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之毫厘,失之千里。
在武昌城昙华林中,有两个单位因为名称的一字之差,常常使得来访者如坠云里雾中--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这便是湖北美术学院与“湖北美术院”。
前者是指学习的地方,后者去掉了“学”这个关键字,表示学富五车,已经变成了艺术家,身份、地位的层次不一样了,西方“法兰西艺术院”等亦是如此。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其实,兄弟俩原本是一家人。
此话说起来有点长,上世纪二十年代武昌艺专揭杆而起,旗下聚集了华中地方许多热爱艺术的才子佳人。他们风流倜傥、自命不凡、抱团取暖、矢志不渝,决心要以美术教育为生计,几头犟牛也拉不回头。经历了中原文艺学院、中南美专、华师美术系……等不同的阶段,颠沛流离、薪火相传。
好不容易捱到1958年,湖北艺术学院美术分部(老湖美)正式落户于昙华林,此后几年持续的建设,校园、专业、师资、设备等都具备了相当的规模。大家终于歇了口气,美术教育这个饭碗应该是确保无虞了。
谁知到了1965年,“有关部门”来了文件,决定老湖美停止办学。顿时,才子佳人们目瞪口呆、花容失色。他们四体不勤、五谷不分,除了乱涂瞎画和玩弄泥巴之外,別无所长。此刻人心浮动、惊惶失措。何去何从、怎样谋生是困扰他们的大问题。
10月份好消息传来,“有关部门”又来文件,命令他们原地卧倒,成立名为“湖北美术院”的单位,专事艺术创作,仍然吃一份皇粮,大家才渐渐地把一颗心放进肚里。首任院长兼书记为王太刚,副书记师群,副院长杨立光、刘依闻等。
美术院,其他省份称之为“画院”。
画院是天朝历史上独特的官署,在宫廷中掌管绘画。与教坊司(管理乐妓)等机构一样,都是为皇家服务的“高逼格”。这是东方先进文化的产物,西方蛮夷嗟尔小国是没有的,即使想弄也养不起。
画院始于五代,盛于两宋。元代蒙古人“只识弯弓射大雕”,不懂风月,画院遂被废除。明朝重新复置,至清朝合并为珍宝馆。除了为皇帝及嫔妃们画像外,它还承担着管理皇家藏画及培养御用画家的任务。
1950年后,北京成立了画院,随后上海、江苏、广东……等地纷纷跟进,仅有湖北命名为“美术院”,大约是包含了砸泥巴等重体力活儿的缘故。“学而优则仕”,既然吃上了皇粮,别的东西没有可以忍受,但是行政级别一定是要有的,因此美术院被冠以“副厅级”。
端他人碗,受他人管。
此刻,历史跨入了新的纪元。革命领袖不需要御用画家的涂脂抹粉、歌功颂德,而是要求他们“文艺为人民服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可是,画家们的思想,如同老太婆学开汽车,一下子转不过弯来,满脑子还是“帝王将相”、“英雄美人”、“梅兰竹菊”……等乱七八糟的东西。
为了帮助他们尽快转变立场,除了给予行政级别的待遇外,各种运动与折腾也必须是要有的。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美术院被改名为“毛泽东思想美术宣传工作队”,简称“美工队”,大概取战争年代的“敌后武工队”的意思,专门从事内部斗争的勾当。
院领导及老画家们遭到反复的批判和揪斗,例如,著名国画家王霞宙,是仅存为数不多的武昌艺专老教授,经过学习提高了思想觉悟后,为了尽快地脱胎换骨、重获新生,遂于1976年跳楼而去。
另一位著名的国画家汤文选,是武昌艺专毕业的高材生。早在50年代便创作了很多表现工(人)、农(民)、兵(战士)的作品,如《婆媳上冬学》、《送粮路 上》、《喂鸡》等等,“美工队”还是不满意,给他戴上“右派”的大帽子。意犹未尽,每逢周四院里开会学习之前,把他拉来批斗一番是照例的功课。他终于长了记性,下半辈子再不敢画工农兵人物了。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
1972 年,“有关部门”再次下达文件,决定恢复老湖美(初称湖北艺专分部),要调动“美工队”的画家们重返学校、再执教鞭。大家面面相觑、犹豫不决,好不容易改变了身份,“美工队”里再不济也是个“敌后”宣传员,与返回美院做“臭老九”(文革中人分九等,教师排在最未尾)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再说,文革中所有美院都停办了,教师们为了混囗饭吃,有奶便是娘,大多想方设法钻进了美协、画院、文化馆和群艺馆等处。一时各地画院人才济济、风光无限。如上海陈逸飞、魏景山;广东陈衍宁、汤小铭;湖北的唐小禾、程犁等,擅长描绘工农兵“高大全”与领袖们“红光亮”的光辉形象,声名远播,成了广大美术青年效仿的榜样,画院被视为画家们趋之若鹜的首选之地。
