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漆艺的东西之道_漆艺-审美-西洋-国风

本届三年展主题《器·象》，源于《易系辞》——“《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

本届三年展主题《器·象》，源于《易系辞》——“《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目的为了制定“制器”的最高境界——即“圣人之道”的境界，作为漆艺的目标。圣人“观象”既观形、观色，也观天文地理，观动变、观启示。“象”乃是合于宇宙规律的形态，但是“象”的形态并不容易被辨识，所以有赖“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则物宜”，以利于开物成务。所以进于圣人之道的“器”，应该是通于人天的器物，而华夏传统的礼器祭器，乃是出自“象”所提炼的形制。今天捧陶碗喝茶，提竹笔写字，烧铁釜煮肉，所用器物都源于落在人间而成器的“象”。若说华夏器物丰盛之由，物产合四季与地理之宜，都因为有一种安于天地自然之性的智慧，这必须归功于古圣人对宇宙的开悟。

可是今天中国民间重视的不是中国器物，而且作为世界生产力最强的国度，出口与内销货品的大宗基本与中国“器”的传统无关。“器”的观念在近百年被完全改换，工艺亦因此无所适从，一直到最近几年官方鼓励“全面复兴传统”，才让工艺找到一个回归历史的正确论述。作为传统的技术，“器”的精神依附于一个完整的文明观，所以重新思考“器”的新生命必须从原来的“道”再次反省。为了“道”和“器”互融的问题，华夏文明百年来损失惨重。清季晚期对西方列强的侵略屡抗屡败，文士归咎于制度腐败与科技落后。张之洞建议“体”和“用”分别处理，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正是亟欲处理“道体”如何面对西洋制度与科技的双刃利“器”的难题。西洋的利器除了武备，还有强行推动的国际法和商务法，清朝败于应付这双管齐下的利器，留下至今还待回应的悬案：“道体”要经历什么形式的调整才能有效地容纳新出现的“器用”，以便适当地为我所用？如果“道体”全盘西化，是否意味西洋“器”必然为我所得？ 纵眼今天新建设的西式现代社区和城镇，大多既丑陋不堪，又与中国文化脱节，很明显表示新进口的西化“道体”没有彻底消化新的西洋“器”；否则为什么西游的中国旅客都认为欧洲城镇有魅力，是否西洋“器”只有在西方才被用得恰当？

华夏历史上的“器物”与西洋引进的“科技器”是来自两个不同体系的“技术物”，融合得当就两兼得利，否则代价沉重。在今天，在这个基本上以西洋为师的年代，漆艺远渡西洋的历史提供另外一个角度思考“器”的传播与转化。

漆艺是一种材料特殊的“技术物”，取材与工艺源于久远累积的经验。漆艺除了髹饰功能也是最佳的强力黏合剂，并且具有防水、防火、防酸特性，从战国出土文物证明漆材可以两千年不变。这种特殊的“技术物”继西方大航海时代开启的海洋贸易大量传达欧洲，在晚明的16世纪进口欧洲，到了16、17世纪之际开始被贵族和富商趋之若鹜，成为奢华时尚的象征。欧洲中国风的装饰艺术（17世纪中叶到18世纪中叶为主，之后的余响持续到19、20世纪），反映了西方对远洋世界的美好想象，最能代表中国风的实例就是髹饰奢华的漆艺。（中国风后来又有被称作日本风或印度风，所指就是始于中国贸易的远东文化）

“第四届湖北国际漆艺三年展”其中一个学术主题是漆艺在西欧传播的历史，介绍了漆艺如何成为对西方产生久远影响的媒介。于此尤其感谢三位德国专家精心撰文。自明末开通西欧海贸，欧亚两大洲的交流首先是物质文化。物质文化交流的意义在于：货品传递了技术与文明的讯息，那就是说，“器”的物质实体反映了文化与技术，同时带去“道”的宇宙观和文明体系。早于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机械生产力开始急速改变世界的经济和政治关系之前（前于1780），东亚和欧洲的接触大致局限于贸易和行旅者的描述。东亚的异国文化和丰富物质文明成为欧洲的远方想象国度。通过间接传递到欧洲的知识，欧洲也把本身的理想愿景投射在理想的中国，同时以中国这个远方作为批判切身政治制度问题的参照。中国风时期的欧洲对亚洲的虚幻想象，到了18世纪末工业革命陪同西方帝国的全球殖民，就开始彻底改写。为了便于殖民侵略与物资剥削，西方帝国转而积极对非西方文明推出各种负面的学术立场，结果西方对亚洲的负面描述反而逐渐成为中国的自我认识。不过这是大家熟悉的后话，于此存而不论。

