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从古物所到故宫博物院——二十世纪湖州籍文化名人留下的“印记”_|__荣宝斋-湖州-金城-陈列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后，紫禁城宫殿本应全部收归国有，但按照那时拟定的《清室优待条件》，逊帝爱新觉罗·溥仪被允许“暂居宫禁”，即“后寝”部分。一九二四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将溥仪逐出宫禁，同时成立“清室善后委员会”，接管了故宫。一九二五年十月十日，故宫博物院宣布正式成立，并对外开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九六一年，国务院宣布故宫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起，故宫博物院进行了大规模的修整，同时院藏文物在多方努力征集下不断丰富。

民国时期，故宫古物陈列所门前景观

而作为我国文博事业的开端，故宫博物院的雏形是北平古物陈列所。

北平故宫博物院文献馆办公处（南三所)

从北平古物陈列所到故宫博物院，百年间无数先贤筚路蓝缕、前赴后继，文博事业肇始、发展、勃兴。这其中，有一批来自湖州的历史文化名人，厥功至伟，影响深远。

 金城创意经办古物陈列所

吴稚晖（左）、张静江（中）与故宫博物院

创始人之一李石曾（右）合影

在故宫博物院成立之前，古物陈列所理所当然是中国博物馆的代表。它是中国近代第一座国立博物馆、宫廷博物馆、艺术博物馆，被誉为“民国成立后最有价值之建设”。

北平故宫博物院，整理内阁大库档案工作时

的情形

戊戌变法时，维新派人士将建造博物馆等机构的规划纳入到他们的革新计划之内，光绪皇帝也因此将“创办博物院”列为新政的内容之一。变法失败后，这些观念和方案继续吸引着包括张謇在内的一些有志改革的知识分子。他们纷纷提出了仿效外国开办博物馆的主张，其中一些开明人士进一步提出了建设皇家博物馆的设想。一九一三年，朱启钤担任北洋政府内务总长后，时任内务部佥事、众议院议员的金城建议：仿效法国卢浮宫的先例，将清帝热河行宫（承德避暑山庄）和奉天（沈阳）故宫的艺术文物转移到北京，建立收藏、展示皇家艺术品的“古物陈列所”，并向公众开放。这一提议得到了朱启钤的支持。在对文物进行整理后，“古物陈列所”于一九一四年十月正式对外公开展览。

古物陈列所（内景一角）

通过古物陈列所，原来藏于深宫大院中的皇室文物得以公开，也使其置于全社会的监督之下，对国家历史文物的整理、保管、宣传和有序管理发挥了极其重要的引领作用。在这个过程中，湖州南浔人金城作为我国近代博物馆事业的先驱功不可没，是“建立我国第一座国立博物馆”的提出者和具体负责操办的主要人物。

青年金城

金城所具备的资质和能力与其家世、成长环境和国外留学考察的经历有很大关系。他出生于开明的富商之家，祖父金桐在上海开埠后，往返于浔沪两地，掌握了“洋泾浜”英语，成为上海早期有名的“丝通事”。后在上海开设“协隆”丝栈，资产日益雄厚，被称为“小金山”。金桐后来还开启了典当业，不少古董字画的典入，也引发了他对文物鉴藏的雅趣。父亲金焘继承父业，开办“金嘉记”丝行，并酷爱收藏。他还喜爱并热衷西洋文化，自己两次出国，开阔了眼界，更新了观念，并将多个子女送往欧美国家读书游学。

金城“生有夙慧，幼即嗜丹青，课余握管，动过异常人。其乡里士绅富收藏，偶假古人卷册临摹，颇有乱真之概。其作画虽无师承，而动笔深得古人旨趣。”(《金拱北先生事略》)后来他成为民国初年北方画坛的领袖人物，被誉为“北平广大教主”。

其三妹金章（著名文物专家王世襄之母），擅长花鸟鱼藻，工诗词骈文。一九二〇年中国画学研究会成立后，她任鱼藻指导。作品曾多次对外展出，并在一九三〇年比利时万国博览会上获得银奖。其四弟金绍坊（号西厓）为“二十世纪最杰出之竹刻家”。另外两个弟弟，金绍堂擅长竹刻，金绍基则热衷于收藏文物、字画、奇珍，曾出任“北平博物学协会”会长，是民国时期七大收藏家之一。

