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活跃在摄影艺术界的何伊宁，硕士是在伦敦艺术大学读的新闻与纪实摄影。作为一名文科生，她对图像和视觉文化的兴趣源自从小对语言和文化的关注，其本科论文在社会语言学和文化研究的框架下就美国黑人英语的词汇学特征进行了考察和研究。
何伊宁
在此基础上，何伊宁在英国修了“双硕士”，第二个硕士学位即是围绕着新闻与纪实摄影展开，课程除了实践的环节之外，更多是关于摄影与历史、社会和文化之间更广泛的关系所展开。回过头看，从文字到照片，从文学到摄影和视觉文化兴趣的转向亦回应了她在“记忆寓所”研究中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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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寓所”展览现场
2019年3月8日，“记忆寓所”在北京OCAT研究中心开幕。此次展览是OCAT研究中心发起的首届“研究性展览策展计划”的优胜方案——“描绘历史，中国当代摄影中的历史叙事”的汇报展览，也使何伊宁入围了第十四届AAC艺术中国·年度影响力评选的年度策展人奖项。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展览即将出版同名书籍《记忆寓所》，其中不仅收录了此次参展艺术家作品、展呈和活动介绍，还收录了与该研究相关的论文、研讨会文字及相关信息。
“记忆寓所”展览现场
尽管何伊宁的策展实践一直关注全球摄影实践者最新的实践方法；但这些年的实践重点随着她研究兴趣的转变而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其在2018年受邀作为联合策展人参与到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北镇文化产业中心举办的“第三届北京国际摄影双年展”展览，展览围绕着摄影的社会性、公共性和私密性互相混合的复杂议题而展开，那时开始，她更加关注进出艺术自由的摄影在后媒介时代下身份问题。
近两年来，何伊宁在策划一些国际性展览之外，主要关注技术图像实践几个逻辑：从摄影技术发展的逻辑出发，尝试用艺术实践突破摄影生产的外延和边界，沿着摄影史的脉络在推进，往往与摄影术形成对话；第二种是利用技术图像就当下媒介生态的一些反思和批判，关注算法时代背后的社会逻辑和问题，以及摄影图像在其中扮演的角色等等。
围绕摄影与策展，艺术网&艺术头条与何伊宁展开对话：
Q：艺术网&艺术头条
A：何伊宁
“摄影在历史叙事中提供的独特视角”
Q：“记忆寓所”展是“描绘历史，中国当代摄影中的历史叙事”研究的一部分。这一研究缘起为何？
A： “描绘历史，中国当代摄影中的历史叙事”作为一个包含论文、展览、研讨和出版在内的研究项目，源自我在参与当代摄影的研究、委任艺术家创作和策展实践中，围绕照片与历史叙事的一系列问题而产生，这些问题包括但不限于：
我们能否利用西方后现代叙事理论来生成一套针对图像叙事的分析策略？摄影叙事与文学与电影叙事的共同点和区别有哪些？全球领域内摄影书的流行对于当下的照片叙事潮流是否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推动摄影实践者们调用知识来进行摄影“考古”的原因有哪些？当代艺术中的档案热是否对于摄影实践者将老照片转化为艺术作品产生了影响？
为了回答上述一系列问题，在前期做研究的过程中， 我将考察对象减小到中国当代摄影中运用摄影进入历史叙事的7个案例，试图通过对产生这种潮流的原因进行语境分析，考察诸位艺术家所运用的不同策略，并从不同角度来探索摄影在历史叙事中所提供的独特视角。
Q：作为研究型展览，相较其他类型展览，“记忆寓所”在策展上有何难度？
A：首先值得讨论的是摄影历史叙事的研究本身在全球摄影实践和理论语境中建构的意义，以及这一研究对于中国当下文化以及摄影实践之间的关系。
其次，OCAT研究中心自发起“研究型策展”项目以来，针对这一命题的讨论和思辨就未曾停止，作为2018年首届项目的入围者，我在研究、策划方案展、终展和出版的过程中始终在调整我对“研究性策展”的理解，对我而言，“记忆寓所”展览是“描绘历史：中国当代摄影中的历史叙事”研究中的一部分，也是开启个人研究与行业内不同学者以及公众对话的一部分。