此曲只是天朝有,西方蛮夷无处寻。
天朝优越且特色的体制,为艺术家提供了优越的条件。
那会儿,我最羡慕嫉妒恨的就是他们。不用坐班上课,不要伺候领导,银子按月领取,米油按年发放。可以睡得昏天黑地,可以喝的烂醉如泥。打麻将、下围棋、侃大山、泡小妞……,都是革命的艺术工作。
画家们大多不愿意当教书匠了。
无奈之下,老湖美与美术院兄弟俩只好各自为政,划分地盘。
经历了七、八年的“革命运动”,地盘越运动越小。老湖美原先占地大约50亩左右,奉送给革命军人(某部队)若干亩,被革命群众(乱搭乱盖)占领若干亩,剩下的土地经过分割后,砌(阋)上红砖围墙,各留下一个小豁口(位置大约在老湖美的美术馆)仅供通行。
小人斗嘴、君子斗酒。
豁口中间地带有几棵高大的法国梧桐树,八、九十年代有好事者开了一家小饭馆,俗称“野猪林”。这块儿类似“三八线”的缓冲地带,成了双方青年艺术家们聚会聊天、喝酒猜拳、谈艺论道、打擂赌狠的最佳场所,时常有人酒量不济、光荣挂彩,被一干众人扶着掩护下撤离火线。
酒客中有一个浓眉宽脸、豪爽义气的青年,酒量极大且爱争强好胜。他是牙齿打落了往肚子吞的犟角色,喝醉也决不会在众人面前露怯。据他隔壁的“伙姐”报料,总是半夜被呕吐和啕啕大哭声所惊醒,吐的槽把厕所也堵往了。
在青年群体中,他资格较老(留校早)、年龄略长(喜欢以老大自居)、当了个小官(教务科长),我称他为“董哥”,他便是继宁兄。他自已也没料到,若干年后上任美术院的院长,此是后话。
风水轮流转,明日到我家。
老湖美经过一段休生养息,人丁逐渐兴旺起来。随着形势的发展,“臭老九”也不臭了,专科升级了本科,还招收有研究生,工资收入有些看涨的势头。搞得美术院有点茫然失措、晕头转向,有些人想吃后悔药了。
庙小菩萨大,池浅蛟龙多。
1978年,著名国画家、老资格的领导周韶华担任了美术院的院长。他思想敏锐、作风开放,美术院很快形成了良好的创作环境,不仅老一辈艺术家重新焕发青春,而且促成了大批中青年才俊的脱颖而出。
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赶旧人。
在“85美术新潮”的运动中,美术院涌现出傅中望、黄雅莉、未明和罗莹等新锐艺术家。他们不甘过悠闲自得的小日子,把“文艺为人民服务”丢失在后脑勺,创作了许多形形色色、奇奇怪怪的作品,大模大样登上现代艺术的舞台,竟然蔚为一时之风尚。
前卫的艺术青年傅中望,大半辈子与美术院结下了不解之缘。在黄陂当知青时喜爱绘画,被送到孝感地区的泥塑学习班,老师是“美工队”派来的张祖武、朱达成和汪良田等,都是湖北雕塑界的顶尖人物。傅中望从中央工艺美院毕业后,又进入了美术院工作,目前已是功成名就的雕塑家,超越了启蒙老师们。
最聪颖要数黄雅莉,常自称为“乡里妹子”,善察颜观色、且才华横溢。曾经非常谦虚地要学习陶艺,不由得不使人产生怜香惜玉之情。我带她去过枝江的“善溪窑”,把自己那点看家的手艺都毫无保留告诉她。九十年代初她移民去了加拿大,如果仍然在美术院,也决不会是等闲之辈。
光阴似箭,日月如棱。
九十年代中期,德才兼备、文武双全的著名油画家唐小禾从美术院调到老湖美任院长,开创了老湖美一个崭新的时代。
二十一世纪初期,出类拔萃、雄才大略的著名国画家董继宁又从老湖美调入美术院任院长,推动了美术院一个跨越的发展。
其实,两个单位就是如此地矫情,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缠绵悱恻、难舍难分。
兄弟阋墙、离情别恨,到目前为止双方基本上是扯平了。
世事难料、变化莫测。
如今,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艺术教育和艺术职业均呈现了多元化的面貌,不仅大量“美术学院”多如雨后春笋,各种“画院”、“艺术研究院”也多如过江之鲫,它们不需级别、没有编制、自我冠名、相互标榜。
教授、院士、画师的头衔满天飞,真假李逵、鱼龙混杂。这些自吹自嗨、当仁不让的“艺术大师”们,充满了活力和能量,给吃皇粮的美术学院和美术院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一家独大、二家独霸的风光已经不再有了。
兄弟阋于墙,能否情同手兄,外御其侮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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