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严善錞：我是一个兴趣主义者__无关传统或当代_当代艺术-水墨-湖北省美术院-湖北艺术群体-版画--版画-文人-湖北省

继2018年9月的“敢为先行——湖北群体（1976-1985）中国画探索研究展”后，2019年12月

继2018年9月的“敢为先行——湖北群体（1976-1985）中国画探索研究展”后，2019年12月5日，筹备一年多的展览“化古开今：1988-2019湖北群体艺术研究展（钟孺乾、傅中望、严善錞、肖丰）”即将在湖北省美术院美术馆揭开帷幕。

创立并持续“湖北群体”系列展是湖北省美术院院长肖丰在湖北省美术院美术馆的平台上，结合湖北省美术院的自身优势，以及对美术院未来发展的考虑，形成一个美术院自主策划的学术展览品牌。“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近40年在湖北发生的这些事件——这些在整个中国美术创作进程中有着代表性意义的创作行为和创作活动，通过被选择的艺术家群体样本，形成对几代艺术家群体现象、群体特点的展览和研究。基于‘湖北群体’系列，我们能够在美术学的本体上，以社会学的方式去做一些比较扎实的记录和研究，同时也是对美术院当下的展览和创作的反向推动。”

本次展览策展人方志凌表示，不同于之前的湖北群体”观察的是6位老先生在改革之下的十年创作，“这次的展览我们对四位艺术家的观察是从1988年到当下。在30多年的时间维度中，我们可以看到几位艺术家不是临时的创作转向，而是用长期的创作实践寻找文化母体与个体创作之间的关系。其中，严老师的创作相对单纯一些，他把中国传统文人的敏感与当代艺术的视觉特征进行了结合。”

严善錞

艺术网：1983年您从浙江美术学院毕业，是哪些原因让您选择去到湖北省美术院？

严善錞：1982年春，我由国家统一分配来到湖北省美术院。我们的青少年时代，是在文革中度过的，那时没有什么书可读。读大学的时候，虽然很想读些书，但主要精力还是在画画上。毕业后，我就想好好地读些书，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只是对知识的一种好奇心。非常幸运的是，我来到美术院后，领导都非常开明，也鼓励年轻人多看书。当时的写作，主要也是作为一种工作的业绩，目的还是为了看书。

艺术网：您从浙江美院版画专业毕业，但是为什么在毕业后会选择将主要精力放在理论研究上？您这时候理论研究的主要方向有哪些？

严善錞：版画系的特点是什么专业都学一点，包括书法和国画。我是在大学时期对水墨画产生的兴趣。尤其到了武汉后，和黄专一起听了阮璞先生的中国美术史的课，就和黄专开始讨论一些中国画的问题。当时，范景中老师在编译西方美术史家的著作，邵宏也在做中国画论的研究，我觉得有这样一些开阔的视野，重新来考察一下美术史，一定会很有意思，于是就做了文人画和潘天寿的研究。

与黄专、王广义、魏光庆在武汉，1990年

艺术网：80年代，整个文化领域都非常关注西方文化现象与思潮，为什么您却选择了研究中国传统文化？

严善錞：当时武汉的美术界和思想界也都非常活跃，虽然说有向西方学习的风气，但是，大家还是抱着开放和理性的态度来讨论中西文化的一些价值问题，并不盲目，因为毕竟有新文化运动的经验。况且，艺术问题说到底，是个趣味问题。

水墨画是中国视觉艺术中比较有特点的一种形式，我们只是想把自己学到的一些知识，对它做些梳理和诠释，这是一种尝试性的努力。其实，我们当时对西方艺术也很关心，黄专后来在批评和策展方面成就很大，邵宏的《中西美术互释考》一书也建树良多。我觉得，当代艺术和传统艺术没有界限，也没有是非优劣，用王国维的话说，学无新旧，无中西，无有用无用。

艺术网：在做水墨方面理论研究的同时，您尝试过做一些水墨方面的创作吗？

严善錞：其实我到美术院后，虽然以看书为主，但也时常画些画。主要是水墨，比较方便。当时，对我影响较大的还是抽象表现主义。当时，汤母利还没有现在这样红，但美术院的一些外国期刊上还是经常会发些他的作品，书写性很强，我只是对他的图像有兴趣，对他的观念并不熟悉。最近这些年，才慢慢了解他的艺术，看了他的原作和他的作品全集，觉得画到如此自由、率性，确实很不容易，尤其是他晚年的作品，那些红色的大圆圈，真是元气淋漓，上诉真宰，把自己的生命都熔进去了。后期的中国水墨画就缺少这种精神。这原本是中国艺术的精义，却在西方结了果，所以，对艺术创作来说，开放的心态非常重要。

艺术网：1993年您调任深圳画院，这在当时似乎是一次很贴合时代的迁居。

严善錞：我到深圳画院的缘起很偶然。那时，我每年总会有一趟去广州美院和邵宏、黄专神聊。1991年底，我顺便去深圳玩，恰巧我的少年宫和大学的同学也在深圳，她说我在杭州少年宫学习时就认识的董小明老师正在主持深圳画院的工作。