最后，从实践层面上来说，整个项目分为很多步骤，难度远超过一个艺术展览所容纳的展示与话语空间。在第一阶段，即初期研究和递交方案的半年后，OCAT研究中心于2018年9月份开启了方案预展项目，邀请入围的五组策展人／团队就研究方案进行预展。在反复思考
“方案预展”概念的基础上，我分别通过“方案的方案”，“方案的展示”和“方案的谱系”三个部分的展示，指向我对这七件历史叙事作品结构的考察,我为 OCAT 研究中心空间设计的展览设计草案,以及我为这一研究方案搭建的理论框架。
接着在确定终展时间后，作为研究计划的一部分，我在展览期间 （2019年3月8日——6月18日）组织了数场研讨会和公教活动，包括两场分别围绕“后现代视觉叙事的研究、书写与实践”“视觉叙事的再想象：历史、记忆与档案”展开的研讨会；两场名为“记忆回廊”的艺术家分享会，借此邀请到参展的七位艺术家分两个时间段来到北京，分享他们近期的创作和研究；一场名为探索“摄影与文字的虚构写作”的工作坊，以及一场关于从绘画到影像的“视觉叙事”讲座。
在项目最后的部分，即基于以上研究、展示和活动的基础上，我完成了针对这一项目的试验性写作，同时“记忆寓所”的出版物历经一年半的编写和审校，即将付梓。
“随时对摄影照片在历史叙事中所扮演的证据价值保持警惕”
Q：您刚刚谈到摄影历史叙事的研究本身在全球摄影实践和理论语境中建构的意义的问题。那您认为，较之文字，摄影能为历史叙事提供什么视角？
A：一个半世纪以来，摄影术主要通过镜头系统的光照和反射，将被刻画的物体摄录在具有化学感光乳剂的负片上，在空间和色调上以一种联系的方式固定下来，因此被自然而然地认为是对真实世界中的事物的忠实记录，“似乎有着牢不可破的证据价值” （米切尔，《重组的眼睛》，1993）。在这个层面上，一张摄影照片成为了某一个历史时间和空间的切面，以其视觉化的方式直观地展现在观众面前，尤其在记录事件、人物肖像上有超越文字的直观性，同时在叙述历史上打开了一个连接过去和未来的图像空间。
然而，一张照片的意义往往会伴随着它被所用着所置于的语境发生变化，甚至那些被展示成序列的照片，抑或是夹杂着文字的序列图像的真实性都不断遭到质疑；而在数码时代，数字画面被一种基于像素的单元栅格加以分辨，每一个像素的色彩和强度通过一系列二进制数字符码而确定其属性，对摄影的真实性更是提出了彻底的质疑，虚假新闻 （fabricated news）中借助挪用、串改、甚至杜撰的摄影照片已然在过去产生了一系列影响，包含性别和种族上的偏见，政党煽动选民情绪，以及对公众的隐私监控等等。因此，借此回到“记忆寓所”中的若干作品，我希望观者能随时对摄影照片在历史叙事中所扮演的证据价值保持警惕。
“期待伴随图像写作的可能性”
Q：那么，在记录历史的过程中，较之传统方式（口头、文字等），摄影形式延续了什么，又改变了什么？
A：我想换一个角度来回应这一问题，在我看来，摄影和文字作为文本（text）,在叙事上各自有其优势和局限性，对于艺术家来说，他们所关注的重点可能在于尝试如何将这两种，甚至其他的叙事媒介有效的结合在一起来展开叙事。
图片和文字的关系非常复杂，针对它的研究涉及文学、考古、艺术等不同领域，图像理论家W.J.T 米切尔曾把它们视为“两国之间的边界，通常是友好和平的，但有时会入侵邻国的领土”。在当代摄影的语境中，图片和文本既可以通过互文来推进叙述，同时也可以通过精心的建构，将观众引向歧义。但作为研究者，我非常期待伴随图像写作的可能性。
“不能把摄影策展当作成一个单独的职业”
Q：多年来，您策划了多个摄影展。在艺术媒介如此融合的当下，为什么要围绕着单一媒介做展览？
A：回答这个问题之前需要简单介绍一下全球摄影行业的生态，从专科到博士的高等摄影课程，到不同规模专门的摄影美术馆、博物馆、画廊，再到专门服务于摄影的专业媒体、摄影节、出版机构、书店，以及大量的摄影商业品牌和服务行业，摄影一直依赖都是一个相对当代艺术独立，又进出艺术自由的领域。
同时，作为艺术史研究的对象，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摄影的历史被置于一个有组织的知识的普遍框架下进行探索，在过去几十年间，针对摄影研究的不同的理论和方法扩充了摄影自身的定义，以及摄影在更为广泛的学科，如美学、文化研究、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等等不同学科之间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我的日常工作主要围绕着写作、翻译、研究、出版；以及与博物馆、美术馆、不同类型的艺术机构之间的展览和相关合作所展开； 除此之外，我还会参与世界各地的摄影节、专家见面会、以及与摄影书相关的活动。如果说前面两部分的工作是在当代艺术的语境中关注当代摄影实践，围绕图像思考生产、展示和技术交汇点上的可能性，那么我在参与后面列出的这些活动时则更为关注摄影在艺术之外，在社会学、历史学、传媒学等等不同语境下所身处的位置。