金氏家族的崛起倚赖于湖丝贸易，正是经济上的宽裕，金家才有足够的资金收藏文物并供子女出国求学。而丰富的文物收藏为金城研习古董及书画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金城企图建设博物馆的理念的形成，与其留洋经历密不可分。他曾参加过童子试，最早留洋经历是由父亲促成的，在伦敦铿司大学（King's College）学习化学、哲学、历史、英语和政治经济学等课程，历时三年（一九〇二——一九〇五）。留英期间，欧洲丰富灿烂的西方艺术资源使金城深受感染。他深入法国并途经美国，参观各大美术馆、博物馆，积累了丰富的博物馆学的基础知识。金城第二次留洋是在入仕后赴欧美考察。首次留洋回国后，金城初任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廨襄谳委员，后被聘为编订法制馆、协修奏补大理院刑科推事、监造法庭工程处会办。先后担任过国会议员、国务院秘书、蒙藏院参事等职。一九一〇年三月，金城由法部派充美洲任万国监狱改良会代表，并赴欧洲考察监狱，游历十八国，包括美国、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瑞典、挪威、丹麦、德国、奥地利、匈牙利、塞尔维亚、罗马尼亚、土耳其、瑞士、意大利、希腊及新加坡。他留心考察欧洲美术馆、博物馆、文化古迹和教堂、皇宫等有西方艺术文化特色的场馆，并将这段游历以日记的形式记录下来，写成《十八国游历日记》。透过《十八国游历日记》的记述，我们可以了解到金城对于美术馆、博物馆所藏的各类文物的涉猎面之广。他对国外所藏的、中国所没有的造型新奇的藏品尤感兴趣，如美国博物馆馆藏的乐器、油画、宝石、动物标本，英国博物馆馆藏的铜器、石刻、瓷器，法国博物馆馆藏的埃及木乃伊，中国内府器物以及意大利博物馆馆藏的石像、兵器等。对于中国内府珍贵的文物在各国博物馆的保存与陈列情况，金城也格外关心。考察参观中，他深深体会到各国无不以收藏中国文物为荣，中国文物在各国得到了珍惜与重视——这也越发增强了他保护本国文物的使命感、责任感。

欧美留学和考察的经历，丰富了金城学术思想的内涵，广泛的涉猎也使他更多地了解了西方博物馆学的知识体系与西方人严谨、科学的工作态度。如在游历十八国期间，金城看到美国博物馆用胶水修补中国明代永乐瓷盆，法国博物馆专门聘请专家为中国瓷器撰写分类介绍，诸如此类的修复技术和管理办法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而当时国内动荡的政局使文物保护工作更加刻不容缓，他回国后，很快便开始积极效仿西方博物馆管理经验。在他的亲力亲为与着力推动下，最终促成了“古物陈列所”的成立，并建立了符合中国文博特色的博物馆科学管理制度。

一九一〇年，金城在第二次奉派赴欧美前，曾到沈阳清宫参观文物。他在观看各类琳琅满目的宝物的同时，也在《十八国游历日记》里记录了文物保管不善的情况：“铜器皆乱堆箱内，并不列架陈设，既易损外，尤不便观览。”他认为：“宜仿泰西博物院之式，作玻璃橱分件罗列之，亦足为我国国粹之光也。”金城结合自己在留学及考察时积累的博物馆学的知识和经验，借鉴西方国家博物馆之成例，并根据其时的中国国情，提出了一系列科学且切实可行的关于筹备、陈列和保护文物的计划。他协助有关部门制定了由内务部颁发的《古物陈列所章程》十七条、《保存古物协进会章程》二十五条。《章程》对古物陈列所的职责、隶属、职员职务、组织分工等都作了详细说明，规定了陈列所“掌握关于古物保管事项，隶属于内务部”。所内设所长、副所长、书记员和司事，并分设文书课、陈设课、庶务课，各负其责，加强了博物馆工作的规范化和制度化建设。“保存古物协进会”下设的评议部“掌关于审查鉴别事项”，是我国最早的文物鉴定委员会。同时，他建议聘请中外考古专家对文物加以考据，并用中、西多种文字编译详细的目录，以利保管和中外人士的参观。鉴于历代帝王画像尺幅巨大且数量较多，一直以来没有副本，陈列日久必为风日所蚀，万一损坏散失无法补救，故特聘请画家临摹历代帝王画像各两份作为副本。一份用于所中陈列，一份藏诸它埠，原本则永久珍藏。

在金城的努力下，古物陈列所开始对外公开展示馆内文物，反响空前；同时也在保存文物、保护古建筑、学术研究、编辑出版、安全保卫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为了便于公众参观，古物陈列所规定所陈列文物要经常更换，如一般展品每周或每月一换，遇到节日作临时调整；稀世珍品随时更易，不做长时间陈展，以便慎重保护等。

1920年，中国画学研究会在北京成立（一排左起：第三人为金城、第五人为周肇祥、第六人为陈汉章、第八人为金章；二排左起为陈咸栋、刘子久，第五人为吴熙曾、第六人为胡佩衡、第七人为管平；三排左起第二人为马晋）

