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门户网:陈平原：出版背后的学术立场_出版-传统-整理-晚清-古籍

一个时代学术、思想及文化的进步，取决于创新与守成之间的巨大张力。若以旧时航海为例，前者如高扬的风帆，后者则是沉潜的压舱石。外行只见新旧之间的对峙与碰撞，内行

　　一个时代学术、思想及文化的进步，取决于创新与守成之间的巨大张力。若以旧时航海为例，前者如高扬的风帆，后者则是沉潜的压舱石。外行只见新旧之间的对峙与碰撞，内行方才明了二者的相辅相成。没有传统根基的创新，不是前途无量、可持续发展的“新”；没有未来导向的守成，也不是蕴藏无限生机、蓄势待发的“旧”。理想的状态，应该是求新求变的异说纷纭，与求稳求真的泰山不移构成合力，且相得益彰。

　　不管守成还是创新，都必须对传统保有某种温情与敬意。这里所说的传统，既是精神境界，也是物质形态——那些记载或蕴涵着史事人物、道德文章、嘉言懿行、人情物理的典籍，是一个民族最值得宝贵的文化遗产。这就难怪，学界、民间及政府均对此高度重视。从1958年国务院在京召开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大会起，这六大任务——整理和出版中国古代名著基本读物、出版重要古籍的集解、整理和出版总集或丛书、出版古籍的今译本、重印/影印古籍、整理和出版有关古籍的工具书——便始终在积极推进中，也取得了耀眼的业绩。再加上近年各种数据库的建立与完善，今人若想读古书（不谈能力及趣味），逐渐变得唾手可得了。

　　相对来说，近代文献的搜集与整理，可就没有这么幸运了。我曾多次提及：“中国人说‘传统’，往往指的是遥远的过去，比如辛亥革命以前的中国文化，尤其是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其实，晚清以降的中国文化、思想、学术，早就构成了一个新的传统。可以这么说，以孔夫子为代表的中国文化，是一个伟大的传统；以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化，也是一个伟大的传统。某种意义上，对于后一个传统的接纳、反思、批评、拓展，更是当务之急，因其更为切近当下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与之血肉相连，更有可能影响其安身立命。”（《作为一种思想操练的五四》第11—1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对于后一个传统的“接纳、反思、批评、拓展”，必须伴随着近代文献的搜集与整理。可惜目前这方面的工作，尚未上升到国家战略的层面。

　　考虑到大部分晚清及民国图书的纸张十分脆弱，经不起再三翻阅，很多图书馆已不再出借了。这个时候，采取必要的保护手段，让更多作品能长期保存且传承下去，变得刻不容缓。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趣味，今人的选择不一定准确，不妨把眼光放远、门槛降低，借助新的技术手段，让更多图书入围，尽可能扩大保护圈。表面上看，这只是出版行为，可背后隐含着学术立场，那就是取“守先待后”的姿态，对历史负责。

　　史料乃学术之本，没有相对完善的资料积累，学界很难展开深入研究。在此意义上，存一代文献，乃学者及出版社的共同责任。晚清以降出版的众多书籍，近二十年虽也有不少整理与重印，但像《中国近代文学文献丛刊》这样网罗八方，规模宏大的计划，尚属首见。若能顺利完成，则嘉惠学界，功德无量。

　　编委会同人对此计划十分赞许，愿意投入其间，与越生文化、河南人民出版社通力合作，用十年左右时间，分批分辑，以最大限度保存历史信息的形式，推出大约万种晚清至新中国成立前的文学图书。这里所说的“文学文献”，含诗歌、散文、小说、戏剧、文学研究、外国文学译作等六大类。具体操作中，如何面对跨文体写作、文学研究的边界与范围，以及同一作品选择何种（或多种）译本等，这些都考验编者的眼光和趣味，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摸索与调整。

　　大型丛书的编纂，对于出版人的勇气、见识与耐力，是个严峻的考验。此外，如何采用新技术，给图书馆及阅读者提供尽可能多的方便，也需要认真斟酌。考虑到丛书篇幅巨大，加上不是一次性推出，即便有索引卷，也会查阅不便。托数字化的福，读者扫描每类各编最后一卷的二维码，可获得本编百册图书目录（可检索）。随着工程的进展，我们会在网上提供已刊图书全部目录，供使用者下载。

　　不同于书斋里的个人著述，如此规模的文化工程，需要出版人、图书馆、学术界以及广大读者通力合作，再加上政府及民间的支持，方才有可能顺利完成。“开篇”固然不易，“凯旋”实际上更难。中国人喜欢说“有志者事竟成”，希望这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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