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学术文摘丨图形作为知识：十幅世界地图的跨文化旅行(三)_非洲-海图-中国

　　通向伊甸园的道路：

　　《加泰罗尼亚地图》与《弗拉·毛罗地图》

　　《加泰罗尼亚地图》(AtlesCatalà，1375年，图30)是中世纪欧洲第一幅真正的世界地图，它描绘了从大西洋诸岛一直到中国的全部已知世界。其作者是西班牙马略卡岛上的犹太制图家亚伯拉罕·克莱斯克斯(Abraham Cresques);地图作为法国国王查理五世(Charles V)送给未来的继承人查理六世的一件礼物而被订制的，现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地图的主体描绘在四件对开的羊皮纸上，后被装订于四块65厘米×50厘米的木板之上。《加泰罗尼亚地图》的特殊意义，并非仅限于它是中世纪的首幅世界地图，也不仅仅因为它那极为丰富和精美的图像，而是标志着中世纪欧洲制图史上的一个里程碑，被学者誉为是“一次真正的认识论革命”。在曼斯缪·奎尼和米歇尔·卡斯特诺威看来，这种“认识论革命”之内涵，在于它“拒斥了‘T-O’世界地图、耶路撒冷的中心位置和居住区的传统形状”，确乎如此，但又不仅如此;在我们看来，更重要的因素，还应该与它所创始的独特的方向感，以及观看地图的独特方式有关。

　　图30-1/《加泰罗尼亚地图》：西地中海、东地中海部分

　　图30-2/《加泰罗尼亚地图》：红海和欧亚大陆、亚洲和中国海部分

　　一般认为，《加泰罗尼亚地图》的特色是把中世纪图式化的“世界地图”(mappa mundi)，与同时代方兴未艾的“波特兰海图”(the PortolanChart)融合在一起。所谓“波特兰海图”，指船员在地中海借助罗盘进行导航时使用的海图;现存最早的“波特兰海图”可以追溯到13世纪末。海图上以“指南玫瑰”(windrose)为中心延伸出32条航线，于其中的16条线的中心点再放置其他的“指南玫瑰”;于每个“指南玫瑰”再伸出32条航线，由此实现海图的扩展。而在“指南玫瑰”上，每条航线之间的距离都是等角即11.25°。“波特兰”一词源自意大利语“porto”，意为“港口”;“波特兰海图”正是以航海者移动的视角出发来制作的，故海图中密密麻麻标注上的都是海港的名字。乍一看，这些以垂直方式悬挂在海岸线上的名字，并不方便于阅读;但是，当人们顺着海岸线，以海上航行者的视角看时，这些悬挂着的名字就会一一映入眼帘，变得清晰可辨。《加泰罗尼亚地图》把地中海的海岸线上画得十分精确;这些海岸线上，正是缀满了无数这样的地名。

　　鉴于“波特兰海图”使用航海罗盘，而罗盘(指南针)的所指永远是磁极所向的北方，故传统“T-O”图之所以被淘汰的理由也就不言而喻了;因为它所指向的东方(伊甸园)除了宗教价值观之外，不具备任何实用意义。使用航海罗盘的结果，便是一种流动的、积极进取的、探索未知的新世界观的建立。由此导致“波特兰海图”也相应具有一种横向的、而非垂直展开的视野。这种视野与同时期在中国使用的海图(如著名的《郑和航海图》)如出一辙，即在于它们共同使用了航海罗盘的缘故(尽管中国罗盘是24个方位)。鉴于欧洲使用的罗盘归根结底是从中国(借助伊斯兰世界)引进的，“波特兰海图”所蕴含的世界观亦然，它与我们前文所论王希孟《千里江山图》所蕴含的世界观，呈异曲同工之妙。

　　然而，《加泰罗尼亚地图》并非单纯的“波特兰海图”;作为法兰西国王为自己的继承人订制的礼物，与其说《加泰罗尼亚地图》具有实用功能，曲宁说更具有文化政治的象征含义。尤其是，《加泰罗尼亚地图》根据《马可波罗游记》，为当时欧洲最强大的国王展现了当时欧洲人所能知道的全部世界：而地图东端的东方，无疑是其中最富庶、最瑰丽、最神奇的部分。