《内务部古物陈列所书画目录》清宫藏品刊载

为了保护文物，在各方支持下，古物陈列所改变了成立之初各级官员擅自提用所藏文物用于交际的陋习。一九一九年八月三十日，内务部奉大总统谕：“古物陈列所所存瓷玩，各件均极宝贵。此后无论何官署概不得提取物件。遇有必要用途，必须呈经该部转呈核准，方得提给。”一九二〇年，部分古物清册编辑完成后，内务部进一步明令：“嗣后此项古物务当妥慎保存以垂久远。自大总统以迄各机关一律不得提用。”在古建筑保护方面，古物陈列所自建立以后，“对于所辖之殿宇楼阁城台，凡应修理者，每年均加以修葺”。如：一九一四年修缮午门西雁翅楼，修理午门西方亭，疏浚御河；一九一九年维修体仁阁。古物陈列所全年开放，展室内禁止吸烟和摄影。此外，古物陈列所还精确测绘了全所平面图，美化了所内环境。在学术研究和编辑出版方面，古物陈列所于一九一七年着手编辑古物总目，并在一九一九年首先完成书画目录，一九二五年基本完成全部总目。为方便所外研究人员使用所内的资料，一九二四年，古物陈列所制定了《特许考鉴古物规则》九条。因规定太严，又于一九二七年进行了修订，并将武英殿西庑三间厢房腾出作为特许研究室。一九二七年，古物陈列所正式成立了由中外专家、学者组成的鉴定委员会，分书画、陶瓷、金石、杂玩四组。古物陈列所还陆续编辑出版了《元明人书画集册》《宝蕴月刊》《西清续签》《武英殿彝器图录》及《历代帝王像》等刊物，并在一九二五年编成《内务部古物陈列所书画目录》。在安全保卫方面，古物陈列所成立之初，由护军管理处和京师警察厅分别派遣军警共同负责安保工作。一九二〇年，统一改编为警卫队，由古物陈列所直接管理。一九二四年，警卫队又纳入内务部警察序列，编制一百四十余人。上述这些举措在当时的文化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也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资料。

作为画家的金城也因工作上的便利获得了近距离接触国宝的机会。他每天带着画具在陈列所的“武英殿”内临摹所内藏画，常常“日携笔砚，坐卧其侧”，成年累月地临摹着那些稀世珍宝。临摹、研习的过程一直持续到一九二二年前后。“临摹”作为一项书画保存技术，被沿用至今。金城本人的画艺和鉴赏能力，也因其走上的从临摹入手把握传统绘画精髓之径，有了突飞猛进的提高。

陈师曾、金城、姚华、萧俊贤合作 百寿延年

除了筹设古物陈列所之外，金城还曾着手筹建“中华博物馆”，冀望能进一步建立更加完备的国家博物馆。他不仅是负责起草组织章程的委员之一，还在担任鸟部主任期间搜集了大量鸟类标本，并对之进行详细的观察和描绘，为后学留下了百鸟画谱画稿，以供研究之用。

“三沈”“三俞”等之于故宫

沈士远像

沈尹默像

沈兼士像

在故宫博物院九十年来的发展历程中，湖州籍的“三沈”（沈士远、沈尹默、沈兼士）、“三俞”（俞丹石、俞同奎、俞平伯）与之渊源颇深。“三沈”籍贯是今日的湖州市南浔区菱湖镇竹墩村。沈尹默在《自述》中说：“我是浙江省吴兴县竹墩村人，但我出生在陕西兴安府属之汉阴厅（一八八三），一直到二十四岁才离开陕西，回到故乡来，住了三年。”沈士远（一八八一——一九五五），著名教育专家，庄子研究专家。“五四”运动中，任北京中等以上学校教职员联合会书记，后任浙江省政府秘书长、浙江省府委员兼教育厅长、湖北省教育厅长、国民政府考试院考选委员会副委员长等职。沈尹默（一八八三——一九七一），原名君默，号秋明，著名学者、诗人、书法家、教育家，曾留学日本。一九一三年起历任北京大学国文系教授、河北省教育厅厅长、北京大学校长等职。沈兼士（一八八七——一九四七），名坚士，文字音韵学家、文献档案学家、教育家。在日本留学期间加入同盟会。归国后历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厦门大学、辅仁大学等高校国文系教授。

“三沈”（沈尹默、沈兼士、沈士远）、“二马“（马裕藻、马衡）与王国维等北大同人合影

沈氏兄弟在北京期间，除了在教育、新文化运动中有卓杰作为外，三人都参与了故宫的清点、故宫博物院的创建等工作。沈士远于一九五二年调入故宫博物院，任档案馆主任直至去世；沈尹默于一九二九年被故宫博物院聘为专门委员会委员；沈兼士曾任故宫博物院文献馆副馆长，开保护与整理清宫档案风气之先。

“五四”时期，“三沈”与好友合影（前排左起分别为：沈士远、刘半农、马幼渔、徐祖正、钱玄同；后排左起为：周作人、沈尹默、沈兼士、苏民生）

一九二四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驱逐溥仪出宫后，以北京大学为首的知识分子群体一直对清室古物的保管极为关注。历史给北京大学，特别是国学门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遇。他们成立清室善后委员会，点查清宫物品、筹建博物馆。清室善后委员会连同委员长共十五人，委员长李煜瀛，委员中湖州籍人士有俞同奎、沈兼士。在准备开展清查清宫物品时，主持其事的易培基致函李煜瀛，提出了一个三十人的“清查干事名单”，其中湖州籍人士有钱玄同、沈尹默。而在点查清宫物品、筹建故宫博物馆期间，参与其中的沈兼士、俞同奎、马衡、俞平伯、俞丹石五人中，除马衡之外，其余皆为湖州籍。

