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朱九江《传家帖》卷的发现与广东书风的再考察_石楼-手卷-同治

图一 朱次琦(九江) 传家帖卷 局部之一

　　二〇一四年的早春时节，北京拍卖市场上出现了一件日本回流的书法手卷。它由两个部分组成，前面是一组诗赋的题目，多半是某书院、学堂或者书塾的“作业”，也就是和制艺、八股文有关的东西;后面是叔叔写给侄儿的几通信札，内容么，家长里短、日常吃食之外，就是长辈关心晚辈学习之类的。从岭南、广肇、番顺等地名看，书者即使不是广东人，至少也曾在广东寓居过很长时间。从提到学海堂、谭宗浚进士及第来看，这些墨迹是清末的产物。(图一)

图二 朱次琦(九江)画像(选自叶恭绰编《清代学者象传第二集》)

　　熟悉广东书法史的鉴定家或收藏家，根据书法风格，也许一眼就能看出这部手卷出自朱次琦(九江)之手。但是，观风望气似的鉴定终究欠缺点儿说服力。通过考订手卷中所涉及的历史人物和事实，将之与“眼鉴”结合起来，不仅能凿定书写者，还原艺术品的价值，还让这部手卷成为了一个标本。历史人物和事实的认定，作品内容和文献史料的互证，书法家风格的形成和个性的特征，古代书画考鉴的几大要素，在此几乎都有涉及。与教科书所说几乎完全契合的考鉴流程与结果相映成辉，也使得这部手卷闪耀出更多样的光彩。(图二)

　　朱九江是康有为的老师。康有为虽然对老师的书法推崇备至，但是，他的书风与老师似乎相去甚远。商承祚则对朱九江这位前辈老乡的书法成就颇有微词。要弄清楚这些问题产生的根源，必须对明清以来的广东书风做全面地梳理。而全面了解广东书风的面貌及其与中原、江南地区书风的关系，也有赖于并反过来有助于对古代书法史的深入探讨。这个过程中，首先需要理解，作为传统意义上的帖学大师，颜真卿的部分书法中实则具有浓郁的碑石意，颜真卿书学思想与后来的碑学最为接近。理解颜真卿对于书法的多重贡献，理解颜体书风的多样性，理解帖学对于颜真卿的继承与取舍，理解碑学之所以能兴盛是帖学中原本就包含有对于碑意的探索，是讨论得以继续的前提。康有为的书法其实更多的是根源于帖学。康有为与商承祚对朱九江书法的不同认识，缘于书法观念的差异。这种差异，仍在帖学范畴之内，因帖学家所奉的“家法”与其“固化”而起，是传统与变革视野下的冲突。

　　哪怕是“书法简史”，也非本文所能承担之重。本文只是试图借考证佚名手卷作者的机会，通过阐述颜真卿与帖学以及碑学的关系，介绍一下自己对于古代广东书法与中国书法、中原书法诸方面关系的粗浅认识，很多地方连“择要而言”都不能做到，读者省知其大意即可。个人的这些认识体会，拔高些说，也算是观点，欢迎批评指正。为行文简便起见，除了本文的主角朱九江，其他古今贤哲，一律直呼其名而不用敬称。

　　一

　　划出一个时空圈

　　即使一眼就能认出书写者是谁，面对无名氏的书法作品，首要的工作，仍然是看能不能从作品中“读”出它所属的年代。书法自身的时代风格，固然是断代的依据，然而，其书写内容是否具有“纪实性”，以及如何正确理解、解读这种“纪实”，更是科学鉴定必须面对，并予以合理解答的课题。如果足够幸运，能明确书写者的籍贯等重要信息，当然更好了。较之前半部分的诗赋题目，手卷中后半部分信札里的线索似乎要多一些，也更容易梳理。其中，以下拟称为《及第札》《志局札》《十九日札》的三通书信，将成为讨论的重点。

　　《及第札》全文如下：

　　“向在陈少伯霜馆中，《齿录》载胞伯龙韬，甲辰举人。此人未审系陈景濂之父抑是伯叔父?计其年，必逾耆艾矣。此次必因陈景濂会试牵率老夫，以至于此也。然亦□□功名有定，不可以人力争矣。番、顺各中五名，而首邑仅中三名，未免减免。然谭叔誉获售，则一以当千，不可以多寡论。惜玉生先生之不及见也。”

　　图三 朱次琦(九江) 传家帖卷 局部之二

　　“□山近来不知写字进境何如?从前笔底却亦清朗可喜，无讨厌处。□□词馆，亦有望也。”(图三)

　　番、顺，即指番禺、顺德，皆属广州府管辖，故“首邑”应是指广州。

　　检光绪《广州府志》卷四十一《选举表十·国朝进士》同治十三年(一八七四)甲戌陆润庠榜，南海(广州府附郭)有谭宗浚、刘廷镜、麦宝常等三人，番禺有姚礼泰、沈锡晋、梁肇晋、何子鋆(香山，旧属番禺)、金学献等五人，顺德有何崇光、黄玉堂、何其敬、杨凝钟、陈华褧(新会，旧属顺德)等五人，与《及第札》中所谓“番、顺各中五名，而首邑仅中三名”，正相一致。

