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学术文摘丨图形作为知识：十幅世界地图的跨文化旅行(四)_中国-日本-波罗

　　通向真理的谬误：托斯卡内尼的地图

　　1474年6月25日，在《毛罗地图》呈交给阿尔方索五世的15年之后，有一封信递交给了同一位国王的忏悔神父马丁内斯(Martinez de Roriz)。信的作者是佛罗伦萨医生、人文主义者保罗·托斯卡内尼(Paolo dal PozzoToscanelli)，他在信中提到四个至关重要的信息：

　　第一，他曾给阿尔方索五世寄过一张“亲手绘制的海图”，上面画出了从北方爱尔兰一直到非洲几内亚湾的“西海岸线”;但他同时指出了一条向西的航线，可以直接到达“印度”(指“中国”);换句话说，无论往东还是往西，这些被欧洲人渴望着的“充满香料和宝石的国度”，同样都可以到达。

　　其次，在教皇尤金四世在位期间(Pope Eugenius，1431—1447)，作者曾与一位来自该国(一个有着叫刺桐的大港和大汗、北部地区叫契丹的国度，明显指中国)并觐见教皇的使节长久交谈，谈到他们对于基督徒怀有深厚情感，还谈到该国的很多事情，如“皇家建筑的宏伟壮观”，“江海河流的宽广绵长”，以及“城市的数量众多”。

　　第三，他进一步指出，从里斯本往西航行6500英里，即可到达天堂之城——行在(杭州)。

　　第四，日本国(Cipangu)距安第斯群岛仅2500英里，故西行4000英里，即可率先到达这一“用黄金为寺庙和皇宫铺顶”(“they cover the temples and the royal houses with solid gold”)的国度。

　　这是一封奇异的信。它不仅于哥伦布发现美洲的18年之前，即已预示到了这位航海家未来的使命;而且在几年之后(约1480年左右)，它的一个副本真的出现在哥伦布手中——正如哥伦布之子费迪南德所说，这封信中透露的内容，在事实上已成为哥伦布“发现印度”的三个主要原因之一。

　　据费迪南德所说，是正在筹划西航的哥伦布听说了此事之后，通过一个朋友给托斯卡内尼写信，以索要更多信息，并从后者那里成功获得了两封回信;在信中，托斯卡内尼慷慨地抄送给哥伦布他1474年写给马丁内斯的那封信和航海图的复件，后者日后成为哥伦布西航时的重要依据。托斯卡内尼第一封信的原拉丁文文本，保留在哥伦布一部藏书的空白页上，于1871年在西班牙塞维利亚被学者哈里塞(Henry Harrisse)发现。他寄给哥伦布的航海图早已不复存在，但其发挥的历史作用，却清晰可辨。

　　关于托斯卡内尼与马丁内斯和哥伦布之间通信的真伪，历来意见不一。现在大部分学者认为前者是真的，而后者则颇可疑。其中马达里亚加的观点最为特别。他虽然视托氏致哥伦布的信为假，但并不否认其内容的真实;也就是说，他认为是哥伦布从葡萄牙王宫档案室中偷偷抄录了托氏第一封信和地图的内容并用于1492年的西航，然后为了掩饰其劣迹，这才捏造了托氏致自己的信，以求洗白自己，并为自己非法获取的知识寻找合法性。

　　图41/《皮里·雷斯地图》细节：海地

　　图42/《弗拉·毛罗地图》细节：西潘戈

　　一旦托氏1474年信的真实性得以证实，这同时意味着随信附寄的海图也是真的;当然这也意味着哥伦布获取的海图也是真实的。文献证明，哥伦布第一次西航时确实依据一幅海图来指引航向，并经常在某些地方求证海图中标示出来的岛屿。这幅海图的大概，可以通过德国东方学家保尔·卡莱(Paul Kahle)的一项有力的研究来尝试还原。他在绘于1513年的土耳其世界地图《皮里·雷斯地图》中，发现了土耳其海军上将皮里·雷斯所部分融入的一幅来自哥伦布的地图。这幅地图奇怪地将哥伦布探测过的海地岛和古巴岛，分别描绘成南北向和大陆的形状(图41)，个中原因，只有从托斯卡内尼信中的描述去解释。也就是说，这部分地图应该依据的是托斯卡内尼1474年信中的海图，它把西航的最终目的，描述成到达亚洲东岸的中国(契丹省和蛮子省)和日本(西潘戈);而前者位于大陆，后者则通常被理解为是一个南北向的大岛。从最早出现日本图形的1459年《弗拉·毛罗地图》(图42)，从1492年德国制图家马丁·贝海姆(Martin Behaim)制作的《贝海姆地球仪》(图43)，或通过后世根据托氏文字而尝试还原的托氏地图(图44)，均可以清晰地看出这一岛屿典型的南北向。哥伦布因为事先受到托氏图形的干扰和影响，至死都相信，他所发现的古巴其实是亚洲大陆，而海地即西潘戈(日本)。我们在《皮里·雷斯地图》上正好可以看到，古巴的图形呈现为一个与大陆相连的半岛，而海地，则呈现为一个不规则的南北向长方形。