综合我个人的学习和工作经验，不能把摄影策展当作成一个单独的职业，而是我在更广泛的摄影研究和学习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实践。
“中国摄影的生态正在系统性地更新”
Q：有人说“中国摄影被当代艺术彻底边缘化了” “中国摄影现状非常混乱，没有学术环境”。您如何中国当代摄影的发展现状？
A：我想通过几个层面来回答这个问题。
首先，不仅仅摄影，电影、戏剧、舞蹈都在被当代艺术收编其中，成为更大艺术生态中的一部分。我所理解刘铮老师这里说“边缘化”这个词更多的是从摄影在艺术生态中的位置和市场地位有感而发；中国的摄影市场在过去三十年来一直依赖于当代艺术的收藏体系，其内部发生了很多的变化，我不便在这里多做讨论。
其次，从研究和学术环境来说，中国针对摄影史和理论的研究与西方出现了较为大的断层，一方面是由于摄影教育，尤其是摄影史和理论研究的滞后造成了致力于这一领域的学者非常少，也很少参与到国际的交流之中；另一个原因在于支持摄影史研究的机构、研究中心的缺失，加剧了这种不平衡的出现。
不过作为乐观主义者，从更广阔的语境来说，相较于30年前，中国摄影的生态正在系统性地更新：越来越多的年轻摄影实践者有着本科和硕士以上的专业学习经历、在理论、知识和视野上都有着新的框架；专业摄影收藏机构、美术馆、画廊业已并正在建立起来；摄影出版开始崭露头脚；围绕着摄影艺术而发起的艺博会、市集正在尝试搭建了摄影艺术家和藏家的平台；此外，服务于摄影艺术的服务行业在逐渐步入系统化……
A：简单来说，摄影行业整体门槛太低、产业空间太大、从业者对摄影的理解不相同，往往可能出现鸡同鸭讲的情况出现；理解摄影的图像语言需要大量的观看经验，此外，不同类型的摄影图像有不同的观看路径、需要阅读者具备一定与社会、文化和艺术的对话的知识，并不像想象中那么简单。
“某种意义上的在场和缺席中完成的两场国际性大展”
Q：您近期在做什么工作？
A：我这半年重点的工作围绕在两场国际性的展览上，这两场展览都在某种意义上的在场和缺席中完成。 第一个展览是我和荷兰策展人鲁小本（Ruben Lundgren）接受荷兰BredaPhoto组委会邀请所策划的“想像中国”群展，展览在欧洲疫情依然不确定的9月开幕，展示了二十余位来自中国以及长期在中国进行创作的外籍艺术家的作品，试图在跨文化语境下反思“中国形象”的构建与摄影再现危机之间的关系。
第二个展览是我去年初参与瑞士文化基金会瑞士考察项目后策划的一场巡展，“在群山、丘陵与湖泊之间”以瑞士的地理环境作为隐喻，从地理、神话、科技和日常相关等不同维度考察与这个国家社会、文化相关的摄影和相关媒介的作品，分别来自7位活跃在国际舞台并引领瑞士当代摄影的摄影艺术家，以及两位曾经参与瑞士驻留项目的中国摄影家。该展览前后在深圳设计互联，上海誌屋／Modern Art Base和北京三影堂摄影艺术中心开幕，目前配合展览已经做了7场线上线下的活动，目前展览还在北京开放，同时还有共三场艺术家线上讲座和线下论坛即将推出。这两场难得的展览让我反思在疫情的爆发和不确定的全球关系语境下，我们该如何看待现实与想象、孤立与合作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通过实践来搭建对话的桥梁。
此外，近期我在为明年的几个展览项目做初步的研究的同时，还在与国际上一些机构合作，主要通过写作的方式来讨论一些当下的问题。
Q：您如何看待已经持续了14年的AAC艺术中国？请您给AAC写几句寄语。
A：期待AAC能够在评奖之外，在未来设立基金会组织支持青年艺术家、策展人的创作、研究和出版；多倾听和关注青年策展人的研究和声音。
注：文中部分图片来源于何伊宁个人网站，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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