欧洲初遇漆艺可说是惊艳，很快成为17世纪欧洲奢侈文化风尚。而且很快从进口的珍稀奢侈品发展为积极模仿的对象，在欧洲各国创作当地的中国风作品。尤其受到中国风青睐是漆画的装饰图案和描述愉悦文人生活的情景。三位学者分别从三个角度切入这个主题，三篇论文不仅为我们打开历史视野，并且具体而微。

潘甜博士（Dr. Patricia Frick）的论文首先分析了1600前后荷兰和英国商行的东方贸易航线的货品内容，以具体的欧洲收藏品介绍漆艺深入西方装饰时尚的历史渊源。她采用的线索是当年欧洲豪华室内空间所流行使用的大漆联屏。早期出口的屏风主要是广州的“款彩”漆，西方称Coromandel或Bantam屏风，（由于当年途经印度Coromandel 地区和爪哇Bantam 市转口）。“款彩”漆屏也被分拆作为豪华的壁板使用，不少贵族别墅为了介绍完整的东方风情而甚至特别设计“中国厅”，厅里主要装饰内容就是漆画与髹漆家具。这些漆作品也往往包括欧洲本地研发的“类漆”材料制作的漆艺。作者举一个例子：是一个把天花板与四壁都以漆画包裹的房间，名“日本阁”。此“日本阁”大厅除了安装上费德力大帝（1740-1786年间在位）赠送亲妹的中国漆板，还有女主人签名的画板，那可能是女主人亲自以“类漆”材料制作的。潘甜博士所强调的不仅是艺术风格与材质的传播，更主要是在西方传达了绘画背后的思想。 欧洲向往漆画中描述的远方中国；但那不独出于异国猎奇，而是对文明风范的向往。西方在漆画里看到民风醇厚，文艺及于庶民的华夏世界；天下太平的景象甚至及于花草鸟兽。

潘甜博士也简介欧洲从17世纪末开始试验的各种漆材料替代品。这里必须强调一个重要的事实：欧洲没有漆树，南亚洲的印度也没有，生产大漆的漆树只有东亚和东南亚有。还有是大漆的原材料是无法运输的，因为大漆遇到湿气就硬化。所以无论欧洲怎么渴望漆的原材，在前现代的世界是没有办法的，唯一的办法只有另外找类似效果的替代品。但是大漆是无法被完全替代的，所以直至今天，大漆的审美跟化学漆或替代品制造的“类漆”涂料的审美还是完全两回事。但是必然而然，大漆的审美还是欧洲“类漆”涂料的参照。而且，由于欧洲从17世纪开始试验的“类漆”出于追慕中国产品，当时通行的图样内容还是以中国的图案为主要参考。从欧洲17、18世纪的“类漆”制作手册可知中国风的普及影响，反映了对中国的文明想象在当时西方社会流传之广。这也印证她的论文副题所引用1772年出版的漆艺手册的一段话，表达了漆画与漆技术在工业革命前的欧洲人心目中所联想的东方。

罗梅博士（Dr. Margareta Pruech）的论文着重介绍西方模仿与研发漆艺替代材料的历史，主要时段从17世纪中叶到18世纪后期，之后到20世纪还有传承。论文详列了荷兰，英国，德国，比利时和法国陆续出现的“类漆”材料，而德国与法国工艺技师的成果产生了欧洲式审美的“类漆”涂料，形成了欧洲涂料的独特风貌，一直延续发展到当代的工艺，比如德国Stobwasser（1740-1829年）的涂料到了1856年还被应用于车厢，在法国被尊称“皇家漆师”的Guillaume Martin（1689-1749年）发明的“Martin 亮漆”今天成为法国亮面涂料的专有名称。