　　图43/《贝海姆地球仪》平面图：西潘戈与蛮子省

　　图44/J. G. Bartholomew 《托斯卡内尼地图还原图》 1884年

　　在这种意义上，马达里亚加把哥伦布比喻成“唐·吉诃德的前身”，称他为“西潘戈的唐·克里斯托瓦尔”，是颇具洞见的。在唐·吉诃德把风车看作巨人的时候，唐·克里斯托瓦尔则把海地看成了日本，这里面贯穿了相同的逻辑。一句话，哥伦布发现美洲之壮举，是建立在完全错误的地理知识基础之上的：事实上，向西，欧洲与亚洲的直线距离分别是托斯卡内尼和哥伦布所计算的数值的3到4倍以上!如若不是美洲大陆横亘在欧洲与亚洲之间，并且恰巧位于他所设想的日本所在地，哥伦布永无成功之日。一个似乎完全缺乏客观基础的“错误”，居然在人类历史上导致了“一次极其伟大的发现”，可谓哥伦布的“唐·吉诃德式”骑士精神的一次辉煌的胜利;而哥伦布从托斯卡内尼处继承的那张已佚海图，则以图像超越并指引现实的力量，在其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

　　但是另一方面，主观性并不能解释一切。仍然有三个客观性问题亟待我们认真地对待。

　　第一，图像来源问题。既然日本列岛的自然地形和图像表现均呈东西分布状，为什么早期的“西潘戈”图像却呈现为一个不规则的南北向长条形?这一图形是怎么产生的?究竟有何依据?

　　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将把我们再一次带回到跨文化旅行的语境。既然西方地图中对于日本形象之表现，最早只能追溯到《毛罗地图》中一个略呈为南北向的长方形;既然到了《贝海姆地球仪》那里，这一形状被进一步拉伸，成为在后来地图中频繁出没、同时具备被误释可能性的一个标准的不规则长方形;而最后，既然16世纪时剌木学(Giambattista Ramusio, 1485—1557年)在新版《马可·波罗游记》导论中提到，弗拉·毛罗之所以能够画出他的圆形世界地图，是因为参考了马可·波罗从中国带回的一幅海图的缘故，那么，问题的关键就集中在13世纪的这位著名的旅行家之上：马可·波罗真的带回了一张地图吗?那是一张什么样的地图?上面的日本是一个南北向长方形吗?质诸马可·波罗时代(13—14世纪)的中国地图即可知，在地图上表现日本的案例微乎其微，最著名的当属前述《大明混一图》(1389年，图12)和稍后的《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1402年，图13);二者中的日本都不是一个完整的形，而是一组斜向展开的岛屿。但在这一时期(宋元和明初)的大部分地图中，中国的东部海域尽管没有日本，却都有一个孤绝鲜明的形象，那就是朝鲜半岛上的高丽或者朝鲜，其形状正是一个南北向的长方形。在朝鲜画师综合各种图源画就的《混一图》中，尽管朝鲜的体量被夸大到无以复加的地位，但其形状却得到了极为正确的反映(图45)——需要指出的是，这一形状与西方地图中的西潘戈十分相像。因而，如果马可·波罗从中国带回地图一事属实，那么他最可能带回的，不是一幅类似于《华夷图》那样的简图，就是一幅类似于《混一图》那样的详图;而从以上两幅地图中，都可以约略生成类似于西方地图中西潘戈那样的形状。鉴于当时的朝鲜对于西方人而言闻所未闻，而日本却由于《马可·波罗游记》的缘故，这一“黄金铺顶”的神话般国度，在西方一直如雷贯耳，无人不知。当马可·波罗或同时代人带回这样一张地图时，把上面东部海域最鲜明的形象误读成令西方人如醉如痴的西潘戈，不是十分正常吗?至于为什么朝鲜的形状在《弗拉·毛罗地图》肇始的一系列西方地图的复制中，从半岛变成了独立的岛屿，需要做出进一步的解释。但其中，与上文中国地图中巴尔干半岛变成了独立的岛屿相同的图形变异的逻辑，无疑亦会起到一定的作用。类似的错误甚至发生在较前者更为晚近的年代：在1595年版的著名奥特里乌斯《寰宇大观》(Theatrum Trbis Oerrarum)中，朝鲜也被表现为一个独立的岛屿，孤悬在中国大陆的东侧(图46)。

