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漆艺走向欧洲_荷兰-装饰-阿尔伯特

直到十六世纪，欧洲人才第一次注意到远东漆器，此时远东漆器变得像中国瓷器一样珍贵，备受垂涎，但进口数量

直到十六世纪，欧洲人才第一次注意到远东漆器，此时远东漆器变得像中国瓷器一样珍贵，备受垂涎，但进口数量远远不及瓷器。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首先开辟了东亚漆器进口欧洲之路，后来这一商业活动由东印度公司包揽。正如瓷器一样，漆器在欧洲的流行与十七世纪英国和荷兰贸易公司的兴起息息相关。

荷兰东印度公司（荷兰语简称VOC） 建立于1602年，成为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和航运公司。在与葡萄牙人的竞争中，它与亚洲建立了直接贸易，进口了大量的商品，包括香料、茶、丝绸、瓷器以及漆器，然后通过阿姆斯特丹的市场在欧洲各地销售。西方人的双眼尤其被大漆所吸引，漆是一种新颖的材料，因其耐用性和光泽而散发出迷人魅力；到1700年，许多欧洲国家的房屋和宫殿中都出现了东亚（出口）漆器。

英国东印度公司（EIC）成立于1600年，也在亚洲参与了利润丰厚的贸易竞争，追随荷兰同行的步伐，在东部港口建立了仓库。从17世纪70年代开始，他们直接与中国港口进行贸易，1672年在台湾设立了一个贸易站，后来又在厦门、舟山和广州设立了贸易站。比如，从中国到英国的大量进口货物的最早记录可以追溯到1678年，尽管直到1717年商船才定期在广州和英国之间的海域航行。他们进口了一系列中国漆器，包括折叠屏风和漆板，它们被用作墙板或英制家具贴面。

图一：扇叶， 荷兰一家中国商店内饰，产于1680年-1700年年间；伦敦，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藏

图二：漆碗，中国，产于16世纪中叶；维也纳，艺术史博物馆，阿姆布拉斯宫分馆藏

一家从事亚洲货物出口的公司的一幅十七世纪晚期的小水粉画描绘了进口到欧洲的琳琅满目的奢侈品：漆家具、画作、瓷器、漆屏风和各种各样的小漆器（图1）。已知最早被欧洲收藏的东亚漆器之一是蒂罗尔及大奥地利执政斐迪南二世（Archduke Ferdinand II of Tyrol）（1564年-1595年在位）的艺术品陈列室藏品清单中的艺术品，该艺术品陈列室位于奥地利因斯布鲁克小镇外的阿姆布拉斯宫。同样，漆器也出现在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鲁道夫二世（Emperor Rudolf II）（1576年-1612年在位）的皇室城堡中，该城堡位于捷克共和国的布拉格。这些物品中的一小部分被保存到了今天，例如16世纪中叶的一个漆竹碗，上面有彩绘装饰（图2）。

所谓的万丹漆在出口到欧洲的货物中占有重要地位。这些漆器以爪哇岛的港口万丹命名，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大部分漆器从万丹运往欧洲市场。万丹漆因独特的上色技巧而具有鲜明特色，在中国称之为“刻灰”或“款彩”，最早记载于十六世纪末的《髹饰录》。在这项中国的技艺中，木胎被涂上几层灰粉底漆，然后再涂上黑色或棕色漆。在漆干后，装饰图案——通常是人物场景或花卉——被刻进漆面，深度为见到漆灰为止。最后，在刻出的凹处填充彩漆、油彩或掺有胶水的金粉。灰粉漆底使填充的颜色比原本亮得多。这项技术特别适合于制作家具和屏风。在十八世纪中叶，这些主要的大型漆器在法国和德国也被称为“科罗曼德尔漆”，因为它们是通过印度东南部科罗曼德尔海岸从万丹运到欧洲的。

图三：镜子，中国，产于1680年前后;伦敦, 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藏

图四：高脚柜：柜子，中国，产于1700年前后，台座，英格兰，产于1800年前后；伦敦，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藏

