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一场当代文学与当代艺术的对话：我们彼此羡慕、质疑、依赖、纠缠……_当代艺术-筑中美术馆--文学-作家-作品

2012年，艺术家胡尹萍的朋友微信给她一张陌生女人的照片，说照片中的女人跟她很像，“这个人巨丑，但是

2012年，艺术家胡尹萍的朋友微信给她一张陌生女人的照片，说照片中的女人跟她很像，“这个人巨丑，但是她很自信。”

这让胡尹萍极度厌恶，并在这样的心态下开始审视照片中的女人，在这个过程中，她逐渐放下厌恶，产生好奇，并用自己的方式研究、接受甚至模仿这个陌生的女人，最后通过增肥，模仿她的眼神，制作她的衣服，按她的方式重新拍了自己的所有证件照，并使用到自己有所的身份ID中。

“这个照片我前后拍了六次，最后我没有选择长相最相像的那张，而是选了眼睛最像的，她最吸引我的地方是她不缘于外表的自信。我觉得那个照片很酷，这个人也很酷，我也想成为很酷的人。”

胡尹萍,《身份》，彩色印刷，尺寸可变，2012—2017年

胡尹萍把这个形象用在了生活的层面，包括她的身份证和护照

2017年前后，作家鲁敏对她前三十多年所扮演的社会角色特别厌倦，“作为一个贤妻良母、小中产阶级、作家，你的情感、经济模式、职业模式特别固定，我对一个人何以成为这样的人产生了深深的怀疑、厌倦和厌恶，为什么我不能变成另外一个人？”

强大的社会规则让她没有办法成为另外一个人，但写小说可以做到。2017年，她的小说《奔月》出版，鲁敏让一个人借着车祸消失，然后到了另外一个小城市，在这里，他改变了自己的经济关系、情感关系、职业关系，甚至连口头禅、饮食口味都彻底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鲁敏《奔月》

面对同一主题，艺术家胡尹萍和作家鲁敏选择了看起来完全不同的表达方式，但他们的作品真的毫无关联、无法对话吗？

在某种意义上，“文学与艺术正在分享同一个当代，也能够实现对话。但是，文学现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与艺术对话的能力，我觉得这是不正常的。”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说到。

“十月青年论坛”现场

7月14日下午，筑中美术馆与《十月》杂志社共同举办了“十月青年论坛”，活动邀请了文学界、艺术界多位知名作家、批评家、艺术家，在当代艺术、当代文学的语境下共同探讨“问题与方法”等系列话题。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担任学术主持，《十月》杂志社主编陈东捷担任论坛主持。

与会的文学界嘉宾有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鲁敏，作家、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梁鸿，作家、《当代》杂志社石一枫，作家、《人民文学》杂志社刘汀，批评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徐刚，批评家、《光明日报》社饶翔，批评家、中国艺术研究院李松睿，批评家、《解放军报》社傅逸尘，批评家、《文艺报》社行超。

艺术界嘉宾有艺评家、策展人、北京当代艺博会总监鲍栋，艺术家、央美版画系副主任杨宏伟，天天向上·2019年度提名展“青年策展人组”提名人于瀛、Alia Lin，天天向上·2019年度提名展参展艺术家高振鹏、胡庆雁、胡尹萍、孙策、王恩来。

展览现场

论坛举办之前，在艺术家的导览下，各位文学界嘉宾参观了筑中美术馆正在举办的“天天向上·2019年度提名展”。“‘筑中美术馆青年艺术家项目’启动于2011年，是筑中美术馆自开馆以来就为优秀青年艺术家打造的品牌展览。展览每年一次，始终将目光聚焦于青年艺术家身上，其初衷是通过青年艺术家的项目，能够观察70后、80后、90后甚至更年轻一代艺术家的创作面貌和成长的生态环境。”筑中美术馆执行馆长孙莉敏介绍到。

论坛现场，文学界和艺术界人士相对而座，展开对话，这也是《十月》青年论坛举办十届以来，第一次邀请艺术家一起进行对话。

我们互相羡慕，却没有成为彼此

“我非常羡慕艺术家！”因为他们“自我表达的途径和手段非常丰富”。在石一枫看来，作家只要离开了文字这个工具，就无法从事文学创作。但对艺术家来说，任何东西都可以成为艺术品，都可以成为艺术表达的途径，艺术家的创作自由度真是挺令人羡慕的。