　　具体而言，《加泰罗尼亚地图》在既定的“波特兰海图”的视角之外，还为其赞助人提供了一种崭新的观看方式。首先，当四幅(共八条)主图平列在一起，形成一个200厘米×65厘米的类似长案的长条形空间时，一种环绕着这一空间进行巡视的观看方式就诞生了。实际上，地图中的文字(除了港口之外)和图像，都是正对着这位环绕前行观看者的视线而展开并变化的;换言之，地图中的大部分“世界”，是为这位“观看者”而存在的。其次，地图还为这位“观看者”的目光准备了明确的观看对象，即从非洲一直延续到中国的旅途中一切奇异的人、物、动物和景观(包括帐篷、骆驼、大象、游牧民族、示巴女王、蒙古王子、塞壬、商队、城市、忽必烈汗等);有意思的是，这些奇异的景观只分布于非欧洲的非洲、亚洲部分，这种视觉布置绝非无意，而是旨在使地图的观看者——欧洲君主——成为一个隐形的观察主体，并使其投射到欧洲之外世界的目光，充满了欲望、想象和无限的艳羡。再次，即使这些奇异景物之间，也存在着某种明显的叙事逻辑。例如，从非洲西端出发的画面伴随着一个骑骆驼的人物由西向东进发(图31);这种方向感进一步被画面北面的一支沿相同方向向大都进发的商队(所谓“马可·波罗商队”)所强调(图32);而画面东端，则是由海面上无数色彩斑斓的宝石(代表马可·波罗所谓的7458个岛屿)所环绕的中国(Catayo)、中国的首都大都(Chanbalech)，中国的29个城市，以及人群簇拥中巨大的忽必烈汗，暗示着画面的东端(东方)，是整个画面图像叙事的终端(图33)。因而，学者们前面所提到的《加泰罗尼亚地图》带来的“认识论的革命”，无疑应该加上这样一条：一个取代了虚幻的伊甸园的的东方，一个真正的东方，正在太阳升起之处，如宝石般熠熠闪耀，诱惑着西方人的目光。

　　图31/《加泰罗尼亚地图》细节：非洲西端骑骆驼者向东行走

　　图32/《加泰罗尼亚地图》细节：欧亚大陆商队向东行走

　　图33/《加泰罗尼亚地图》细节：契丹和汗八里

　　图34/《弗拉·毛罗地图》 1459年

　　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这样的一个东方第一次变得触手可及。1459年，威尼斯人弗拉·毛罗(Fra Mauro，意为“毛罗修士”)为葡萄牙国王阿尔方索五世(AlfonsoⅤ，1432—1481年)完成了一件巨大的圆形世界地图(239厘米×229厘米，图34)。这位阿尔方索在史上素以“非洲人”(o Africano)著称，因为他既是他的叔叔“航海者恩里克王子”事业的有力支持者，也是北非的征服者，为葡萄牙和欧洲的大航海事业做出过重要贡献。这项事业以约30年后的1488年，迪亚士率队绕过好望角;1492年哥伦布往西航行发现美洲;以及1498年，达·伽马绕过非洲到达印度为重要的时间节点，标志着欧洲人主导的历时两个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时代的到来。而弗拉·毛罗绘制的这件世界地图，则以其蕴含的跨文化信息和独特的视觉表达，极有可能为促成这一时代的到来，做出过隐秘的贡献。

　　首先引起关注的是地图的方位。与中世纪“T-O图”以东为上、晚近的“波特兰海图”以北为上均有所不同，《弗拉·毛罗地图》(以下简称《毛罗地图》)的方向是以南为上，这使它在直观上非常类似于一幅伊斯兰舆图(参见图19);另外的一些细节如非洲的南端朝东、印度洋呈开放状，与东部的大海(太平洋)连接在一起等，都显示它受伊斯兰舆图强烈的影响。