在英国，中国的科罗曼德尔漆或万丹漆在17世纪70年代末至17世纪80年代前期变得非常流行，当时大量的屏风和镶板由印度尼西亚和印度的贸易港口运往欧洲。运输扁平包装的屏风和镶板具有良好的商业意义，最大限度地增加了载货空间。高约180厘米的大屏风完好无损，尽管有些被用作墙板，或者后来被切割成家具上的贴面。然而，位于伦敦的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收藏的镜框上，使用的小型装饰和异常小的漆板尺寸表明，欧洲也专门从中国订购小镶板用作家具贴面（图3）。这些镶板装饰可以追溯到1680年左右，展示了中国的各种神祇以及风景和建筑细节。奢华的万丹漆器也经常以多抽屉柜子的形式出现，比如图中多彩漆高脚柜，上有风景和花卉装饰，可追溯到1700年左右（图4）。西方还存在一定数量的这种家具，不过台座通常是后来欧洲制造的。

图5： 荷兰莱瓦顿漆阁，万丹漆板装饰，为弗里斯兰省省长制造，产于1695年；阿姆斯特丹，荷兰国立博物馆藏

由于其典雅风格和神奇魅力，东亚漆器和家具很快成为欧洲人梦寐以求的奢侈品，并被大量收藏，以将王室宫廷和贵族宫殿的内部变成所谓的“印度阁”和“中国屋”。这种用漆器装饰的房间和用漆板覆盖的墙壁，无论是在乡村还是在城镇，都在许多欧洲贵族住宅中被创造出来。其中最古老的漆柜藏于荷兰的莱瓦顿，使用万丹漆板装饰，展示了中国的风景和建筑，于1695年为弗里斯兰省省长制造（图5）。漆柜也安装在德国乡村住宅和贵族住宅中，例如1695年左右柏林的城堡、1714年至1722年的路德维希堡宫、1718年左右的德累斯顿住宅以及18世纪60年代的慕尼黑宁芬堡宫。

图6：隐居宫“日本阁”，产于1739年前后；四块万丹漆板装饰；拜罗伊特，德国

图7：隐居宫“日本阁”天花板细节，即茶会场景；拜罗伊特，德国

德国拜罗伊特隐居宫所谓的“日本阁”的中央装饰配件是四块大镶板，使用万丹漆或科罗曼德尔漆技术，或许是腓特烈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1740年-1786年在位）赠送给他的姐姐勃兰登堡-拜罗伊特侯爵夫人薇海明娜（Countess Wilhelmine of Brandenburg-Bayreuth）（1709年-1758年）的一个或多个中国屏风的一部分。其余的镶板并非来自东亚，而是高质量的仿制品，1758年的清单将其列为“侯爵夫人自己的作品”（图6）。因此可以想象，拥有手工艺天赋的薇海明娜夫人也参与了它们的创作。其中一个镶板的日期是1739年，上面有姓名首字母，字母F和W是模仿汉字绘制的。天花板上的中国风场景，既有人物，也有花卉，绘在格子中，表明人物在树荫下遮阳，尽管透视效果并不完全成功。主要的基本图案是一个极具想象力的茶道仪式，其中的女性参与者与薇海明娜夫人惊人地相似（图7）。中国被描绘成一片乐土，居住着传说中的生物，并通过有效的、周密的法律治理——也许它被塑造成了一个模范国，是那些和薇海明娜夫人聚在一起，在宁静祥和的氛围中品茶的人心中的理想国度。

正如这些例子所反映的，欧洲对中国和亚洲的热情不仅来自于对欧洲之外世界的兴趣，而且来自于这样一种观念：大中华帝国是一个和平的国家，在这个国家，包括最蠢笨的人在内的所有人都受到文学和文化教育。

1650年到1700年（或1750年）左右是“款彩”技艺的鼎盛时期，此后便逐渐衰落。这很可能与以前热衷购买漆器的西方人的口味变化有关。1688年，一本颇有影响的欧洲漆工手册《涂漆和上漆论》（Treatise of Japaning and Varnishing）指出，万丹漆器已经过时，取而代之的是彩绘漆，无疑是后者主宰了十九世纪前的漆器出口。

图8：柜子，中国， 约产于1730年-1750年；伦敦，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藏

