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学术文摘丨文物保护建筑初论(上)_文物-文物保护-本尊

编辑：陈小利来源：美术遗产

　　摘要：覆罩在文物之外、以改善其保存环境的文物保护建筑，是对文物本体干预小、具有可逆性和可识别性的不可移动文物保护的重要手段，国内外已有学者做过一些研究和实践，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文物保护建筑根据其保护对象的不同，有遗址类和非遗址类保护建筑之分，后者还有独体类和连山类保护建筑之别。不同的保护对象，保护建筑的设计要求也有一些差异。根据文物保护建筑的共性，针对不同文物类型保护建筑的个性，总结先前保护建筑设计、建设和使用过程中的经验教训，提出这类建筑设计应该注意的事项，以便今后通过学术讨论，形成文物保护建筑的设计指南。

　　关键词：文物;保护;文物保护建筑;建筑设计

　　“文物保护建筑”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文物保护建筑是指因保护需要而建设的不可移动文物的覆室、可移动文物的库房、保障文物安全的监控用房和设备用房等建筑，而狭义的文物保护建筑只是专门为被保护的不可移动文物提供所需的防护及安全保障的建筑。本文所说的“文物保护建筑”只是后者，也就是狭义的覆罩不可移动文物的保护性建筑物。这种建筑是为文物古迹提供的一种辅助性保护措施，是一种不触动文物本体的保护手段。具体来说，是通过在文物外部搭筑建筑物、构筑物和其他覆罩性设施，来营造一个将文物本体与所在环境进行分隔的可人工调控的微环境，从而降低自然或人为不利影响，消除文物受到雨雪、霜冻、风沙、阳光等外来因素破坏，保障文物的安全，提高文物的安全性和可持续性。

　　由于文物保护建筑是一种对文物本体干预小、具有可重复进行干预的可逆性保护措施，因而是许多不可移动文物的重要保护手段。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设计并建造文物保护性建筑，尤其是大型的遗址类保护性建筑已经成为可能。不少有文物展示诉求的不可移动文物，都已经建成或计划设计建造文物保护建筑。不过，学术界目前对文物保护建筑还缺乏系统研究，一些名为保护性建筑研究的论著，大都还是以介绍个人设计的某座文物保护建筑为主，顺便对国内外文物保护建筑做些分析，没有从所要保护的文物与其外的建筑之间的关系进行考察，也没有得出系统的可供建筑设计参照的设计要求。有鉴于此，我们对文物保护建筑的发展历史、现行状况、存在问题、理念原则、设计建议等进行了一些研究，并已将石窟寺保护建筑设计建议撰写成文，在重庆大足区召开的“2015中国石质文物保护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进行了交流。这里，再就文物保护建筑的发展历程、建筑类型、设计原则等问题作一些探讨，以求教于学术界同行。

　　1. 文物保护建筑的发展历程

　　作为一项与结构加固、原物重组、回填保护、异地保护等并列的古迹遗址保护与管理措施，保护建筑的特点在于，利用人工营造空间的建筑及技术手段，以封闭或半封闭方式在原址将文物的整体或局部覆罩起来，一方面降低或隔绝自然环境对文物的不利影响，另一方面也为持续性的记录、考古、研究、展示及公众教育创造理想的场所。

　　如何完整保存价值突出的古代遗存与其原生环境，并使场所的文化意义在新的时代得以延续发扬，对于有着浓厚怀古情结，又青睐于土、木等易损朽建筑材料的中国人而言，这并不是一个全新的挑战。在中国古代，对于保护与名人相关的独立碑刻，传统的保护方法是在碑刻周围绕以围栏、加盖碑亭或将碑刻嵌砌在有屋檐遮蔽的墙体上;对于连山类石刻的保护，一般有雕凿岩檐或营建窟檐两种做法;对于大体量的石构文物的保护，甚至会覆罩体量更加宏阔的殿阁。所以，文物保护建筑是古已有之的特殊功能性建筑，不是近现代的创造。

