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学术文摘丨图形作为知识：十幅世界地图的跨文化旅行(五)_万国-美洲-印度洋

　　图形与知识之整合：《坤舆万国全图》

　　在弗拉·毛罗用图形语言暗示葡萄牙统治者继续南下，以与中国人的世界融为一体的30年后，1488年，迪亚士帅船队绕过好望角，第一次证明非洲并不与托勒密地图中的南方“未知大陆”相连，而是一块可以航行的大陆，从而打开了从大西洋通往印度洋的海上道路;10年之后的1498年，达伽马船队历尽艰险到达东非的马林迪(Malindi, 中国古称“麻林地”)，然后乘印度洋信风之利一举横渡印度洋，到达印度西南的著名商港卡里卡特(Calicut，中国古称“古里”);并以卡里卡特为立足地，于1510年占领了印度西海岸的果阿;于翌年占领了进入南太平洋世界的要冲马六甲，控制了香料群岛;并最终于1557年获得了在中国澳门的定居权，从而达成了以澳门为中心，“几乎是排他性地利用起连接印度、马来群岛、中国和日本的海上航线”的目的，奠定了葡萄牙从一个欧洲边缘的蕞尔小国，成长为一个全球性帝国的基础。与之同时，另一个伊比利亚国家西班牙也开始了其在世界历史中崛起的历程，它所迈出的第一个决定性的步伐，即1492年哥伦布船队在寻找中国和日本的西航途中，对于美洲大陆的偶然发现;第二个大步骤，则是服务于西班牙王室的葡萄牙人麦哲伦于1519开始的环球航行;他的船队于1520年穿越美洲南部后来以他名字命名的“麦哲伦海峡”，从大西洋进入太平洋，最终于1521年到达菲律宾群岛。从此，世界终被连接成一个整体;全球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个角落，都将不能阻止欧洲人扩张脚步的到来。

　　耶稣会正是沿着葡萄牙船队的轨迹接踵而至，于1582年跨入中国国门。最早进入中国的耶稣会传教士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和利玛窦(Mateo Ricci)们不仅传播了宗教，也传播了西方的科学(如机械表的制作、记忆术、数学、天文学和地图制作)，而地图制作正是当时最先进的西方科学成果之一。从1584年至1608年，利玛窦尝试制作不下于12个版本的中文世界地图，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当属1602年的《坤舆万国全图》(图47)。

　　图47/利玛窦 《坤舆万国全图》 1602年

　　《坤舆万国全图》采取当时欧洲最先进的椭圆形等积投影画成，完成之后即由太仆寺少卿李之藻出资刊行不下数千本，广为流传。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明神宗下诏摹绘12份。南京博物院本即国内现存唯一一幅据刻本摹绘的彩绘《坤舆万国全图》，通幅纵 168.7厘米，横380.2厘米;另一个相关版本《两仪玄览图》则是1603年李应试刻本，现藏辽宁省博物馆。二者均属海内孤本。

　　从利氏《坤舆万国全图》自序称其制图方法为“乃取敝邑原图，及通志诸书重为考定，订其旧译之谬，与其度数之失”来看，他在绘图中既依据了一幅西方原图为蓝本，又综合了其他西方地图集(“通志诸书”)的材料;而且也在此基础上，根据中国图籍做了订正改易，尤其在涉及中国部分的尺度、方位和坐标方面(“度数之失”)，做了重大的调整，以适应中国之需要。这幅“原图”很可能是比利时制图家奥特里乌斯(Abraham Ortelius，1527—1598年)的《寰宇大观》(Theatrum Orbis Terrarium，1570年，图48)，而在其他方面，也参考了麦卡托(Mercator，1512—1594年)、普兰修斯(Plancius，1552—1594年)、鲁瑟利(Ruscelli，卒于1556年)等人之图。至于中国部分，则是他对于这幅世界地图的最大贡献，即他主要依据罗洪先的《广舆图》并参照其他中国地图，对于当时西方世界地图中中国部分的粗率简陋，做了最大程度的补充和订正，达到了“不仅较当时其他欧人所绘的为佳，而且即较中国旧图亦有胜处”的程度，堪称13-16世纪中西跨文化交流在地图学上面的一次集大成。现分述如下。