深圳的气候和生活环境比武汉好多了，这对我对身体很有益处。在董老师的关照下，1993年我就从湖北省美术院调入到了深圳画院。当时，全国有许多知名的艺术家和理论家都想去深圳画院，我虽然事出偶然，却也非常幸运。

艺术网：2000年与王明贤先生合著的《新中国美术图史:1966-1976》似乎将您的关注点由古及近地拉到了一条线上，您能否谈谈这本书的出版与写作？

严善錞：我在和黄专合著《二十世纪中国画家研究丛书——潘天寿》的时候，为了详细地了解潘天寿晚年的生活状态，收集了不少60年代至70年代的美术资料，王明贤是搞建筑研究对，他也很早关注那一时期的资料，于是，我们俩就合作撰写了《新中国美术图史:1966-1976》。写这书的起因主要还是因为手头上这些现成的材料。

其实，在我看来，并没有传统、现代和西方、东方之分。我在读书和创作上，基本上是个兴趣主义者，那些概念，只是一种方便，便于我们讨论问题而已。把自己局限在一个领域里，很难受。不论社会风气如何，我还是就我自己感兴趣的事做。

在深圳观澜版画基地作画，2010年

艺术网：从我们的角度来看，2000年之后您的一个重要转变是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创作上，十几年间从水墨到版画，触发您又重新投入创作的原因有哪些？

严善錞：我到深圳画院后，主要是担任了“深圳水墨画双年展”和“深圳水墨论坛”的一些事务性工作，但看书和画画的时间还是不少。2000年后，我开始画些较大的水墨画，起初只是放松一下自己，没有太多的想法。那一时期，自己还是很想做些版画，尤其是石版和铜版画。2010年，我去深圳观澜版画基地呆了两个月，那里的条件和设备都很好，自己也慢慢找到了一些感觉。

其实，我在作版画的同时，也画了不少综合材料的绘画。至少是从2005年起，就开始尝试用石膏粉作为基底来做画，主要是想追求一下湿壁画的效果，也结合一些水墨画的材料。

艺术网：在版画的创作上，我留意到您特别注重技术上的尝试。

严善錞：对于版画，自己一直有一些效果上的想法。读大学的时候，因为学习国画的原因，我看过不少民国时期珂罗版的画册，我对那种效果特别感兴趣。虽然它比现在的胶版印刷要粗疏些，但它有一种特殊的气质，很迷人。

前几年我到北京去拜访尚扬老师的时候，发现他对珂罗版也很感兴趣，还把自己收藏的一些画页拿出来给我欣赏。因为珂罗版是一种照相的感光印刷术，好像没有艺术家用它来直接作为版画创作。我起先做了用软腊法做了一些铜版画，但效果不是太好。后来我在观澜版画基地试着想用石版画来表现这种效果，但也不成功。一是深圳的天气潮湿，不太适宜石版画的腐蚀，二是自己没有足够的经验。两年后，王公懿老师向我介绍了在法国学到的一种铜版画技法，她说那种效果与我想像的比较接近。于是，我在就这种技法的基础上，做了一些改进，创作了一系列的以西湖为题材的版画作品。

艺术网：对于您在创作细节的关注和兴趣，我们能否将它理解为当代文人的另一种“物趣”？

严善錞：至于谈到“物趣”问题，我觉得现在大家的理解和表达都不一样。这里涉及到的问题很复杂，尤其当我们把它与文人扯在一起的时候。其实，文人与士夫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文人这个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文人与士夫相近。狭义的文人，其实就是艺人，或者说玩玩文字的人。所以，历史上也把不少文学家，例如司马相如划在这个范围。他们与苏轼那样有治国平天下的情怀的文化人是一不样的。

至于“当代文人”这个概念，我就更不能接受。如果说，文人的这个概念是艺人的话，那还说得过去。如果说是士夫的话，那就根本不存在。我和黄专在写潘天寿那本书的时候，就提到过这个问题。谈到文人画的价值观和应物的态度，我觉得苏东坡的《宝绘堂记》中的几句话最有代表性：“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寓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乐，虽尤物不足以为病。留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病，虽尤物不足以为乐。”我想，大部分的所谓“当代文人”，都是留意于物者。

艺术网：西湖是您绘画创作的重要主题，在故土的依恋之外，它在传统文化中反复叠加的文化意象是否也是您在创作中格外偏爱这一题材的原因？

严善錞：确实，对于我来说，西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创作主题，这与自己的经历有关。我是二十四岁大学毕业后才离开杭州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经验，但童年经验可能是最能触动自己的。因为那个时候没有什么杂念，没有什么条条框框，感觉完全是打开的。这种经验往往是全身心的，而不仅仅是视觉的。西湖的空气，它的温度和湿度通过各种方法影响着生活在它周边的人。所以，它能更为持久地储存下来。

这种感受自然影响了我对周围世界的感受，对艺术的思考和表达。这也很难说是一种乡情或对故土的怀念。况且，艺术也有各种各样的表达方式，可以表达观念，也可以表达当下的情感，当下的生活，乃至表达对历史、对社会的感受。我只是想表达一下自己的身体记忆，觉得这些经验对我来说非常重要。

艺术网：谢谢严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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