　　我国古代的文物保护性建筑，在宋代以前就已有之，宋代复古思潮兴起以后，这类建筑变得比较常见。例如，宋代四川民间有一定影响的佛教教派柳本尊教派，创自五代的成都附近，中心道场是汉州(今四川省新都县)弥牟镇的本尊院。两宋之际前后，柳本尊教派已经衰微，弥牟镇本尊院破败为尼寺，柳本尊墓已经荒芜。南宋绍兴十年(1140年)，四川眉山中岩寺名僧祖觉根据几种柳本尊传记的民间版本，去其鄙俚不经之处，重新撰写了《唐柳本尊传》。也就在这时，已经破落的弥牟镇本尊院也得到退休官员王直清之助，重修柳本尊墓并立塔建殿覆罩，并将刻有祖觉撰写的《唐柳本尊传》的石碑立于墓侧。《唐柳本尊传碑铭》说：“主事者导公拜其墓于棒莽之间，公顾而问曰：‘本尊灵异……以崇奉之意。乃命本院尼仁辩□□□资，为本尊建塔于墓之上，架屋以覆之。”柳本尊是唐末五代人，其墓到了南宋初期自然已是具有纪念性的古迹，为了保护这座教派祖师之墓所建的墓塔和覆室，应可视为文物保护建筑。

　　宋代为保护旧物而营建的相对复杂的建筑实例，可举浙江湖州飞英塔为例。飞英塔由内部的石塔和保护内塔的外套木塔构成。它始建于唐，现存唐代地宫，内外塔身则是南宋遗构。其中内塔重建于南宋绍兴二十四年(1154年)，为八面五层的仿木楼阁式塔，由一百多块清白太湖石雕凿拼叠而成，残高14.55米;外塔于百十年后的南宋端平初年(1234年)“葺而新之”，为八面七层的木檐楼阁式木塔，底层设附副阶，通高55.45米。为了在覆罩内塔的同时观瞻内塔，外塔内部四层以下中空，未满铺楼板，各层向内出挑平座，形成一圈可供观瞻的内廊，并沿塔内壁的斗拱修建悬挑木梯，参观者可拾级盘旋而上，逐层近观石塔(图01左)。

　　图01/中国古代文物保护建筑示例

　　左：浙江湖州飞英塔(引自：刘杰.湖州飞英塔空间结构分析[J].古建园林技术.2016);右：四川安岳木门寺无际禅师殿。

　　类似于文献记载的南宋柳本尊墓、塔、覆室的具有内外先后，且后建的外层建筑保护原有的内层墓葬或建筑的实例，还有四川安岳木门寺的无际禅师塔(墓)、亭和殿。无际禅师塔是明代禅宗名师无际了悟禅师的墓塔，塔为八角五檐石塔。为了保护这座石塔，信徒用石料构建了一座精雕细琢的近方形平面、四面封闭、单檐攒尖顶的仿木构石亭——无际禅师亭，使之覆罩在无际禅师塔外。四川的红砂石质地细腻但相对松软，到了明末清初，这座明正统年间兴建的石构无际禅师亭也出现了风化的迹象，为了保护这座石亭，信徒们又在石亭外覆罩了一座体量更大的面阔五间、三檐歇山顶的木构瓦顶殿堂——无际禅师殿。墓塔、石亭、木殿重重相套，其中层和外层都属于保护性质的建筑，构成一个古代石质建筑保护的很好的案例(图01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国开始以科学方法保护和展示古代遗址，其中较早的案例是敦煌石窟、龙门石窟重点龛窟的保护和半坡遗址的保护。1950年代初，以《敦煌石窟勘察报告》为基础，敦煌石窟进行了大规模的危崖加固工程，并利用传统方法在第458、459、159、194等窟前搭建了临时性窟檐，对保护性建筑提出了可逆性的要求。与此同时，还考虑以搭建窟檐的方式保护龙门石窟的奉先寺。保护性建筑的形象问题，尤其是新建建筑对文物形象的影响，引起了当时学术界的关注和讨论。半坡遗址博物馆是国内第一个利用保护性建筑对大遗址进行原址保护和展示的案例。当时为了揭示反映母系氏族社会特征的史前聚落，考古学家对陕西西安半坡村的仰韶文化遗址进行了大规模地揭露，已经揭示的聚落遗址需要向公众展示，以便用实物资料说明中国也经历了史前氏族社会这一社会发展阶段的普遍规律。因此，就在遗址发掘后的1956年，有关部门就开始在发掘出来的遗址居住区设计建造保护大厅，并于两年后(1958年)建成我国第一座遗址博物馆向公众开放。这座博物馆采用轴线分散式布局，柱网的布置和施工着重注意了遗址的实际情况，全面揭露的半坡聚落被覆照在土遗址保护大厅内，并结合遗址对典型房屋和远古生活场景进行了复原展示(图02左)。半坡遗址保护建筑对遗址起到了较好的保护作用，只是在使用了多年后，先前建造的木结构保护大棚出现了材料老化等问题，因此在2005至2006年间又拆除了旧的保护大厅，重新设计建造了新的保护大厅。新保护建筑为整体钢结构，屋面采用夹保温棉的双层彩钢板和贴膜玻璃(紫外线贴膜处理在建成5年后进行)，使建筑的保温、隔热和防紫外线的性能有所提高(图02右)。

