，苦修可获得灵魂的升腾，但我深切的感觉到他们全都是大骗子。发病的我并没有唤回灵魂的升腾，我的灵魂不光没有升腾，而且步步坠落，一点一点化为灰烬。

　　每次看着吊瓶里红色的液体一点一点流进自己的血液，恐惧的心似乎稍微安宁了一点。我于是顿悟，生命的存活需要毒物的辅助，那些吸毒的人或许是对的。面对死亡，面对病，人又能做些什么呢?不是怕死亡，只是怕自己值得活的生命太过短暂。

　　8月份又一次胸透检查，我的病情没有突破，这意味着治疗效果不理想。9月份主治医生改变治疗方案，将前面几个月口服的一种药改为输液。于是，从9月份起，我每天早上坐公交车去结核防治所输液，每次输几个小时，输完液每每感觉疲惫不堪。当然，治疗效果的确好得多，因为肺部有异样感。医生说那是康复的征兆。

　　结核，就像万里晴空突然飘来的一团乌云，它遮住了我生命中的太阳。

　　那时的我，经常躺在黄桷坪的十几平米的一间“单身宿舍”里的床上思考人生、面对死亡。人们常说，物质极度匮乏的时代也是精神高扬的时代。不错，贫瘠的土地也是最有希望的土地。所以，尽管没有饭吃，并且遭遇死神，但我的创作欲却惊人的强烈，成天阅读、写读书笔记、画“提纲”和“图表”。“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2009年，乌云统统褪去。

　　学术之路是孤独之路，是寂寞之路，是清贫之路，因而其也是“一条不归路”。

　　我尚且短暂的学术之路伴随着我的兴趣爱好和阅读经验。我赞成朱小禾先生的观点——“阅读胜于创造”(见《嘈杂的一：单义书写和单义环境》)。阅读与创造是一体的，没有阅读便不会有创造，创造是伴随着阅读而产生的。高中时代起迷恋尼采、塞尚等人，大学起迷恋弗洛伊德、杜尚等人，自然而然就会有我的学士学位论文《作为哲学家的杜尚——杜尚与尼采》，2008年)。因为从小对书法感兴趣，自然而然硕士学位论文就会是《从书法到书写——论书法本体论的转型》，2012年)。我期望自己写出的东西是“有感而发”的东西。然而，学术之路是“林中路”，在学术的道路上好比“在林中路上”：

　　林乃树林的古名。林中有路。这些路多半突然断绝在杳无人迹处。

　　这些路叫做林中路。

　　每条路各自延展，但却在同一林中。常常看来仿佛彼此相类。然而只是看来仿佛如此而已。

　　林业工和护林人识得这些路。他们懂得什么叫做在林中路上。

　　(完)

　　注：很抱歉提到各位先生的名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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