北平大学校长沈尹默像（摄于1931年）

沈兼士与故宫博物院的关系，肇始于一九二二年他做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主任之时。沈兼士是近代最早认识到明清档案文献的学术与文化价值并积极倡导对其进行保护、整理和研究的学者之一，他主持了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对内阁大库明清档案的整理工作。故宫博物院成立后，沈兼士先后担任文献部主任、文献馆馆长职务长达十余年，为近代明清档案文献的整理做出了开创性的突出贡献。抗战胜利后，他被任命为教育部平津区特派员，主持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的工作。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沈兼士与故宫博物院的渊源达二十余年，他为民国时期故宫博物院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

北大教授在苦雨斋聚会（一排右起第三人为陈独秀，第六人为钱玄同；二排右起第一人为沈尹默，第三人为周作人，第四人为沈士远）

一九二八年六月，南京国民政府接管了故宫博物院。第二年四月，故宫博物院制定了《专门委员会暂行条例》，第一条中称：“本院为处理专门学术上问题起见，特在古物、文献、图书三馆内各设专门委员会，协助各该馆馆长关于学术上一切馆务。”民国时期，故宫博物院共三次聘任专门委员，分别是在一九二九年、一九三四年、一九四七年。这三次聘任中，“三沈”中的沈尹默均在名单之中，“三俞”中的俞同奎也在第三次聘任中被聘为建筑委员会委员。委员们在故宫从事审查鉴定文物、整理明清档案、清点古籍图书、修缮保护古建以及筹备文物展览等工作，对保存这些珍贵之国宝文物做出了重要贡献。

1918年6月，北京大学文科国学门第四次毕业摄影（前排左二为陈独秀，右二为钱玄同）

除“沈氏三兄弟”外，竹墩沈氏族亲沈迈士（一八九一——一九八六）也参与过北京古物陈列所的工作，并任副所长。沈迈士曾任职北洋政府外交部企事科，参加过与苏联政府交涉收回领事裁判权与东正教教产的谈判。兼任北京大学文科教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被聘为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委员。上海“中国画院”成立时，被聘为兼职画师，以后历任上海市文史馆馆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及上海分会理事、湖州书画院名誉院长等。

1923年，北京大学二十五周年纪念研究所国学门同人摄影（前排左起第一人为沈兼士，右起第二人为沈尹默；二排左起第七人为钱玄同）

“三俞”是指俞丹石、俞同奎、俞平伯叔侄三人，原籍为浙江湖州德清。俞丹石（一八七五——一九二六），名箴，字丹石，号德孟，是晚清著名经学家俞樾的侄孙，俞平伯的堂叔。早年毕业于北洋大学，历任无锡竞志女校教员、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江苏省立图书馆主任。一九一九年十一月至一九二六年七月在京师图书馆工作，任舆图与唐人写经部主任。他的名字在图书馆《工作人员名录》上被写为“俞泽箴”。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他应京师图书馆主任徐森玉（湖州菱湖人）之邀，入清宫点收书籍。一九二五年二月至五月，他作为“清室善后委员会”特聘顾问，应邀参加了故宫文物的清点工作。俞同奎（一八七六——一九六二），字星枢，号聚五，是俞丹石的堂弟。获英国利物浦大学化学硕士学位，是我国留学生中较早获得硕士学位的人士之一。俞同奎是俞樾的胞兄俞林的第五个孙子。德清乌巾山俞家自俞樾的父亲俞鸿渐开始，经曲园兄弟及后代，除留长房长孙一支在故籍“守土”外，其余均散居省外各地。又因俞林病故于福建福宁知府任上，所以俞同奎的父亲俞祖福（时任福建盐场使）留居福建。爱新觉罗·溥仪在所著的《我的前半生》一书中记录，一九二四年清皇室被逐出宫后，当时的政府为接管宫廷财产及档案所成立了“清室善后委员会”。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专门教育司司长的俞同奎，匆匆被兼任为清逊帝出宫后负责接收故宫财产、文物、档案的“清室善后委员会”成员。第二年，政府决定以故宫原有设施和宫藏文物为基础，筹建“北京故宫博物院”，并成立“故宫博物院委员会”作为博物院的领导机构，“李石曾任理事长，理事有……俞同奎（兼总务处长）……等共三十一人”（引自《故宫周刊》）。故宫博物院成立后，俞同奎以交通部技正身份调任故宫博物院理事长兼总务处长。不久辞去技正，专司故宫博物院职，文物南迁后调离，一九四六年又回到故宫，一九四七年调任教育部北平文物管理委员会秘书，一九四九年后任北京文物管理委员会秘书等职。俞平伯（一九〇〇——一九九〇），原名俞铭衡，字平伯，以字行，朴学大师俞越的曾孙，俞同奎的堂侄，现代著名文学家、红学家。 一九一九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曾在杭州第一师范学校执教，后历任上海大学、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教授。一九二五年，俞平伯在北京外国语学校教书，经顾颉刚向沈兼士推荐，被“清室善后委员会”增聘为顾问，入宫点查书画藏品，从三月二十八日至九月十四日，先后参加了十五次点查工作。