　　其次，是它有关亚洲和东方的具体地理知识和内容，绝大部分来自马可·波罗、尼科洛·达·康蒂(Niccolò de’ Conti，1385—1469年)，以及鄂多立克(Odoric da Pordenone，1286—1331年)等亲历过东方的旅行家。如地图上第一次画出了马可波罗提到的“西潘戈”(Ciampangu，即“日本国”);提到大都旁边一座横跨“普里桑干河”(Polidanchin)、有狮子和石拱的美丽石桥，显系马可波罗笔下的卢沟桥(图35);如非洲南端迪布角附近，在两艘船旁边这样的榜题(图36)：

　　图35/《弗拉·毛罗地图》细节：卢沟桥

　　图36/《弗拉·毛罗地图》细节：两艘船之间的榜题

　　航行这一海域的大船或称中国式帆船有四桅，其数目可增减，有40至60个供商人使用的船舱。它只有一个舵，不使用指南针，因为有一个天文家独自站在船的高处手持牵星板发布航行命令。

　　其中前一段信息也来自《马可·波罗游记》第三卷第1章;后一段则来自1415—1439年间在东方行商的威尼斯人尼科洛·达·康蒂的旅行回忆录，后收入人文主义者布拉乔利尼(PoggioBracciolini)编辑的文集《论不同之福运》(De varietatefortunae，1447年)。而很多地名，则是根据鄂多立克《游记》的版本来记录的。

　　以上所论已多为前人述及。下面根据本文的思路，提供几点自己的观察。

　　视觉整体性问题。与《加泰罗尼亚地图》内蕴的多重视角相比，《弗拉·毛罗地图》最鲜明的特色，是它尺幅巨大的圆形构图，和以垂直方式放置而给予观众的那种视觉整体性。据笔者的亲身体验，画面的中心基本上与正常身高者眼睛所在的位置接近，意味着整个世界在观众面前一览无余地展开。而其中，一个很容易被熟悉以北为上的现代观者所忽视的角度，即图中欧洲与中国恰好处在最佳的观赏位置上，并恰好一东一西、一左一右，形成并肩而立的对位关系。与《加泰罗尼亚地图》相似，地图中最富庶和繁华的地方，也被布置在亚洲，尤其是到处可见壮丽的宫阙和城市、美丽的石桥和帐篷的中国(Chataio)，以及大都(Canbalech)、杭州(Chausay)，泉州(Zaiton)，还有“黄金作顶”的“日本国”。而大都和卢沟桥所在的位置，正好和左下角的伊甸园处在同一条对角线上，也暗示着现实的东方即最接近伊甸园的地方。地图还以一种纯粹的图形和视觉语言，展现出它所理解的存在于欧、非、亚三洲之间的动力学关系(图34)：处于右下方四分之一半圆中的欧洲，以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和欧洲大陆为主体，形成一种向上和向左旋转的态势;这种态势过渡到右上部分四分之一半圆中体量更大、形如一瓣锐利扇叶的非洲大陆，似得到了极大的强化和放大;进而形成向体量更形硕大的亚洲大陆(更大的一瓣扇叶)运动的态势……在整体构图中，向亚洲和中国出发的运动态势，正是欧洲的出发点和动力所在。

　　相同的船。前面榜题中提到的“中国式帆船”，意大利文原文作“çoncho”，人们更熟悉的表述是“junk”(英文)和“jonque”(法文)，日文则音译成“戎克船”。葡萄牙历史语言学家达尔加多(Rodolfo Sebasta o Dalgado)认为，该词的语源是汉语的“chuen”(“船”)，言之成理。这种船的实体即马可·波罗在《行纪》中描写过的那种中国特有的、船舱分成40—60格的平底海船;一般外文词典(如《英汉大词典》)将“junk”(即意文“çoncho”)译作“中国式帆船”，无疑是正确的。《弗拉·毛罗地图》中存在至少四种不同船的画法，而“çoncho”即其中之一(图37)。从图像中，可以清晰地区别出“中国式帆船”(çoncho)与其他三种船(阿拉伯、印度和欧洲式)之间的差别，即它往往显得更大也更豪华;有三到四个桅杆;其船体部分画出了两层舷窗，此亦为四类船中所仅见，似乎暗示着榜题中提到的分割成40—60个之多的船舱?很多学者无谓地为这类船是否是真正的中国船而争执不休，但其实真正有价值的问题并无关乎绘制者是否真的见过中国船，或能否画出这类船，而在于绘制者心目中是否有意识地区别这四类船，并认识到这类船与中国有关?回答是肯定的。首先以上特征均可见于马可·波罗的文字描述;其次这些船出现之地亦有明显的规律性，即它们只频繁出现在两类地方：中国附近海域;和非洲南端附近的海域。第一类地方均围绕着中国的海岸线，从大都附近的黄河出海口，一直延伸到印度洋;第二类地方则从印度洋一直绕过地图中的迪布角，到达大西洋。至于第二类地方，有必要引用一下地图中另一处明确提到“çoncho”的榜题：