　　图48/奥特里乌斯 《寰宇大观》之《寰宇总图》

　　第一，利氏之图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将西方文艺复兴和地理大发现以来的地理知识和科学成就引进中国。例如，图中出现了包括新发现不久的南北美洲在内的五大洲，即亚细亚，欧逻巴，利未亚(非洲)，南、北亚墨利加(美洲)和墨瓦蜡泥加(大洋洲和南极洲);四大洋即大西洋、大东洋(太平洋)、小西洋(印度洋)、冰海(北冰洋);以及经纬线、赤道、南北回归线等。世界海陆轮廓已基本完备，披图可鉴。

　　第二，利氏为适应中国读者的需要，将西方原图中以福岛(位于加纳利群岛)为零度经线(即本初子午线)的坐标系，作了一个将近180度(实为170度)的反转。表面上看来，这一反转导致把原本位于东部边缘的中国，搬到了地图靠近中心的位置，似有谄媚中国士夫之嫌;但究其实质则不然。因为经过反转之后的中国，并没有像人们想当然认为的那样，位于地图的中心，而是位于其中心偏左处。如若与传统中国地图或此图中的世界整体相比，中国部分实际上是被相对化从而变小了。这也是为什么利玛窦在地图得到皇帝首肯之前，始终不愿意将之呈示皇帝之故，因为怕皇帝看到这幅地图将中国相对化而动怒，从而不利于其传教事业。但在当时的西方语境之下，利玛窦的这一行径仍然具有不可低估的重要认识论价值。恰如1543年哥白尼提出的日心说动摇了一千多年来托勒密地心说的核心地位，从而为近代的科学革命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利玛窦通过把东方和中国放在靠近中央的位置和把新发现的美洲放在地图的右边，从而亦实现了使欧洲和地中海世界相对化的效果，并在事实上对传统托勒密地图中不容置疑的欧洲和地中海世界中心论形成了挑战。另一方面，较之上述任何一种独断论，利玛窦这种“双方各打五十大板”的行径事实上也更接近于事实的真相和事物发生的逻辑。这是因为，从本文论述的13—16世纪的世界体系角度来看，当时的实际语境中确乎是东方(亚洲尤其是中国)而不是西方占据着体系中的枢纽地位;是欧洲人而不是东方人在努力开辟从西方到东方的航道，而东方人则不仅已经在这个体系之中，而且优游涵泳、如鱼得水于其中早已数百年。此外，既然葡萄牙和西班牙的两条航线(15世纪的“一带一路”)其最终目标都是中国，既然美洲的发现仅仅是哥伦布远航日本和中国途中发生的一个意外，一个“美丽的错误”，那么，把中国放在接近中央的位置以表示两条航线在中心的汇合，显然较之于西式地图(如奥特里乌斯)式的置中国于边缘，要来得更形准确与贴切。

　　第三，利氏地图上也能发现与本文前述部分西方地图的承继关系。例如，《伊德里斯地图》(图19)中印度洋向太平洋的开放，在这里被进一步表现为世界上全部水域的连接贯通;而《托勒密地图》(图22)中本来从非洲贯穿到亚洲并将印度洋封闭起来的那块“未知的大陆”(Terra mcognita)，在美洲出现、非洲可供环行和诸水域皆贯通的前提下，仍然以某种形式保留下来，表现为地图中分别以“未知的南方大陆”(Terra Australis NondumCognita)和“墨瓦蜡泥加”之名标识的一块巨大的大陆，它将在未来的岁月中相继被识别为大洋洲(Australia)和南极洲(Antarctica)。

　　第四，我们同样可以看到利氏图与前述中国地图之间的承继关系。在利氏图之前，西方地图中对于中国的表现乏善可陈;例如1584年版的奥特里乌斯《寰宇大观》地图集中第一次出现了中国的单幅地图，尽管它具体表现了明代两京十三省的位置，且绘出了长城，但其中国的形状却呈现为一个类似于竖琴的三角形(图49)。奥氏的地图于1608年被收录在洪第乌斯(JodocusHondius, 1563—1612年)的世界地图集中，后又被再次收录在英国人帕切斯(Samuel Purchas, 1577—1526年)1625年出版的大型丛书《帕切斯世界旅行记集成》(Hakluytus Posthumus, or Purchas his Pilgrimes)之中，但这次却遭到了后者的肆意嘲笑。帕切斯刊登这幅地图的目的是为了显示“过去所有欧洲绘图师在描绘中国时都犯下了谬误”，即他们都不知道中华帝国的真实形状，不是盲人摸象，就是以讹传讹，上述竖琴状即是如此;在这一页的四十页之后，帕切斯展示了中华帝国的真形——一幅根据明代地图《皇明一统方舆备览》改绘的地图，一幅“中国人自己的地图”，而非欧洲人“空想出来的奇幻地图”——那是一个近似正方形或矩形的形状(图50)。