中国的漆器制造商很快适应了欧洲市场的需求，创造了用少量的金粉和金箔装饰的漆器，可以在伦敦的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收藏的低整体底座双门矮柜上看到这一点（图8）。景观装饰是通过撒金粉创作的。日本的莳绘（即撒画）是在一个已用湿漆绘制的轮廓上撒上细金粉末，形成图案，它源于日本，但在某个时期传到了中国。至少到1700年，它已成为广州的特产，不仅供应季节性的出口贸易，而且还为“洋漆”（即外国漆）提供了更大的国内市场。在木胎上刷三到十五层漆，然后磨光；设计一种隆起的图案，将粉末或白铅粉在一张纸上的小孔中撒下，以描绘出轮廓。然后，这些粉末被漆成了漆和朱砂的混合物，在还是湿漆的时候撒上金粉。偶尔加入樟脑作为镀金的一种方式。或者，在上漆之前，用金属笔将图案的轮廓轻轻地刻进漆中。在18世纪20年代，这种工匠从广州被传唤到北京的宫廷作坊，在那里，他们不仅使用“撒画技艺”创作，而且还将纯粹的中国雕漆技艺与黑漆金粉装饰结合在一起，创作出的作品经常用于出口。海外和国内手工艺品市场很少孤立运作，而是集中运作，同时供应给西方市场和本国市场。

图9：美泉宫“漆画厅”；维也纳，奥地利

“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对我来说是有意义的，即使是所有的钻石，但是那些来自印度[1]的东西，尤其是漆器，甚至是挂毯，是唯一让我快乐的东西。”奥地利大公、神圣罗马帝国皇后玛丽娅·特蕾莎（Empress Maria Theresa of Austria）就她收藏的东方瓷器和漆器向列支敦士登大公约瑟夫·文策尔（Joseph Wenzel）写道。这一点可以从奥地利维也纳的美泉宫的装饰中看出：宫殿中的漆画厅是弗兰茨·斯蒂芬（Franz Stephan）的私人书房。1765年，他突然去世后，皇后玛丽娅·特蕾莎将其改建为她深爱的丈夫的纪念室（图9）。珍贵而昂贵的装饰，附有来自北京的帝国工厂的精美黑漆板，可能是由建筑师伊希多尔•卡内瓦莱（Isidor Canevale）（1730年-1786年）设计的。这些漆板最初是为欧洲市场生产的折叠屏风，在1770年被切割并被并入胡桃木镶板中。框架装饰的限制轮廓已经预示着从洛可可风格到早期古典主义风格的转变。从那时起，有着风景、宝塔、花卉图案的精美金画就一直在“漆画厅”中吸引着人们的眼球，传递着幸福、财富、瞬间和永恒。

图10：理发用盆，中国，广州， 产于1740年前后；伦敦，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藏

大型家具和小型漆器都是在广州的作坊为欧洲客户订购，并由个人商户或私人公司通过海运送往欧洲。西方很快就控制了出口漆器的形制，特别是在1730年到1770年。1740年前后的一个理发用盆，由猪皮制成，表面涂有黑漆，并饰有欧洲盾徽，便属于这一类（图10）。作坊通常等待船带着订单和模型抵达，并在船必须再次离开前完成分配的工作。

图11a：梳妆用具，中国，广州，产于1795年；阿姆斯特丹，荷兰国立博物馆藏

图11b：矩形梳妆盒，中国，广州，产于1795年；阿姆斯特丹，荷兰国立博物馆藏

一套梳妆用具的主体是一个小抽屉柜，里面附有镜子（图11a）。这套梳妆用具是1795年左右在广东制造的，尽管它的镜子设计是英式风格。它是由常住广州的荷兰裔美国商人范百澜（Andreas Everardus van Braam Houckgeest）（1739年-1801年）委托制作的，他主要因1795年成为荷兰驻华大使馆外交官而闻名，这是给他在荷兰的女儿的礼物；在其中的梳妆盒上可以发现她的姓名首字母，ECVB，如图是一个小矩形盒（图11b）。

图12：游戏盒，中国，广州，产于18世纪晚期；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藏

图13：扇子，中国，产于1890年前后；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藏

在18世纪晚期的一个游戏盒的黑漆上，装饰了错综复杂的撒金和漆金图案，描绘了才子佳人们与随从们在亭台楼阁和自然风光中的闲暇时光（图12）。它配有四个矩形盒和八个浅矩形卡片盘，都拥有相似的装饰。此外，中国扇子在西方也备受追捧，也是亚洲港口城市的商人喜欢买的纪念品。对扇子的狂热需求从18世纪末持续到了19世纪中叶。这种扇子出现于1890年前后，绘有几处港口风景、中国人物、鸟类和花卉。扇柄上覆有黑漆和金装饰（图13）。