1962年，沈尹默录毛泽东《新园春·咏雪》，赠周恩来

总理，此为其中一幅

除以上湖州家族人士因各种时机结缘故宫外，前文中提到的一位特别的湖州籍文化名人钱玄同与故宫也有较深的“瓜葛”。说他“特别”，是因为他一直自号“疑古”，乃新文化运动中最为坚决的反对各类复古主张的先锋式人物。他主张“破坏过去的一切”，比如线装书应扔进厕所、人到四十岁应枪毙等；并提出“汉字改革”，在《新青年》上发表《减省汉字笔画的提议》，提出八种简化策略等。吴越国创建者钱镠之后、出生于今湖州城南道场乡鲍山钱氏望族的钱玄同与其有一段因缘。钱玄同（一八八七——一九三九），原名钱夏，字德潜，又号疑古、逸谷，常效古法将其号缀于名字之前，称为“疑古玄同”。“五四”运动前夕改名玄同。现代思想家、文学家、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

作为“清室善后委员会”之“清查干事名单”之一员，钱玄同第一次进入故宫并关注到古物遗存近况的时间，是一九一五年一月二日。这是新年的第二天，他偕长子“秉雄进东华门，游清三殿，又至武英殿，看古物陈列所中器物，只有磁器、漆器及字画笔墨数种而已，其他概未之见，岂尽于此乎？抑未移尽乎？抑残留此数乎？”初次见到故宫文物，他即对展品之数量与质量抱有疑问。一九一六年元旦，他又去观赏了一次，此番展览中增添了一些青铜器，但他仍有些失望，在《钱玄同日记》里写到：“色泽似不甚旧，恐什九皆赝器也。”当然，笔者以为，钱氏当时虽是一大学者，未必对文物鉴定也有太多造诣，“什九皆赝器”只是某种观感，此说法多少带些意气。尽管也不能完全排除有“以赝充真”“狸猫换太子”的可能，但一般情况下，在古物鉴定中，有的东西因为爱惜、未使用过或只是一种陈设器，外行看觉得“新”，实则是“开门”的古物，瓷器类即是很好的例证，不能仅以“色泽似不甚旧”而定论。当然，对于这一观点，钱玄同只在日记中提及，而从另一种角度来说，也印证着他对故宫文物的关注与关心。《钱玄同日记》里还记述过，在一九二五年一月六日，他与马幼渔一起吃午饭时，谈到宫里发现了新莽时期的文物。看似流水账般的日记中，提供了今人看来与故宫相关的“非常时期”的讯息，如他“候补”成了其中一个小组的组长等，而行文里也不时显露出他作为一位爱国知识分子对溥仪被日本人利用的识见与忧虑：

1936年，钱玄同在北京双辇胡同

“一月八日，下午一时到清室善后委员会查点物件，我今天第二次到（十二月廿五日未去，一月一日放假），一到，云，已派作组长，其实是杨遇夫，因他不到，我是候补者，便补缺了。查乾清宫三东屋之南炕有一箱玛瑙碗，有宋砚等，有三个空箱子，箱中物当是庚子年洋方（鬼）子拿去者。炕桌上有好几匣青玉，上刻的金字，那些狗屁诗赋之类。往往每一匣里缺了几片，内有签云‘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初四日缺几页’。此必是洋□方拿去及□（鬼子）走后宫内人查点物件，遇有缺者，记此签也。四时毕事，回府……

“二月十二日。今日为溥仪退位之日，清室善后委员会放假。我本轮值，一个月未去也。今日又可豁免也……

“二月十九日，下午至清宫点查懋勤殿，中有百箱左右之奏表等等。今日点查了五箱……

“二月二十五日，阅报知溥仪于前（廿三）晚由日本保护逃逸至天津。据《京报》所言，日人将利用之为满洲皇帝，以遂其吞并东三省之野心，使东三省为朝鲜第二。果尔，则非演三百年前之故事不可，建虏又要寇边。如要以七大恨告天，中国又要派袁崇焕、熊廷弼矣……

“二月二十六日，因咳嗽，清宫未去。”

或因时势之故，还有一些湖州籍人士与故宫博物院结缘。如国民党元老张静江于一九二八年十月被国民政府任命为故宫博物院二十七名理事之一，今故宫博物院里的名画《韩熙载夜宴图》曾为张氏旧藏；“湖州外甥”王世襄在一九四五年八月经梁思成和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推荐，回北平清查战乱损失文物。王世襄曾撰文回忆，一年中，他在平津地区经手清理的文物主要有：没收德国人杨宁史处青铜器二百余件、收购郭禅斋藏瓷二百余件、追回美军德士嘉定少尉非法接受日本人给与的宋元瓷器一批、抢救面临战火威胁的长春存素堂丝绣约二百件、接收溥仪留在天津张园保险柜中的珍贵文物一千八百余件、收回海关移交的德孚银行的一批文物。后来，这些文物中的绝大部分移交给了故宫。