　　图02/半坡遗址旧、新保护建筑外景(图片来源：百度“半坡遗址”及“半坡博物馆”条)

　　左：1950年代建设的木构保护展示大厅;右：21世纪重建后的钢结构保护建筑。

　　1980年代以后，有关部门先后为西安秦始皇兵马俑坑、北京大葆台汉墓、临淄殉葬车马坑、杭州官窑遗址等重要的古代遗址设计建造了保护性建筑，须弥山石窟、大足北山石刻、天龙山石窟、云冈石窟等石窟寺也修建了不同形式和材料的新窟檐和参观栈道。基于这些实践经验，一些建筑、文保领域学者围绕遗址保护性建筑的构造设计、风格选取和环境营造等问题展开了讨论。进入21世纪，文物古迹的原址保护和展示需求增多，保护建筑已广泛应用在保护遗址(尤其是建筑基址)、墓葬、石窟寺和石雕碑幢等不同类型的文物中。在遗址公园里，保护建筑还常常与大型遗址博物馆相结合，功能更多，体量更大，建筑结构也更为复杂。这时期保护性建筑的造型和规模都有显著突破，如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群2号地点保护棚采用了狭长椭球体造型，长轴达到161米，宽约53米，矢高17米。四川广元千佛崖石窟的整体式覆罩则计划保护全长近400米、距地面近50米的造像崖壁，采用通透瓦幕墙为表皮，悬臂式钢架为支撑，目前已完成长36米、高18米(最高处崖壁距嘉陵江面36米)的试验段的施工(图03)。

　　图03/四川广元千佛崖北区保护大棚试验段内景

　　西方的古代建筑主要为砖石建筑，砖石建筑毁坏后的“硬”遗址，能够保存较长的时间，通常没有加盖保护建筑的迫切需求。西方还追求集建筑和雕塑为一体、体量庞大、给人以视觉冲击的“纪念碑”(monuments)，壁画、雕塑与建筑本来就三位一体，且纪念碑往往还具有持久性，也无须专门加盖保护建筑。除了一些考古发掘出来的建筑物残垣断壁的壁画需要修建保护建筑覆罩外，西方大多数不可移动文物设计建造保护建筑的需求不那么急切。因此，西方学界一般认为保护建筑发端于近代，它们的存在是伴随着现代考古学和博物馆的发展，以及遗址原址保护理念的转变而出现的。

　　19世纪初，欧洲的保护建筑最早被施加于有马赛克、壁面图绘这类艺术价值高、保存难度大的古迹遗址中，尤其在英、德等国得到了采纳和推广。欧洲最早一批保护建筑往往采用石木或砖木结构，外观与当地普通民房相似，针对保护效果或展示陈列的特别措施极少。例如，1812至1818年，为英国西萨塞克斯郡(West Sussex)比格诺尔罗马别墅(the Roman Villas of Bignor)的马赛克遗迹修建的保护建筑采用椭圆形平面，以砖石为墙身，以茅草覆盖锥形屋顶，形如当地的乔治式民居(Georgian Building)。由于砖石墙体上的窗洞小，室内通风条件有限，当地水文环境在近年又发生了变化，保护建筑内部马赛克遗迹的保存状况日趋恶劣，最终不得不采取措施进行改造(图04)。

　　图04/英国西萨塞克斯郡比格诺尔罗马别墅遗址的保护建筑(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从20世纪初开始，西方保护建筑工程的数量明显增多，随着建筑材料和结构的发展，这类建筑的设计理念和技术选型也大为扩展。在庞贝古城的米斯特里別墅(Villa dei Misteri)遗址，为保护珍贵的壁画，自1930年代开始在遗址上加盖简易的木屋顶，20世纪六七十年代增建、改建了一些混凝土结构屋盖，稍晚又分别加建了钢筋混凝土和空心砖、钢木等不同结构的覆罩，同时将它们作为展示别墅布局的手段。在1970年代的土耳其，保护性工程尽管同是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却构筑了截然不同的建筑形态，如在肯雅(Konya)阿拉乌丁山公园遗址(Alaaddin Hill)构筑了如帐屋一般的拱形保护覆罩，在反金牛座山(Anti Taurus Mountains)山顶卡拉提佩(Karatepe)遗址修建的梁柱式覆罩突出了平直舒展的屋檐。1968年，英国菲什本罗马宫殿(Fishbourne Roman Palace)遗址修建了一座当时该国最大的马赛克遗迹保护性建筑，其南立面整体采用玻璃墙面，显得通透亮泽，一改既往保护建筑的封闭形象。