早在十七世纪末，欧洲人就开始研究东亚漆器的奥秘，并试图为西方的生产开辟道路，尤其是为了弥补从远东进口极其昂贵的漆器造成的国内资本外流。由于东亚生漆在空气湿度高时会变硬，创作材料无法通过长时间的海运路线运输到欧洲。在欧洲的土地上种植漆树也是天方夜谭。因此，欧洲工匠们开始使用各种其他材料进行试验，并很快开发出了他们自己的漆配方。该配方主要包括紫胶（一种树脂，提取于生活在印度的树上的胶蚧科昆虫“紫胶虫”的分泌物）、化石树脂和（或）半化石树脂、油以及粘合剂。在欧洲漆器中使用的最重要的树脂是琥珀和山达脂（一种树脂，取自山达树，即阿拉尔树，主要分布于地中海西部地区），以及各种各样的半石化的、通常被称为柯巴脂的热带树脂。这些树脂被分成小块，在火上熔化，溶于酒精或油中。然而，欧洲漆器不能像东亚漆器那样以同样的方式制作和塑造。它们特别是在固定色彩方面存在问题，因此，在彩绘装饰中使用油画和蛋彩画的颜料变得很常见，之后这些颜料会被涂上光亮的罩漆。

最早的欧洲漆器在巴洛克晚期受中国风格的强烈影响，主要以中国艺术风格生产。在这一早期阶段，欧洲工匠们严格遵照东亚模型的颜色和装饰图案，试图尽可能地模仿以制造欧洲漆器。尤其有特色的是具有异域风情的动植物图案、宫廷场景和日常生活场景。最初，欧洲漆器在荷兰和英国最为盛行。

图14：《涂漆和上漆论》书名页，出版于1688年；明斯特，漆器艺术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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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涂漆和上漆论》其中两幅雕刻铜板，出版于1688年；明斯特，漆器艺术博物馆藏

在“中国式”漆器流行的时期，欧洲出版了大量关于漆器的专著。最早出现的书包括William Salmon（1644年-1713年）1672年在伦敦出版的专著《绘画、雕刻、上漆、涂漆和镀金的艺术》（Polygraphice, or the Arts of Drawing, Engraving, Varnishing, Japanning and Gilding），和Antoine d’Emery1674年出版的Recueil de Curiosités Rares et Nouvelles。1688年，另一法语专著横空出世，题为Traité de mignature; les secrets de faire le vernis de la Chine，同年在伦敦，John Stalker和George Parker出版了《涂漆和上漆论》（Treatise of Japaning and Varnishing）（图14）。因其丰富的实用指导，包括漆配方、生产建议和“东方风格”新装饰图案，Stalker和Parker的论著获得了巨大成功。它的影响范围远远超出了它的发源地，它的二十四幅雕刻铜板作为图案和灵感来源在欧洲各地的作坊和其他制作漆器的地方使用（图15）。这本书特别建议读者应该使用雕刻，以在髹饰中描绘图案。

1720年，意大利耶稣会信徒Filippo Bonanni（1638年-1725年）在名为tratsopra la Vernice的专著中公布了他的试验结果，不仅包含了他自己的漆配方，还对中国漆器进行了准确而又被普遍认可的描述。他得出结论，既不可能运输中国的树脂，也不可能在欧洲的土地上种植。Bonanni的这本小书很快就被认为是宝贵配方资源。1723年，学者Antoine-Joseph Dezallier d’argenville（1680年-1765年）将这本书翻译成了法语。

十八世纪后期最重要的一本手册是Jean-Félix Watin（1728年-1804年）于1772年在巴黎出版的L’Art du Peintre, Doreur et Vernisseur，其中热情洋溢地表达了作者对远东漆器的赞美：“中国和日本制造的漆器，无人不知，无人不赞美！……这些人也许是世界上[……]唯一有如此智慧为花瓶、珍贵物品和家具设计和绘画的民族。他们的品味和耐心让我们的国家感到惊讶。”

[1] 此处“印度”一词一般指亚洲和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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