正如郑欣淼在文章中指出的那样，包括湖州文化人士在内的浙江籍文化家族对故宫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的有三点：一是参与清室善后委员会的领导工作时，他们抵住各种压力，与其他有志于故宫事业的人士一起，坚持进行清宫物品点查，为故宫博物院的成立做了充分的准备，终于使帝王的宫殿和珍藏成为人民共享的公共文化财产；二是他们中的一些人如马衡、俞同奎、沈兼士等浙江籍文化家族的人士参与故宫工作并成为重要领导中的一员，在故宫保护与博物院发展上做出了重大贡献，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故宫文物南迁、西迁过程中，竭尽全力，其功厥伟；三是他们把北大的学术风气和研究经验带到了故宫，使故宫博物院一开始就定位于一个学术机构。马衡和沈兼士等凭借在国学门整理文物、档案的经验，推进了故宫的学术建设，并取得了重要的学术成果，在中国现代学术转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也培养了一批中国一流的文物博物馆专家，促进了博物馆学的发展。

“鉴”与“藏”中的湖州元素

徐森玉（左一）与家人合影

湖州山水清远，物阜民丰。建制始于战国的湖州，钟灵毓秀，历来人才辈出。所谓“浙东崇理，浙西尚艺”，“浙西”的湖州，诗文风流。书画一道，不但是曹不兴、赵孟頫、吴昌硕等开宗立派的艺术巨擘的诞生地，也是诸多文物收藏、鉴定大家的故乡。特别是在近代，涌现出了多位开创文博事业的功臣，如金城、俞同奎等，也有文物鉴藏方面的佼佼者如徐森玉、张葱玉等，还有以兼具收藏家身份而名冠南北的湖商庞莱臣、刘承幹、张石铭、蒋汝藻、周庆云、张叔驯等，他们不遗余力，为发掘、传播和发扬中华历史文化做出了卓杰的贡献。

文物鉴定家、金石学家、版本目录学家徐森玉（一八八一——一九七一），名鸿宝，生于浙江吴兴菱湖镇，是中国文物博物馆界的泰斗。他参与了创建故宫博物院的工作，积极抢救了居延汉简、《赵城藏》（金刻大茂藏经）、《碛砂藏》（碛砂大藏经），发现了大同辽代古寺、北京元代阿拉伯式浴池、三门峡摩崖石刻等重要文化瑰宝。

抗日战争期间，徐森玉参与主持了故宫文物南运的工作，与张元济、郑振铎等文化界人士组织了“文献保存同志会”，共同抢救、保护我国珍本古籍。

代表我国书法艺术最高水平的《快雪时晴帖》《伯远帖》和《中秋帖》，因藏于故宫乾隆皇帝的三希堂而被后人统称为“三希帖”，其中王献之的《中秋帖》和王珣的《伯远帖》现存于故宫博物院，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故宫博物院所藏的“二希帖”的回归之路颇为曲折，徐森玉可谓功不可没。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徐森玉的儿子徐伯郊在广东省银行香港分行工作时，得知此“二希帖”在香港被抵押给了汇丰银行，如不赎回，抵押期一到银行就可能将其拍卖，最终结果很难预料，一旦流失海外，将是我国书法界的重大损失。徐伯郊把这一情况向国内作了汇报，周恩来总理批示：同意购回《中秋》《伯远》二帖，但须派负责人员及识者前往鉴别真伪，并特地指示政务院（国务院）拨专款用于购回“二希帖”，同时收购流落在香港的其他珍贵文物。鉴定“二希帖”的工作落到了“识者”徐森玉身上。一九五一年，他与国家文物局副局长王冶秋、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专门赶到澳门（“二希帖”由徐伯郊从银行赎出与其所有人一起带到澳门），徐森玉见到“二希帖”时，先概观法帖的总体情况，然后结合题识、印鉴、纸张等情况，相互参证，最终确定为真迹，并最终以三十五万元港币购回。除了“二希帖”，徐森玉还征集了晋王献之《鸭头丸帖》、唐怀素《苦笋帖》、宋司马光《手迹》、宋苏轼《文同合卷》、宋拓孤本《凤墅帖》《郁孤台帖》和明天启刻《萝轩变古笺谱》等稀世珍品，发现了太平天国的重要文物“天王玉玺”两方。

青年张葱玉

张葱玉（一九一四——一九六三），浙江湖州南浔人，名珩，字葱玉，号希逸，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第一代书画鉴定大师、中国传统书画鉴定方法的集大成者，也是故宫博物院绘画馆的奠基人。