　　其中，俗称“榜眼”的一甲二名进士谭宗浚(一八四六——一八八八)，历官翰林院编修、云南按察使、广西隆安道，撰有《希古堂文集》等。

　　据《清史稿》《清史列传》《清国史》《谭先生墓碑》《谭君传》等的记载，谭宗浚字叔裕。不过，古人行文写字时，也许无心，也许别有来由，也许只是听音记字的臆度，往往有随手借用同音字的癖好。尤其是在涉及字号别称时，更会状况百出。民国《博罗县志》云“上界三峰西下五里为长沙巊(读如屻)，以多粗沙故名。下为道姑田，石竦潭澄，松阴杉绿，谢里甫亟赏之，谭叔誉(宗浚)《看山集》以为何仙姑遗迹云。”检谭宗浚《荔村草堂诗钞》卷九《看山集》，有《云母峰下有道姑田是何仙遗迹》七绝一首。因此，《博罗县志》与《及第札》一样，它们所记之谭叔誉，就是谭叔裕，即谭宗浚。

　　《近代名人小传》云：“宗浚承家学，读书学海堂，治经善考据名物，文工俪体，宏博在吴锡麒上。诗尤警拔，寄托高远……唐炯叹曰：‘少年文士，而能不畏强御，若斯人者，吾见诚罕矣。’”所以，《及第札》才会说：“谭叔誉获售，则一以当千。”这是对榜眼地位的推重，更是对学问人品的尊崇。

　　谭叔誉即谭叔裕，即谭宗浚。那么，“玉生先生”显然就是谭宗浚的父亲谭莹。谭莹(一八〇〇——一八七一)，字兆仁，号玉生，于书无所不窥，而尤长于词赋。强记过人，凡先哲嘉言懿行，与夫地方沿革掌故，纵隔时甚久，能备述其颠末，是学海堂学长兼粤秀、广雅等书院监院，撰有《乐志堂集》等。著名的《粤雅堂丛书》就是在他的帮助下才得以刻印行世的。谭宗浚是同治十三年的进士，而其父谭莹卒于同治十年。所以，《及第札》会说：“惜玉生先生之不及见也。”

　　《及第札》应作于同治十三年。札中说陈龙韬是“甲辰举人”。同治十三年之后的第一个甲辰是光绪三十年(一九〇四)。中国的科举考试于光绪三十一年(一九〇五)正式停办，最后一次会试是光绪三十年的甲辰科，最后一次乡试是光绪二十九年(一九〇三)的癸卯科。因此，陈龙韬的“甲辰举人”不可能是光绪三十年考取的。

　　同治十三年之前的第一个甲辰是道光二十四年(一八四四)。仍检光绪《广州府志》，其书卷四十六《选举表十五》，道光二十四年甲辰恩科乡试中式者中，有一位番禺人，正好名叫陈龙韬。同科中举的，还有“玉生先生”谭莹。假设陈龙韬与谭莹年岁相仿，到同治十三年时，差不多有七十岁，与《及第札》中所说的“其年必逾耆(六十岁)艾(五十岁)”相符。

　　《番禺县文史资料》第十期有一篇《禺山武举陈大元》说：

　　“清代武举陈大元，番禺石楼乡人，好武术，练武之余亦潜心读书。工诗、乐，喜唱昆曲。……陈大元的儿子陈龙韬，道光甲辰举人。当时石楼乡曾征集《石楼八景》诗，共征得律诗七千多首，为番禺诗坛盛事，由陈龙韬等人选刻一百九十首，附有摘句配图，并由张维屏评定。”

　　这个陈龙韬，应该就是《及第札》里那位陈龙韬了。民国《番禺县续志》卷二十一《人物》有陈景鎏，《番禺县文史资料》第十期《石楼镇历史人物简介》等当代书籍中的陈景鎏传基本上都是据此改写的。综合起来，大略如下：

　　陈景鎏(一八四四——一八九九)，初名景濂，通籍后改今名。字蚧徽，号翊溪，石子头乡(今石楼村)人。武举陈大元孙、举人陈龙韬侄。同治十一年(一八七二)乡试第二名举人。光绪六年(一八八〇)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编修。景鎏家世务农，素娴农事，居近水，堤堰薄，台风时多溃决。景鎏为之增高疏浚，得以无患而岁常有盈。任职词馆本属清闲，唯闭门读书，对亲贵者无所干谒。侍御安维峻谏慈禧太后，获罪戍边。景鎏卧病数月，闻之矍然起，亲送且厚赆之。素不喜奔走权门，故在翰林院十多年，不获升迁。光绪二十三年(一八九七)八月，充顺天乡试同考官。翌年议叙得道府，赏加盐运使衔。二十五年(一八九九)九月，授福建兴泉永道。十月，将出都，得寒疾，误服药而卒。年五十六。

　　显然，这位陈景鎏就是《及第札》里的陈景濂。

　　《志局札》全文如下：

　　“入志局可问孟葵世伯，志稿皆发刻未?何日可以刷印?本年内可以通派否?渠以何时还也?”

　　《清人室名别称字号索引》中没有“孟葵”，但有李徵霨字孟夔者。检前引光绪《广州府志》，卷首的分纂中，正好有一位“举人内阁中书衔高要县教谕李徵霨”。正如谭宗浚的字应该是“叔裕”，而《及第札》《博罗县志》等写作“叔誉”一样，李孟葵无疑就是李孟夔。

　　《广州府志》有光绪四年(一八七八)史澄、光绪五年(一八七九)仲春冯端本序，因此，《志局札》也应该写于光绪五年前后。

　　从以上的考察中可以得知，佚名手卷的书写者生活在清代后期，是广东人，或者，至少曾在广东寓居过很长时间，熟悉广东(广州)本地风土，与本地名人多有交往，应该不是籍籍无名之辈。

上一页 1234 下一页
关键字： 内容标签：石楼,手卷,同治,,石楼 手卷 同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