　　图45/《疆理图》细节：朝鲜

　　图46/奥特里乌斯《寰宇大观》之《日本和朝鲜地图》

　　第二，与托斯卡内尼与之交谈的中国使节问题。如果托斯卡内尼1474年的信是真的，那么信中述及他于尤金四世统治期间(1431—1447年)，与来自中国的使节亲自交谈一事，当然也应该是真的。那么，托氏与谁交谈?那一时期有中国使节跨越七海，到达遥远的欧洲和佛罗伦萨，真的可能吗?因为有元季景教徒拉班·扫马和马可西行到达教廷和英法诸国的实例可资引证，对后一问题的回答应该是肯定的。但他或他们究竟是谁?西方学者中有一种意见认为，使节当即于东方生活了25年之久的威尼斯人尼科洛·达·康蒂，但正如亨利·维尼奥(Henry Vignaud)所说，康蒂自返回之日起再也没有重返东方;再加上他旅途中曾有过皈依伊斯兰教的污点，尚属待罪之身，说他此时有资格充认中国皇帝的使节，是很难令人信服的。更大的可能应该说来自1434—1439年召开于佛罗伦萨的一次教会公会议提供的契机。尤金四世召开佛罗伦萨公会议的目的，在于使长期分裂的东西方教会(东正教、天主教、景教、亚美尼亚教会和埃塞俄比亚教会等)形成统一，以对抗日益严重的伊斯兰教势力对于欧洲的威胁。在会议召开期间，来自世界各地，包括君士坦丁堡、俄罗斯、上印度、亚美尼亚和非洲的各流派基督徒蜂拥而至，佛罗伦萨拥挤不堪、人满为患;弗拉·毛罗也曾利用这次机会，向来自埃塞俄比亚的教士们咨询了非洲南部的各种地理知识，并用于他的地图表现之中。托斯卡内尼也不例外，他亦曾与一位埃塞俄比亚僧侣讨论过科普特教会的状况，还向一位基辅主教请教过关于俄罗斯地理的问题。在1434—1429年期间，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佛罗伦萨存在来自中国的基督教徒(景教徒)的踪影，并非天方夜谭;而一旦真有中国基督徒出现在佛罗伦萨，托斯卡内尼如若不想方设法与之交谈，索取更多知识，那才是咄咄怪事呢!至于此时已是明季，但谈话中涉及中国的诸内容仍反映出元朝知识(例如统治者叫大汗，杭州是“行在”等)的缘故，似乎亦可通过那个时代人们深受马可·波罗影响的“前理解”来解释。

　　图47/利玛窦 《坤舆万国全图》 1602年

　　第三个，动力问题。究竟是什么力量驱使着哥伦布(包括恩里克王子、迪亚士和达伽马)们几近疯狂地寻找通向东方的道路?仅仅如马达里亚加那样诉诸唐·吉诃德和骑士精神是远远不够的，因为隐藏在疯狂的激情之下的是东西方之间真实存在的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客观情势。本文开头提到，沃伦斯坦和珍妮特·L.阿布-卢格霍特分别建构了关于“13世纪”和“16世纪”的两种“世界体系理论”：“16世纪”开创的是一个由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但它却是以“13世纪”肇始的另一个世界体系为前提，即一个由从地中海到中国的八个“子体系”构成的世界经济与文化体系(图47)。当阿布-卢格霍特试图证明，前一个世界体系区别于后一个体系的鲜明特征是“没有霸权”，即体系中“没有一个国家占据绝对的统治地位”时，未免有言过其实之嫌;因为即使就其提供的图式而言仍可发现，在这一体系相互啮合的诸齿轮中，位于体系东端的中国不仅占据着规模最大、跨度最远的子体系的位置，而且是其中唯一拥有陆路与海路(即今天的“一带一路”)两条路线、也是作为两条路线之终端和汇聚点的国家，毋庸置疑占据着其中的枢纽地位。这一地位亦可透过这两条线路之命名方式(陆路或海上的“丝绸之路”和“陶瓷之路”)来说明，即在这一时段(13—16世纪)，中国始终是这一世界体系中最为富庶也最令人神往、物产和高技术含量产品最为丰富的地方;这一点也可用前文分析过的《加泰罗尼亚地图》和《弗拉·毛罗地图》的图像设计来证明。事实上，16世纪的世界体系并不是欧洲人所“创造”的，他们只是“占有”和“改造”了“在13世纪里已经形成的通道和路线”，从而完成了“对先前存在的世界经济体的重组”，进而后来居上。就连他们在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也是作为这一体系后来者的欧洲人——先是葡萄牙和西班牙人，后是荷兰人和英国人——或步踵接武进而得寸进尺，或另辟蹊径进而柳暗花明这一过程的副产品。其中的一个关键的节点，当属1433年之后明朝中国实施了彻底放弃西航的国策，结果导致在印度洋留下一个广袤的权力真空地带，为欧洲人趁虚而入、填补空白创造了绝佳的时机。有意思的是，正如上文所分析，我们在《弗拉·毛罗地图》独特的图形语言设计中，也可以追踪到这一过程的鲜明轨迹。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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