　　图49/奥特里乌斯《寰宇大观》之《中国地图》

　　图50/帕切斯《世界旅行记集成》之《中国地图》

　　而这一形状，不正是我们自己十分熟悉的传统中国自我认同的形象，一个“神圣星空下的矩形大地”或曰“神州”吗?从图形角度而言，帕切斯地图之大部(如东部海岸线)显系根据罗洪先《广舆图》(图51)而来，而其南部海岸线则很可能借鉴了诸如徐善继、徐善述《地理人子须知》(1564)一书中《中国三大干龙总览之图》(图52)之类的图籍。但帕切斯在这里显然过于沾沾自喜了;他所不知道的是，尽管他在地图中引入了利玛窦的形象，但他正在做的事，利玛窦的《坤舆万国全图》不仅早他二十余年即已完成，而且较他完成的更好，更加不露痕迹地使根据中国材料(同样是罗洪先的《广舆图》)所重绘的部分，融入到地图整体的机理和格局之中，而没有任何突兀之感(图53)。从这种意义上说，利氏之图并非单纯的将同时代西方地图“迻译”成中文，而是一次在中西语境下重要的文化创造，堪称当时整个东、西方唯一一件内容较之以往最为完备的世界地图。这项文化创造，正如冯应京在序中所言，“乃兹交相发明、交相裨益”之结果;而其内在的原理，则是一种超越了东西畛域的普世性存在，亦即“惟是六合一家，心心相印，故东渐西被不爽尔”，即东西方是一个整体，而地图则是东西方彼此互动、跨文化交流的深刻表征。

　　图51/罗洪先《广舆图》之《舆地总图》

　　图52/徐善继 徐善述《地理人子须知》之《中国三大干龙总览之图》

　　图53/利玛窦《坤舆万国全图》细节：中国部分

　　而图形作为知识，则始终是这项伟大事业中不可或缺而又清晰可辨的一条红线。

　　尾声：中国与世界

　　图54/《世界地图》 现代

　　最后，从本文的角度来说，还有一种重要的视角不应该忘记。奥特里乌斯将他的地图集命名为拉丁文的Theatrum Orbis Terrarium(“寰宇大观”，本意为“世界剧场”)的时候，在他的脑海中浮现出来的“世界剧场”及其“洋洋大观”，一定是以加纳利群岛的零度经线为中线，所上演的一出由新旧两个世界各为主角的对手戏;而在利玛窦《坤舆万国全图》的“世界剧场”中，上演的又会是怎样的一出戏呢?事实上，随着利氏将中线移至靠近中国的地方，这处戏的主角已从两个增至三个，形成一个中央与两翼或亚洲、欧洲和非洲与南北美洲鼎立为三的格局。这一格局一方面较之前者更为切实地反映了16世纪世界体系中的真实关系，即一个正在崛起中的西方挟带着地理大发现之力而新近加入到早已存在的欧亚世界体系中;另一方面，这一图景则在一种新形势下，令我们想起并重返中国元明之际曾经存在过的一种空间视野——一个牛头形的世界，即中国与其周边共存于同一个世界之中。需要指出的是，原先在结构关系中充作牛耳的，是朝鲜与日本作为一方和欧洲与非洲作为另一方;而现在，正如我们今日于任意一幅中文版世界地图(图54)中所见的那样，这一创始于利玛窦时代的图形结构，则在更大范围内，被置换为以南北美洲作为一方和欧洲与非洲作为另一方的全球化格局。与之相伴随的，则是原先的中国与世界呈一大二小、扭曲变形的结构关系，也在新的情势下，开始呈现出一种全球视野的、更加符合实际的类似于三足鼎立的张力关系，从而奠定了迄今仍在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现在与未来的现代世界之基础。

　　全文完，图片均由作者提供，本次发布版本略有改动。

　　李军，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副院长、教授。

点触宗教门户网进入
如果本站的内容资源对您有所帮助


献给世界,你的真心,以致来世,以致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