　　Circa hi ani del Signor 1420 una nave over çoncho de india discourse per una traversa per el mar de india a la via de le isole de hi homeni e de le done de fuora dal cauo de diab e tra le isole verde e le oscuritade a la via de ponente e  de garbin per 40 çornade, non trovando mai altro che aiere e aqua, e per suo arbitrio iscorse 2000 mia e declinata la fortuna I fece suo retorno in çorni 70 fina al sopradito cavo de diab...

　　约在主年1420年，有一条海船又称印度中国式帆船穿越印度洋，通过迪布角外的男、女岛，取道绿色群岛和暗海之间，向西和西南连续航行了40天，除了水天一色之外什么也没有发现，据估计，船行约2000海里。此后情况不妙，该船便在第70天回到了上述迪布角…

　　图37/《弗拉·毛罗地图》中船只形状比较：中国式帆船、阿拉伯帆船、欧洲式帆船与印度式帆船

　　图39中出现的船即榜题中提到的“印度中国式帆船”(çoncho de india)，正出现在越过好望角(榜题中的“迪布角”)之后的非洲西岸上，“向西和西南连续航行了40天”和约“2000海里”。我们并不知道，这里所指的“约行2000海里”，是指船只从这个位置开始，还是行程已经结束。但图像上船只的空帆状态却明确告诉我们，船舶已经停航——这是一次未竟的事业，它以失败而告终。“印度”一词，在当时泛指印度洋及以东的全部东方。学界对这段榜题意义的阐释太过于感情和意气用事。自从英国退休海军上校孟席斯的业余历史著作《1421：中国发现世界》(Gavin Menzies, 1421：The Year China Discovered The World, Bantam edition published, 2003)出版以来，被孟席斯据以作为证据以说明，郑和船队第六次下西洋时绕过好望角并发现了美洲大陆的这则史料，却在中国严肃的历史学界招致了截然相反的、被过于低估的待遇。几位优秀的中国学者为了反驳孟席斯的“谬论”，对于地图中“中国式帆船”图像中明显的独特描绘，它与同时代郑和“宝船”图像的某种相似(图38)，以及它与其他地域帆船外貌的迥异(图37)全然不顾，努力证明它们仅为“欧洲十五六世纪的帆船”或者“阿拉伯人的船只”，实在是令人遗憾的。我们确乎并不能如孟席斯那样，仅凭这些“中国式帆船”的存在就证明郑和船队发现了美洲;但此处图像与榜题文字都足以证明，这一从大都入海口一直延伸到非洲南端的“航线”，早已是一片“中国式帆船”可以自由游弋与往来的大海。这一“航线”不仅与已知郑和船队的航线大致保持一致，而且显然得到了当时欧洲人，尤其是图像制作者包括赞助人的高度关注和认可;透过东方人在这一领域的光荣与梦想、成功与失败，欧洲人将会看到自己深层次的欲望和想象。