　　相较以往，这一时期的保护建筑开始注重房屋体量对遗址及其环境的叠压破坏或遮蔽影响，也开始考虑游客参观的视线和活动需求，从而留下了风格、造型各异的建筑作品，也从保护的角度积累了成功或失败经验。例如，受切萨雷.布兰迪(Cesare Brandi)的“风格性修复”理论影响，意大利的建筑师佛朗哥·米尼西(Franco Minissi)针对遗址保护提出了“博物馆化(musealizzazione)”理念，他提出，博物馆不只可视作集中存储古物的场馆，也可以存在于任何具有历史和艺术价值的地点，并将文化遗产的识别、存档、保存和保护作为一项整体性工作。因此，他在意大利西西里岛三处遗址——杰拉古镇(Gela)的希腊时期堡垒遗存、卡萨尔罗马别墅遗址(the Roman Villa del Casale)和亚埃拉克莱米诺瓦(Heraclea Minoa)剧院遗址的保护建筑设计中，大面积采用了玻璃、塑料等透明材料，拟配合古迹遗址的复原形态修建遮覆建筑。竣工之初，这三处遗址的保护建筑创造了相当别致的视觉和艺术效果。尽管如此，随着塑料板老化，建筑立面的透明度降低，温室效应和植物生长爆发，对遗址造成了难以逆转的破坏。

　　正是由于类似实践对遗址造成的负面影响，西方学界意识到开展保护建筑理论和方法研究的迫切性和必要性。大致从1980年代开始，发表的相关研究成果逐渐增多。据西方学者统计，截至21世纪初，有关保护建筑的见刊论著共81篇。研究内容包括：某一遗址不同保护建筑设计方案的比选，某地区或某类遗址的保护建筑案例讨论，保护建筑的普适性纲领、地方化策略，保护建筑的评估、更新和改造，等等。1980年代至今，西方保护建筑的工程实践显现出两方面特点。其一是跨学科合作增多，大型项目往往需从考古、城市规划、城市景观、建筑设计及展陈布置等角度综合考虑，保护性建筑成为一种表达遗址艺术感和营造展陈环境场所感的媒介。第二是保护性建筑的决策、评估和监测更趋理性、科学化，如针对具体病害开展保护性建筑涂层材料、构造形式等研究，利用新科技监测遗址微环境及保护性建筑自身的稳定安全性，都使保护建筑的更新改造及遗产地管理条例的编制有据可依。

　　2009年，为保护马耳他西南海岸线上两座彼此毗邻的神庙遗址哈格尔基姆(Hagar Qim)和姆纳耶德拉(Mnajdra)，启动了两项保护性覆罩设计项目。马耳他神庙遗址从19世纪初期开始得到发掘，1980年以吉甘提亚神庙群(Ggantija Temples)列入《世界遗产名录》，1992年扩展并更名为马耳他巨石神庙群(Megalithic Temples Malta)。由于这两座神庙遗址面临着日晒雨淋、海风侵蚀等较为复杂的自然环境影响，在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前后，当地成立了专门负责监测和研究马耳他神庙的科学委员会。该机构在2004年对哈格尔基姆神庙遗址的雨水、风速与风向、太阳辐射和空气压力等微环境状况进行了周期性摸底式监测。基于摸底式监测的结果，通过了为两座遗址修建保护建筑的决议。在建筑方案设计阶段，意大利大气科学和气候研究所(the Institute of Atmospheric Sciences and Climate of the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of Italy)在两座神庙进行了空气采样、生物结皮的分布描绘、表面温度、石质分析、土壤侵蚀、地表径流和热成像等更具针对性的监测，时间为一年。基于监测结果，又对建筑设计方案进行了深化和修改。两处保护建筑在2009年竣工，五年后，为评估保护建筑的效能，意大利大气科学和气候研究所对两座神庙又进行了一次全年度的环境监测，监测项目、位置与工程前保持一致。从竣工后的监测结果，提出了对这两座保护建筑的调整建议(图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