筑中美术馆“天天向上·2019年度提名展”参展作品《飞鸟与鹍》

此外，“言说的方式和内容之间的关系也挺让我羡慕的。在文学这个门类里面，言说的方式从某种意义来说变得越来越不重要，无认我们怎么革新语言本身，它仍然用于日常对话或者书面语言，言说的内容反而变成更重要的东西。但在当代艺术里面，说什么有时候并不重要，反而怎么说给人的冲击力更大。如童昆鸟的作品，他想表达什么其实并没有那么新鲜，他给我们造成的巨大冲击力在于他怎么说，这一点与文学截然不同。”石一枫说到。

在徐刚看来，艺术在介入社会生活方面有着天然的优势。例如胡尹萍的作品，包含女性对以男权主义思想为中心的社会观看方式的反抗；岳敏君的大头和笑脸，有一种对资本或权力的反抗。在介入社会生活方面，“当代艺术可以非常轻松地做到文学所孜孜以求的东西。”

当代艺术家也同样羡慕着文学圈。在鲍栋看来，“首先是它的群众基础。新文学发生以来，随着网络的发展和移动终端的广泛使用，文学的读者群体得到了广泛的扩展，而中国的教育，无论小学、中学、大学，不管什么专业都有语文这门课。其次，文学使用的媒介是汉字。”

“文学从来不介意媒介，一首诗刻在甲骨上还是刻在碑上或者印出来，或者在手机上看，诗的魅力直接抵达接受者，在这个意义上它超越了媒介。”李松睿说到。

与之相比，当代艺术要差很多。鲍栋认为“当代艺术受西方影响巨大，尽管经过百余年的发展，但它仍面临着无法接地气的麻烦。此外，当代艺术没有群众基础。今天当代艺术所面对的困局，在文学界反而没有。”

艺术在今天是否还需要文字解释？

李松睿在“看完展览后，有一个很强烈的感受，其实文学和艺术生活在同样一个世界，面对的是同样的问题，甚至共同使用相似的资源。”

“文学跟所谓的当代艺术有着共同的传统。” 在鲍栋看来，我们今天所谓的当代艺术，它的前身是前卫艺术，前卫艺术家大多与文学家关系密切，如波德莱尔和马奈、左拉与塞尚、托尔斯泰与列宾、毕加索和萨特、杜尚和超现实主义文学同仁……但到了今天，文学和艺术为什么缺乏进一步的对话和了解呢？

“现代艺术之前，艺术创作多基于宗教传说，有一个文学样本作为依据，艺术家把它变成图像画出来。但现代主义首先反对的就是画面中的文学性，要求创作不要依附于文字。由此，现代艺术切断了与日常生活，以及与其它领域的关联性，变成非常小的经验领域。”鲍栋解释到。

这也让对艺术不甚了解的观众在理解作品时非常困难。作为一个当代艺术的“艺盲”，“我在进入艺术时非常困难，经常依赖作品名称，如果没有这个名字，我们对同一件作品的解读可能就完全不一样。”刘汀说到。

《人民》 330件，尺寸从6×35×8cm到10×60×35cm不等 旧钢管、空气 2014

例如胡庆雁的作品， “他把一大堆钢管放在那儿，然后将它命名为《人民》，在我看来，这件作品的意义是靠这个词汇来赋予的。‘人民’本身，包含有一系列含义，也负载着丰富的历史，关于阶级的、集体的、奋斗的、振奋的、压抑的、破败的……如果没有这个命名，没有‘人民’这个词，这个作品的意义是消失的。”李松睿说到。

的确，“很多作品有外部语境，如果单看一个图像，我们很难理解艺术家的意图，但把它变成一个故事别人就懂了。所以当代艺术在某种层面上，需要回到社会的语境、公共的语境，也依赖于文字概念的阐释。当然这不是全部，只是当代艺术的一个重要侧面。”鲍栋解释到。

饶翔则认为，“有些艺术品它本身是拒绝解释的，例如胡尹萍的作品，她大胆无畏地把他自己变成一个艺术品。”行超觉得“文字的解释会让艺术品本身表达的意义变得更窄。”