　　图38/《过洋牵星图》中的郑和船队帆船

　　图39/《弗拉·毛罗地图》细节：好望角以西非洲西岸一艘停泊的船

　　由此就引申出我们的第三个重要的观察：自由贯通的水面。不应忘记，《毛罗地图》绘制完成的1459年，正是葡萄牙航海事业的开拓者恩里克王子去世之前一年，也是葡萄牙航海事业第一波高潮或其准备阶段结束之时。随着1453年君士坦丁堡失陷于土耳其人，欧亚大陆的交通彻底中断之后，葡萄牙的时机到来了。从《毛罗地图》上可以发现，位于伊比利亚半岛西南一隅的小小葡萄牙，其地理位置正好处在地图东西轴线西端上面向非洲(尤其西非)的最前哨。当时葡萄牙一方面通过基督教的“收复失地”(Reconquista)运动，从摩尔人手中率先收复了国土，另一方面，则因为自己的地理位置，被它的强邻西班牙彻底隔绝于富庶的地中海世界，它的前景似乎只有眼前浩瀚的海洋一途。地图上的欧洲部分，波罗的海和北海上，我们可以看到，有欧洲式单桅双帆帆船在航行;地中海上，则可以看到既有单桅双帆的欧洲式帆船，也有单桅单帆的阿拉伯式帆船，这与实际情况若合符契。此时，葡萄牙对非洲的探索，已逐渐从北非转移到西非的几内亚湾地区。后者虽然在《毛罗地图》上得到了较准确的表现，但几内亚湾以下部分，则纯属欧洲人的未知之地;故在地图上，这部分被错误地处理成一个并不存在的巨大半岛。同时这部分水域除了一艘船，没有任何其他船只出没于此——意味着这只船以下(南)是一片未知的海域。事实上，这片未知的海域并不限于几内亚湾，而与一个更大的海域联系在一起。地图已经告诉我们：从中国到非洲是一片已知海域，因为那里到处都有“中国式帆船”出没;从北海、地中海到几内亚湾也是一片已知海域，因为那里到处是欧洲和阿拉伯式帆船在游弋。几内亚湾内只有一艘船，它明显是一艘欧洲船，被有意画成表示停航的空帆状态(图40)，其位置正好与葡萄牙人的航海事业逡巡不前的地方重合(地图上标识为“埃塞俄比亚海”);而在地图的一处榜题中，也明确提到葡萄牙人已经航行到非洲西部与摩洛哥经度相同之处。空帆处理绝非偶然，让人明显联想到上面作者处理非洲南端中国式帆船的方式——以船只的停航来表示中国式帆船势力范围的极限;而这里，则是欧洲式船只势力范围的极限。而在两艘空帆船只之间，即从几内亚湾到非洲南端，则是一片未被探测过的海域，因为那里没有任何帆船航行的踪迹。

　　图40/《弗拉·毛罗地图》细节：几内亚湾一艘停泊的船

　　把以上三个水域连接在一起，正是从中国一直到欧洲那一片自由贯通的水面。因而，图像作者想要告诉他的读者的意图也就昭然若揭了：什么是葡萄牙人的使命?难道不就是首先跨越两艘停航船只之间的鸿沟，进而追随中国人的脚步，在中国人停止或失败的地方重新起步?地图不正是在用毫不含混的图像语言，诱惑着葡萄牙人进一步南下?诱惑其穿越中国人曾经穿越的好望角，融入更大的水面，进而与中国人的世界融合在一起?我们知道，30年后，正是葡萄牙人迪亚士于1488年穿越了好望角，为这些问题提供了第一份答卷;再10年之后，另一位葡萄牙人达·伽马紧随其后穿越印度洋，与1498年到达印度卡里古特，为此补交了第二份更加完美的答卷。然而不应该忘记的是，《毛罗地图》在提出问题的同时，事实上已经把问题的答案，编织在其细密的图像织体中了。

　　而在这两个年头之间，则是哥伦布于1492年对于美洲的发现。那么，哥伦布和西班牙的使命是否也与这幅地图相关?在地图的圆形框架内，围绕着欧、非、亚大陆的，正是一片连绵不断的水面。根据托勒密以来的古代地理学，此时欧洲人非常清楚，地球是圆的。既然地图以图像语言清晰地表达了两个世界即将于非洲南端融合，那么，一个由此而来的问题自然是：地图的绘制者和他的赞助人，是否意识到，在这个如同满月一样的圆形世界背后，同样是一片浩渺的水面?如若在上面开辟一条贯穿东西的航线，那么，岂不从欧洲就可直达中国?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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