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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中国文物保护的历史考察1949-1965（上）　　三、大跃进期间的波折(1958-1960年)　　1958年，“大跃进”开始。

　　新中国文物保护的历史考察1949-1965（上）

　　三、大跃进期间的波折(1958-1960 年)

　　1958 年，“大跃进”开始。在“大办人民公社”、“大炼钢铁”的浪潮中，一批文物受到破坏。据北京市文物局统计，1958-1959 年第一次文物普查共登记古建筑类文物3282 项，到80 年代第二次文物普查，只剩下2529 项。第二次文物普查比第一次锐减的首要原因，是1958 年下半年开始的“大跃进”运动，“左”的指导思想影响下，要求文物部门“厚今薄古、古为今用”;在“大办人民公社”、“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中，公社要求文物部门支持街道办工厂、腾退寺庙、清理庙内佛像及文物。第二个重要原因才是“文革”中文物被视为“破四旧”的主要冲击对象，导致许多文物古迹被毁[24]。

　　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古建筑及历史纪念建筑物类型

　　北海及团城

　　北京市

　　城墙的存废之争在大跃进时期达到高潮。未被列为第一批文物保护单位的北京城墙遭到大规模的拆除。1958 年1 月11-22 日，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说：“北京拆牌楼，城门打洞，也哭鼻子。这是政治问题。……北京的城墙保存一千年，千年以后还是要拆。”[25]1 月28 日，毛泽东在第14 次最高国务会议上说：“南京、济南、长沙的城墙拆了很好，北京、开封的旧房子最好全部变成新房子。”[26]1958 年3 月5日，彭真对城墙的处理问题批示：“我是坚决主张拆除北京的城墙的。只要把长城的若干段保存下来，即可以代表这方面的文物。但在这个问题上各方面朋友们以至在群众中的意见是很不一致的。因此需要经过酝酿，慢慢来。至于已成为危险建筑物的部分，现不再修，便只好先部分拆除了。”[27]1958 年6 月23 日《北京市委关于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初步方案向中央的报告》的附件“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初步方案”的要点中，明确提出：“城墙、坛墙一律拆除”，“把城墙拆掉，滨河修筑第二环路”[28]。这使持续数年的北京城墙存废问题的争论有了结果。自1958 年到“文革”修地铁期间，除正阳门、德胜门箭楼、东南角楼、观象台等少数地段，北京城墙被全部拆除。

　　1958 年之前中共高层领导人之间、文化部文物局和北京市、北京市和一些学者之间，对是否要拆除城墙的认识并不统一。1956 年，北京市决定拆除朝阳门。对此，文化部文物局同北京市的意见存有分歧。但当时北京城墙还没有被列入文物保护单位，文物局也无权直接制止。文物局局长郑振铎坚决反对拆除城墙，并撰文呼吁，“城墙是不是非拆不可的一类东西呢?是不是今天就要拆除干净了呢?我主张：凡是可拆可不拆、或非在今天就拆不可的东西，应该‘刀下留人’，多征求意见，多展开讨论，甚至多留几天、或几年再动手。”“徒毁古物，无补实用。何苦求一时的快意，而糟踏全民的古老的遗产呢?”[29]

　　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古建筑及历史纪念建筑物类型

　　杜甫草堂

　　四川省成都市

　　北京市对城墙的拆除，也遭到了周恩来的批评。1956 年6 月3 日周恩来前往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参观北京规划模型展览，听取城市建设规划汇报。针对有人要拆除前门的主张，周恩来说：“前门怎么拆?它又不挡路。有一条原则，凡是不忙的事，就不要办。”他批评拆掉朝阳门、阜成门是主观主义。他说：“城楼两边有了车行道，不影响交通，也不必一定要拆。”[30]1957 年，在国务院的干预下，北京城墙的拆除一度告停。1957 年6 月19 日，北京市人民委员会收到习仲勋签发的国务院“文习字第69 号”通知，内称“希你市对北京城墙暂缓拆除，俟文化部和你市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并加综合研究后，再做处理。”北京市随即责成相关部门，“对本市城墙目前不致倒塌的，即行停拆”[31]。不过，1957 年10 月28日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公布《北京市第一批古建文物保护单位名单和保护办法》，北京城墙并未列入文物保护单位之列。但在1958 年毛泽东明确表态赞成拆城墙后，北京城墙的全面拆除已是不可逆转。

　　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古建筑及历史纪念建筑物类型

　　拙政园

　　江苏省苏州市

　　1958 年夏，已被列入陕西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西安城墙面临拆除的危险。这年9 月，西安市委向陕西省委请示，认为西安城墙可以不予保留，今后总的方向是拆，只保存几个城门楼子。10 月，陕西省委复函表示“原则同意”。1959 年初夏，陕西省文化局副局长武伯纶为首，以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的名义直接向国务院打电报，请国务院出面干预[32]。在国务院干预保护西安城墙的过程中，时任副总理习仲勋发挥了重要作用。据习仲勋之子习远平回忆，“当时有人给父亲发电报，说陕西要拆除古城墙时，父亲立即出面制止”[33]。习仲勋打电话给时任文化部党组书记、副部长钱俊瑞，大意说，看起来北京城墙保不住了，一旦北京城墙拆了，怕全国其他城市群起效尤，那会是个灾难性的事件，一定要把西安城墙保下来!钱俊瑞连夜找到时任文物局副局长王书庄，王书庄又找到文物局业务秘书谢辰生说这个事情。谢辰生第二天早上一起来，就去找文物局另一位业务秘书罗哲文和文物局工程师陈明达，紧急整理出了一个材料，交给了钱俊瑞，建议西安城墙不能拆[34]。1959 年7 月1 日，文化部向国务院提交《关于建议保护西安城墙的报告》，认为西安城墙“建筑宏伟，规模宏大，是我国现存保存最完整而规模较大的一座封建社会城市的城墙”，“我部认为应该保存，并加以保护”。7 月22 日，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兼总理办公室主任齐燕铭(后任文化部党组书记、副部长)签发《国务院关于保护西安城墙的通知》(直秘齐字189 号)，表示“国务院同意文化部的意见，请陕西省人民委员会研究办理。”[35]西安城墙因此得以完整保留，并于1961 年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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