那么，艺术发展到今天是否还需要一个解释？饶翔认为“当我们解释艺术时，是通过语言这个媒介去转译，而不能通过一幅画解释另外一幅画，通过一个装置解释另外一个装置，我觉得艺术与文学之间的对话，困境在这儿。”

徐冰《我的真文字》

其实是需要解释的。杨宏伟认为“艺术家的创作都有一个大背景，我们都在这个背景之下思考该做什么、不改做什么、怎么做。徐冰曾出版了一本《我的真文字》，向我们详细介绍了他的《天书》的创作过程，文学界人士想要了解当代艺术，这本书可以给一些启示。”

双方都不自觉地从对方汲取营养进行创作

文字除了用于解释艺术外，也可以作为艺术创作的媒介和材料。于瀛的父亲在他14岁时去世了，第二天，他家里请了一位民间巫师，他告诉于瀛“你爸爸已经变成泰山上的童子了，所以以后就不能再去泰山，否则爸爸会把你留在那里。”

于瀛一直遵守着这个禁忌，但有一次暑假，他乘坐的火车在他睡着的时候路过泰山，而当晚于瀛竟神奇地梦到了自己的爸爸。这件事情之后，他回家整理东西，找到了以前写的作文《我的爸爸》，并把它刻成碑，让同学帮忙送去了泰山。去年，于瀛莫名其妙地开始对碑拓感兴趣，就想在淘宝上买些东西，而当时卖家发给他的恰是卖家拓印的《我的爸爸》。“我觉得文学可以变成很具像化的东西，它可能不是文字本身的内容，《我的爸爸》写的是什么并不重要，但是它可以变成一个物料跟我发生关系。”

刘慈欣《三体》电影海报

艺术品同样也是文学创作的重要素材。王恩来之前看刘慈欣的《三体》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事，作为一个想象力极其丰富的作家，刘慈欣为大家建构了一个严谨而惊奇的宇宙世界，但他对未来的艺术确实没有什么想象力。小说中，他通过书中角色之口传达出不喜欢蓬皮杜而喜欢卢浮宫的态度，以及成百上千年过去了，地球都毁灭了，在外星球地下建立的地球文明纪念馆里依旧是《蒙娜丽莎》和《清明上河图》，千万年过去了，难道地球没有创新出新的艺术形式吗？从这点来看，大多数作家似乎都对艺术没有太多了解。

提香·韦切利奥 《谨慎的寓言》布面油画 1570年 76×69cm 现藏于伦敦国家美术馆

老彼得·勃鲁盖尔《巴别塔》114cmx155cm 奥地利维也纳艺术史博物馆藏

童昆鸟《迷失》 2018 120x40cm 木板丙烯

梁鸿 《梁光正的光》

但作家真的是“艺盲”吗？梁鸿认为艺术品能够打动她的内心，对她的文学创作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我比较喜欢提香的作品《谨慎的寓言》，这件作品对于人类过去、现在、未来不同侧面的表达，正好与我当时创作的一本小说类似。此外老彼得·勃鲁盖尔的《巴别塔》《死亡的胜利》，以及童昆鸟作品中关于骷髅的描绘，他们对于生与死、时间与空间的追问，也是作家在做的事。”

“虽然艺术和文学关注的问题和话题是相通的，但它们的表现方式各不相同，例如作家在表达时，永远不能直接说我要写这个，不能直接表达我要写的观点是什么，一旦解释就会变成掩饰，变成这个作品很可疑的一部分。”刘汀说到。

结语：在徐刚看来，“当代艺术很难去评判它，当代艺术在牛逼烘烘和欺世盗名之间可能只有一步之遥。”

李敬泽也知道，“我们的文学现在还在摇头晃脑的说汪曾祺非常好。汪曾祺固然很好，但是汪曾祺真的属于这个时代吗？”

无论是文学和艺术，都有自身的独特优势，也面临着不同的问题。“说老实话，我对当代艺术没有多大兴趣，我也不是干这个的，我真正关心的是通过文学与艺术的对话，我们可以从彼此双方得到很多重要的刺激和启示，并从中找到自身的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方法、路径和角度。” 李敬泽总结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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