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门户网:郑岩：破碎与聚合——青州龙兴寺佛教造像的新观察_（上）_-佛教-青州-佛像-北周-金像-中国

　　编者按：本文是郑岩教授为2016年世界艺术史大会特展《破碎与聚合——青州龙兴寺佛教造像》画册所著专论，发前人所未发，特此辑录，以飨读

　　编者按：本文是郑岩教授为2016年世界艺术史大会特展《破碎与聚合——青州龙兴寺佛教造像》画册所著专论，发前人所未发，特此辑录，以飨读者。

　　郑岩：破碎与聚合——青州龙兴寺佛教造像的新观察 （下）

　　作为20世纪中国考古学的一项重要发现，山东青州龙兴寺佛教造像窖藏的发掘距今已整整20年[1]。20年来，学者们就相关问题发表了大量论著[2]，使这项发现成为中国考古学和美术史研究的一个热点。一些新版的中国美术史教材，也将其中最为精彩的造像列为中国古代雕塑的代表作。有论者甚至认为，这项发现足以“改写”中国雕塑艺术史。与此同时，以此为主题，海内外举办过多次规模不等的展览[3]，受到观众的普遍欢迎。

　　以往各种展览和图录、教材所呈现的，多是龙兴寺窖藏造像中的精品。在布光讲究的展厅和精心拍摄的照片中，佛与菩萨的形象庄严静穆，优雅精致，富有艺术感染力(图1)。但是，这种美感却与我1997年第一次看到这批造像时的印象有着极大的差距(图2)。当时，这批造像已发掘完毕，被运到青州市博物馆的文物库房进行初步整理。在我眼前，大部分造像被破坏得十分零碎，体量不等的残块铺满了数百平方米的库房地面，大者超过一米，小者只有几厘米。工作人员初步拼合的一件佛像的身躯，由大大小小近百块碎片组成(图3)。发掘简报称这批造像共有四百余件。实际上，要清楚地统计出造像的数量，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一位参与整理的学者曾提到，这些造像的残块有数千件之多[4]。在这里，表现完美的肉体、精细的雕刻工艺，以及鲜艳华美的敷彩贴金，皆与无情的断裂、生硬的破碎，形成强烈的冲突，触目惊心。

图1 青州龙兴寺窖藏出土北齐贴金彩绘石雕菩萨像

图2 青州市博物馆龙兴寺窖藏造像整理现场

图3 青州龙兴寺窖藏出土北朝佛像残破状况

　　龙兴寺窖藏中的造像百分之九十以上属于北朝(386~581年)晚期的遗物，其最早的纪年是北魏永安二年(529年)，更多的属于东魏(534~550年)、北齐(550~577年)时期，也有少数唐代(618~907年)造像，而最晚的造像纪年则是北宋天圣四年(1026年)。晚期造像虽然所占比例极小，但根据考古地层学的原则，这处窖藏埋藏的时间上限应是1026年，实际的时间只可能略晚一些，而不会更早。

　　许多北朝造像在早期就受到不同程度的损毁，此后又进行了修补，而后再次受到破坏。研究者认为，这些造像可能经历过北周武帝和唐武宗声势浩大的灭佛运动的冲击。北周建德三年(574年)五月十五日，武帝宇文邕下诏“断佛、道二教，经像悉毁”。建德六年(577年)北周灭北齐后，继续推行灭佛政策，毁寺4万所。可能与龙兴寺窖藏造像相关的第二次大规模的灭佛发生在唐会昌年间(841~846年)，崇信道教的唐武宗李炎多次下诏排佛，共拆除大小寺庙4.46万所。据晚唐到中国求法的日本僧人圆仁所见，山东最东部的登州(今蓬莱)“虽是边北，条流僧尼、毁拆寺舍、禁经毁像、收检寺物，共京城无异。”[5]

　　在灭佛的狂飙过去之后，随着佛教的复兴，一些造像曾被加以修补。据记载，隋开皇十三年(593年)，文帝杨坚在岐州(治今陕西凤翔)偶然见到一处古窑中堆满了北周武帝灭佛时损毁的佛像，便下诏修复[6]。在龙兴寺，人们将造像断裂处两端凿上孔洞，灌入铅锡合金或铁汁以连接固定[7]。但是，由于许多造像受到多次的破坏，最终难以收拾。在1026年之后，这些历尽劫波的造像残块被有序地收集、掩埋起来。

　　龙兴寺窖藏坑东西长8.7米，南北宽6.8米，深3.5米。坑内有南北向的斜坡道，便于运放造像。坑内造像分三层排列。较完整的置于窖藏中间，头像沿着坑壁边沿摆放，陶、铁、木质像及彩塑置于坑底，较小的造像残块上部用体量较大的造像覆盖。坑的四周撒有钱币，最上层覆盖苇席，最后填土掩埋。为什么这些大大小小的残块没有被废弃，而在寺院中保存了数百年?为什么这些形象不完整的残块没有被随意丢弃在坑中，而是得到了如此慎重的处理?

　　要理解这种现象，首先要回到一个基础问题上——什么是一尊佛像?

　　与许多宗教一样，佛教在公元前6世纪兴起于北印度时，并不绘制或雕刻释迦牟尼本人的形象。公元前3世纪，佛教传入印度河中游犍陀罗(Gandhāra)地区。这一地区在亚历山大(Alexander the Great，公元前356~前323年)东征以后，受到希腊文化中雕造人像传统的深刻影响，佛教因此融入新的文化元素，开启了造像的传统。传入中国的佛教被称作“像教”，佛像是其礼拜仪式的核心。这些外来的形象，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人的神明观念和对彼岸世界的理解。

　　佛和菩萨的形象，不能被简单地理解为一般意义上的“雕塑”，换言之，这些造像根本不是以艺术的名义制作的。在中国中古时期的禅学中，佛教徒修行离不开“观像”，而观像即观佛。信徒先是由眼睛“粗见”一尊佛像，最后打开“心眼”，在心中呈现出真正的佛[8]。在这个过程中，观看和默想交替进行，造像实际上是信徒的精神进入另一个世界的引导物。但这一引导物往往与真实的神明合而为一，在很多佛教故事中，佛或菩萨自身的力量即显现于造像中。

　　敦煌唐代323窟的壁画描绘了“石佛浮江”，“金像出渚”两个传说[9]。前者画的是西晋建兴元年(313年)，两尊石佛像浮至吴淞江口。渔人以为是海神，便请来道教徒祷祝，但风浪弥盛。而当一些佛教徒前来迎接时，则风平浪静，石像浮江而至(图4)。后者描绘东晋咸和年间(326~334年)丹阳地方官高悝于桥下获一金像，上面的铭文说该像为印度阿育王第四女所造(有的文献说是阿育王为其四女所造)。当佛像被载至长干巷口，拉车的牛停止不前。高悝便在此建造长干寺。不久，一位渔人发现金像失落的莲花座漂浮在海面上，一位采珠人又在海底发现了金像失落的背光。这些残块被捐赠给寺院，皆与金像十分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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