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中国考古学的滥觞和李济先生（下）_李济-中央研究院-甲骨文-安阳

《大龟四版》拓片之一

　　甲骨文的发现，其功在收藏家王懿荣，但最著名的《大龟四版》的发掘者，却是以考古学家李济、董作宾为代表的中研院史语所殷墟考古发掘队。民国十八年(1929)十二月十二日，考古发掘队在河南安阳小屯村北地殷墟遗址中心地大连坑南段的长方坑中，在离地面5.6米之土层，发现了一套完整的龟壳四块，面积很大但不太完整的龟板上刻满了殷商时代的贞卜文字，称为《大龟四版》。在它的下层，还有许多殷商时代遗物。

　　殷墟考古引发的风波

　　大块殷墟龟甲文字，极其少见。此套甲骨文一经发现，立即获得最妥善的处理，公布及时，研究迅即展开。董作宾先生作为领队，马上开始《大龟四版》的文字考释。并引出他对中国上古时代“历法”的研究兴趣。其后，在中央研究院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周年生日之际，董作宾撰写了《甲骨文断代研究例》这一原创性的重要论文，其后在抗战中，又撰述了不朽的《殷历谱》。考古发掘之大收获引来大著作，解决了多少年都搞不明白的上古重大课题，改写历史，重新定位，皆是从这《大龟四版》中萌生激发而成，考古学的强调科学性，于此可见一斑!

　　其实，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精心组织殷墟考古发掘团第三次发掘开始之时，河南省教育界人士听信传谣，认为安阳地下藏古物是河南省本土的财产，错以为中央研究院的考古发掘，是如盗墓贼一样的古董贩子，只是贪取河南宝物而已，于是由省政府下令停止发掘。细想想，在当时中原西北盗墓风气横行之时，这样的误解是十分正常的。为此，中研院史语所长傅斯年亲赴开封，与教育界人士沟通洽谈，又以中央研究院院长转陈国民政府说明，经过多方努力斡旋，终于重开发掘。据说在前述被叫停的最后时刻，才偶然发现这套《大龟四版》;它已经成为傅斯年先生为殷墟考古的必要性奔走呼吁、说服朝野的最有力的事实证据。

　　在当时，考古文物发掘，首先是被认为等同于“盗墓贼”，其次则是唯利是图的“古董商”。其时的知识界看文物古器，则如劳榦先生所指的“悬金以求，募贼以窃”，都是牟利之徒的形象，注重商业目的远大于学术价值。故而地下一出古文物，首先让人怀疑的是考古发掘队得到“宝贝”占了大便宜可卖大价钱的印象，连当时一般乡绅士族也都是这样认为的。这样的传统式的定位于“古董商”“金石家”的认知承传，与近代西方引进的考古与科学研究的含义，可称是相去千里。

　　李济的奠基之功

　　而李济先生年轻时赴美国麻省克拉克大学和哈佛大学留学之际，中国历史考古尚未萌起和走上轨道。待他学成归来，先入南开大学，继在1925年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任导师而与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齐名，尤以近代科学考古田野考古第一人著称于时。从民国十八年1929开始至1937年的八年之间，以安阳殷墟为中心，共进行了十五次发掘，奠定了中国科学考古的基础。李济自己对考古队员有严格规定：反对私藏，无论发掘买卖，涓滴归公。他自家客厅卧室，没有一件古物陈设，这种职业化的规范品行，使他的近代科学考古与学术，与附庸风雅耽玩金石的“古董客”划清了界线。而在中央研究院的最初殷墟考古发掘中，学术界的最初期望也仅仅在于此举可以多发现一些甲骨文以证古史。在当时学者心中，只有“金石学”而并没有考古学;只有考经证史而没有科学目标。连当时的国学大师如章太炎，甚至还认为甲骨文是伪造。但正是因为李济的十五次考古发掘，才有了考古学上的遗址、小屯宫殿、侯家庄的墓葬，乃至陶、骨、石、蚌、玉、青铜器，还有已经腐朽的木、漆器、水银、锡、编织物等生活材料，更有绿松石镶嵌、海贝货币、铜铸用泥范，以及象牙、鹿角、牛骨、龟甲，还有鲸骨、象骨、水牛骨、扭角羚骨等等。仅就陶器一类，有陶片二十五万片、复原有1700件之巨。

　　除了如上所述殷墟考古，而李济先生率中央研究院史语所考古组，还在山东历城、滕县、诸城、日照，又在河南辉县、浚县，四川岩墓、西北古文化考古发掘方面贡献卓著。而据目前资料记载，他最早的考古发掘、也是以中国考古学家身份的第一场科学考古，是远在殷墟考古三年之前的1926年，地点是在山西夏县西阴村古迹遗址，李济正是在此间发现了蚕茧，证明在上古新石器时代，先民已有养蚕的事实。这些成果，对于中国早期文明史的构建，都堪称是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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