张葱玉全家合影

清康熙末年，张葱玉的六世祖张振先定居南浔。孙子张维岳，勤于商，在南浔开小酱盐店。张维岳有二子，张颂贤为其次。张颂贤生二子，长子张宝庆，次子张宝善。张颂贤经营蚕丝出口生意，迅速积累了资金，跻身于南浔“四象”。张颂贤有两个儿子，长子张定甫有七个子女，其中一个就是张静江；次子张质甫有一个儿子张石铭，也就是张葱玉的祖父。一八九二年，张家家产已达一千多万两银子。

张葱玉的父亲张乃骅与蒋介石是莫逆之交，但他于一九一八年在从上海乘船去杭州的途中不慎失足溺水而逝，年仅二十六岁，其独子张葱玉当时才四岁。父亲去世后，张葱玉就跟随爷爷张石铭生活。

张葱玉十四岁那年，爷爷去世。三年守孝期满后，张家开始分配财产，十七岁的张葱玉得了“双份”，成为其时的“百万富翁”。张葱玉最初的藏品是祖父传给他的一批字画。祖父去世后，他靠自己“掌眼”开始买画。起初常常上当，付了不少“学费”，最后练就了目光如炬的“真功夫”。

一九三四年张葱玉刚满二十岁，弱冠之年就被故宫博物院聘为鉴定委员。一九四六年抗战胜利后，他再次被聘为故宫的鉴定委员。书画与鉴定大家吴湖帆对同时代的诸多鉴藏家颇有微词，但对张葱玉青睐有加。他在《丑簃日记》中写道：“葱玉年才廿六，所藏法书为海内私家甲观，而自书仿元人亦至佳，洵少年中英俊才也。”一九三八年，张葱玉与郑振铎相识。当时的郑振铎是好几所大学的教授，一有机会他就向张葱玉请教古书和字画方面的问题。后来在郑振铎抢救沦陷区的古籍善本时，张葱玉出钱出力并调动自己的人脉，积极相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郑振铎出任国家文物局局长，他力荐张葱玉到北京担任文物处副处长兼文物出版社副总编。张葱玉上任后，首要工作便是从民间征集、鉴定藏品以便恢复、充实故宫的绘画馆。当时，国民党政府败退台湾，蒋介石命令将故宫博物院收藏的许多历史珍品私运台湾。美国费城艺术博物馆副馆长霍雷斯·杰尼公开叫嚣，要把从故宫带去台湾的珍贵文物以“长期出借”的方式偷运去美国。一九五三年夏天，美国居然派出一批所谓的“专家”去台湾挑选运去美国的文物。一九五五年，张葱玉在《文物参考资料》中发表关于“故宫运往台湾的一些名画”的长文，在表达强烈愤慨之情的同时，凭着自己年轻时在故宫鉴赏这些古画的记忆，列举出上百幅珍贵作品的名录，并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和评论，其博闻强记的能力，展示出一位真正的鉴赏家扎实的功力。在张葱玉等人的努力下，一九五三年，故宫绘画馆对外开放，馆内陈列着自隋展子虔到晚清吴昌硕等艺术大师的作品共五百余件。

自古以来，湖州文人、艺术家频出，创造出大量优秀的艺术作品。同时，以收罗、集藏古籍善本、字画、瓷器、青铜器等而传承文明、延续薪火者也代不乏人，构成了民国历史文化的主要内容。尤其是在近现代，伴随着上海的开埠、经济的大发展，与其有文脉相连、区位相接、产业紧链的湖州，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进程。就书画家而言，湖州籍的吴昌硕、王一亭为“海上画派”领袖，金城是“北平广大教主”，他们乃民国时期艺术界的代表人物；而庞莱臣、刘承幹、张石铭、蒋汝藻、周庆云、张叔驯等藏书、刊书、收藏文物的行为，为传播中国文化不遗余力，也成为其时以商养文、以商护藏的突出代表。

事实上，对照历朝古物名迹的著录来看，因战争、自然灾难和一些人为原因而湮没、破坏与流失的文物古迹不在少数。但泱泱中华文明之所以能传承到今天，大量的地上和地下文物之所以能够保管、护存至今，收藏家们在其间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包括迄今仍存极大争议的近代最著名的湖州籍古董商卢芹斋）。

故宫博物院，乃皇家文物的集大成之所。其万千文物的聚合离散，湖州籍收藏家们在其中的作用皆可圈可点。特别是在故宫博物院的建设和充实馆藏作品的过程中，湖州籍人士无论在资金、才智与精力的付出上，还是在响应捐献、征集作品方面，都表现出深明大义的一面，值得斗笔传颂。这里只列举大收藏家庞莱臣之文物收藏经历为例。

庞元济像

庞元济（一八六四——一九四九），字258莱臣，号虚斋，浙江湖州南浔人。他被誉为“浙江民族工业的开创者”，直接或参与投资经营的范围很广，除了传统的缫丝业、棉纺业、造纸业、典当业、金融业之外，还涉及当时的新兴产业，如交通业、电力业、地产业、食品业等，先后创办了一大批现代企业。同时，他还是一位“冠绝全国”的大藏家，郑孝胥称其收藏“甲于东南”，王季迁则说：“庞莱臣是全世界最大的中国书画收藏家，拥有书画名迹数千件。”除字画外，他同时还涉略青铜器、陶瓷器、玉器、鼻烟壶、碑版和文房器具等收藏。