从技术交流的角度观察，欧洲面对新奇的大漆材料，很早就开始探索类似的替代品，来应对大漆原料无法进口欧洲的缺陷。此类物质文化交流带动了人类技术的推进。在这里值得东方大漆留意的是技术与审美的关系：“类漆”涂料或“Martin 亮漆”在欧洲的成功是以欧洲审美标准建立的，审美尺度不同于东方大漆。顺应这次《器·象》主题的说法：合于“道”的“器”必须要能够为“象”定形，意思是要找到人天的感悟，才是“器”的本份。能够感动人天的“器”必然要在一个完整的文明体系里生效、要能够以一个卑微的“技术物”唤起人在这个文明体系里的生命感。这个生命感或许就是审美。以这个定义来说，欧洲的“类漆”技术是成功的，因为能够把模仿大漆的工艺落实到欧洲的文明体系之内，因而形成有说服力的审美作品。但我们还是要强调：这种审美跟东方大漆的审美还是有颇大的差异，必须用它自己的尺度来衡量。以文首《易系辞》的话来理解，可以解释为：“象”对于不同文明有不一样的形容“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则物宜”，圣人掌握的“象”在不同的宇宙观之下会有别样的呈现，所以必须具体落实才能掌握审美的尺度。Dr Knothe的论文正好对一个具体18世纪法国“Martin 亮漆”工艺制作的奢侈品作精细的分析，让我们深入了解中国风影响之下的欧洲工艺品的技术元素是如何成立欧洲的审美。

罗诺德博士（Dr. Florian Knothe）的论文针对一个生产于1770年前后的鼻烟盒子，他以考据式的精密学术追踪，分析18世纪中产阶级对奢侈品要求所反映的时代风尚，并落实到一件物品的生产程序，和生产分工队的社会性质。罗诺德博士选择微不足道的鼻烟盒投入这么大的学术精力是隐藏了微言的深义：香菸是大航海时代从美洲引进的新潮流，漆画工艺与纸浆技术两者都是从中国分别从不同年代传到欧洲的技术，因此鼻烟盒反映了外来新事物被转化为欧洲时尚的物证。这种转化还落实到技术工作在社会结构的固定身份。制成品的鼻烟盒是中产大众认可的奢侈品，表示它的造型与装饰都已经被消化为时代审美的指标。这件物品的外在表征没有明显中国风的图样，可是它的制造工序构成多种工艺行会的合作，表示外来的技术已经被消化到当时的工艺生产链之中，积极参与了本土品味的构成。

18世纪欧洲对现代世界最重要的贡献是启蒙思想与科技，使得西方政制和科技脱胎换骨。启蒙要摆脱的黑暗当然就是欧洲人自称“黑暗时代”的中世纪，那个依托耶稣教的政教极权笼罩欧洲的时代。人文之光最早始自攻陷康斯坦丁堡而取得的伊斯兰学术与科技，缘此上接希腊罗马文明。但是启蒙时期思想家和科学家对欧洲政治与社会现况的不满，最新参照的政治和思想体系却与中国有深切关系。比方说伏尔泰和孟德鸠都借用儒家思想发挥议论，对儒官制度大为叹服，尤其欣赏中国排斥神权宗教于政治运作之外，改以礼教道德扶持社会风气。虽然孟德鸠说过中国王权迹近暴君制，但其实这说法更接近对法国君王制的描述，孟氏的主旨还是批评欧洲政治体制。孟德鸠正面肯定礼治，并在自己的写作中重点借用孔子思想，因此伏尔泰也强烈批评孟德鸠的暴君说。

漆艺落地于欧洲的年代不仅是装饰艺术的中国风年代，也是中国作为方法、被西方思想界参照的年代。在启蒙之“道”酝酿的时刻，漆艺之“器”同时被作为洛可可审美的感知打开，成为奢华之新美感，这两者是有所一致的。

漆艺这种特殊物质文化，在远东如日本和韩国的民间都没有断层， 通过日用漆器和祭祀器皿，继续代表本国工艺的最高境界。从《器·象》的题旨来说，这是“道”体提供“器”用一个恰当的定位所致。“制器者尚其象”，漆艺在发祥地中国的复兴，除了必须重新理解适合于制器的“象”，当代的任务还必须把漆作为一种“技术”重新理解，在世间的“物”中为漆找到最合适的位置与形态。合适与不合适的判断，最终还是回归到审美的说服力。

人民共和第七十年小暑写于香港

关键字： 内容标签：审美,西洋,国风,器·象,漆艺,审美 西洋 国风 器·象 漆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