庞莱臣旧藏宋徽宗《鸲鹆图》

宣统元年（一九〇九），庞莱臣将自己的部分藏画编辑成《虚斋名画录》，并刊行面世。《虚斋名画录》仿清代高士奇《江村销夏录》体例形制编辑而成。书中著录了“虚斋”所藏历代名画五百三十八幅，共十六卷。自唐代至清代，分列卷、轴、册页三类，按时代先后为序，每种详记纸绢、尺寸、题跋及印章。凡题跋之高宽、钤印之位置、文字损蚀或论脱处，悉照原本备载。《虚斋名画录》著录的庞莱臣收藏的历代名画中，唐、宋、元代的古代名迹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一，大多藏画流传有序，为历代鉴藏大家如贾似道、赵孟頫、项元汴、梁清标、安岐等人的庋藏旧珍。还包括有宫廷藏画，如宋代宣和、政和遗珍清代三希堂旧藏和《石渠宝笈》著录之物等。至于明清诸家，更是不一而足，名家名作应有尽有。

民国十四年(一九二五)，《虚斋名画录》成书的十六年后，庞莱臣又编辑了《虚斋名画续录》四卷，著录了历代名画两百零六件（含补遗六件），包括宋、元名迹三十二件，明代“吴门四家”作品四十四件，清代“四王”“吴、恽”作品四十余件。虽然在数量上逊于《虚斋名画录》，但质量上却毫不逊色，并由“晚清四大词家”之一的朱孝臧作序。除此之外，庞莱臣还编辑出版过两套对外宣传的著录画集：《历朝名画共赏集》与《中华历代名画记》。

1979年，全国四届文代会期间红学家之聚（右起依次为：吴恩裕、吴世昌、俞平伯、周汝昌、冯其庸、李希凡、蓝翎）

中国有句古训：“富贵传家，不过三代。”庞家如果从庞莱臣的父亲创业时算起，他可谓是“富二代”。其孱弱的独子庞锡宝，刚到而立之年便离开了人世，故能够称得上“富三代”的则是庞莱臣的侄子、养子庞秉礼。但庞秉礼毕竟是“养子”，两个年幼的孙辈庞增和与庞增祥成了实际意义上的“富三代”。庞莱臣去世之后，中国社会正值改朝换代之时。庞莱臣的“虚斋”藏画虽有散佚，但主体部分仍保存在庞家人手中，也正是因为庞家的坚持，这批宝物才留在了大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全国各项事业百废待兴，文博事业也不例外，而博物馆藏品的建立与文物征集、保护工作成了各项事业的重中之重，“虚斋”藏画则成了南北两地博物馆和文博机构重点征集、购藏的对象。

故宫博物院对于“虚斋”藏画的征集工作开始于一九五三年。这一年，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的郑振铎给徐森玉接连写了两封言辞坚决、内容明确的信件。第一封信的内容是挑选所要征集的画目：“庞氏画，我局在第二批单中，又挑选了二十三件，兹将目录附上：‘非要不可’单中，最重要者，且实际上‘非要不可’者：一、沈周《落花诗图》，二、文徵明、张灵的《听琴图》，三、仇英《梧竹草堂图》，四、仇英《蓬莱仙奕图》，五、仇英《江南春图》，六、陆治《瑶岛采香》等六件而已。因此间明代的画，至为缺少也……”第二封信中写到：“委员诸公大可不必‘小家气象’也，庞氏的画，上海方面究竟挑选多少，我们无甚成见……像上海图书馆和博物馆的成立时必要的，且是全国性的，故必须大力帮助其发展也，将来拨发的东西会陆续不绝。”

张葱玉《木雁斋书画鉴赏笔记》手稿

在国家文物局和郑振铎本人的强硬坚持之下，故宫博物院征集到了相当数量与质量的“虚斋”藏画，如赵孟頫《秀石疏林图》、曹知白《疏松幽岫图》、柯九思《清閟阁墨竹图》、姚绶《秋江渔隐图》、董其昌《增稼轩山水图》、陈洪绶《梅石蛱蝶图》等名迹。

如今，我们一次又一次地走进故宫，在饱赏气势雄伟、辉煌壮丽的明清宫殿的同时，故宫博物院各个馆在不同时段展出的无数古代文物珍品：陶瓷、书画、文房四宝、丝绸、家具等亦灿烂夺目、震撼人心。而如果你是一个对中国古代文化艺术有所涉略的爱好者，或是来自太湖南岸，那么，你会对那些介绍文字中提到的“湖州”之名、之景、之文、之艺心生赞叹，并会在心间存留蕴藉其中的美好记忆。一方水土“不惮其小”孜孜贡献，而“众水汇聚”才滋育出伟大的中华文明，这永远让人感动并启迪人心。

（本文作者供职于《湖州日报》）

（节选自《荣宝斋》2018-06 总第16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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