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李焕民：不仅要说事_还要说美_李焕民-不仅要说事还要说美--木刻-创作-版画

版画作为具有独特艺术语言和审美意趣的造型艺术，与时代有着紧密的联系。在上个世纪中国美术，特别是抗战时

版画作为具有独特艺术语言和审美意趣的造型艺术，与时代有着紧密的联系。在上个世纪中国美术，特别是抗战时期的新兴木刻以及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美术创作中都占有主流地位。四川作为版画大省，无论是抗战时期国统区反应人民疾苦和不屈抵抗的革命热情，还是新中国诞生后对家园的各方面建设，从延安鲁艺过来的一批老版画家和新生代的艺术家对四川的版画建立有着深远的影响。像李少言、朱文、李焕民、吴凡、丰中铁、林军、徐匡、吴强年、阿鸽、其加达瓦等，各个时期都有一批批优秀的艺术家。

2019年3月22日，“刀耕藏地——李焕民的藏族题材（1953-1978）作品文献展”在成都画院（成都市美术馆）开展，展览聚焦焕民先生自1953年首次入藏至改革开放初期的以藏族题材为主的精彩作品，以研究展的形式展出100余件版画及素描、速写等各类作品及文献手稿，从藏族题材切入，展示先生的艺术人生。

“刀耕藏地——李焕民的藏族题材（1953-1978）作品文献展”展览现场

李焕民先生是新中国成立后承前启后的一代版画家中的重要代表人物。这一代版画家们上承新兴木刻余韵，下启当代版画新风，在中国现代美术史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先生的艺术生涯，见证着战争时期的风雨岁月，新中国成立的发展壮大，以及藏区解放的历史之路，他的艺术是与新中国一同成长，与人民生活紧密相连的艺术。

“父亲的每一件作品都是呕心沥血，经过千锤百炼之后才创作而成的，不断的推翻，收集素材、提炼、组稿，这是他的创作方法。从中也可以看出他的创作理念，希望通过作品中的人物造型、动态刻画出人物的灵魂，因此很多作品背后会有相当多的草图和手稿，这次展览整理出来的仅仅是一小部分。”对于本次展览，李焕民之女李青稞表示，“这种创作方式不是每个人都愿意去做的，但父亲觉得这样是值得的，我们也希望把这些拿出来，对于研究艺术家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是具有价值的，并且比单独的作品显得更加丰富和立体。现在大家都在谈文化自觉、文化自信，父亲那代人可以说是非常努力的一代，他们处在新中国成立百废待兴的时期，从美术的角度而言是新中国美术的拓荒者，如何创作出具有民族性的作品一直扎根在他们的心头，也是他们的理想和愿意为之付出一生的追求。”

版画大师李焕民

从何国儒到李焕民

1948年北京演出话剧《未路》，不久我被国立艺专开除到达解放区（左站立第二位）

李焕民原名何国儒，原籍浙江余姚，1930年11月15日出生于北平。17岁时考入北平国立艺专，一方面在徐悲鸿的指导下学习美术，另一方面在艺专地下党侯一民同志领导下参加学生运动。1948年加入了中共外围组织“艺联”，因参加学生运动被学校开除，此后改名李焕民，通过敌人的层层封锁，于同年8月到达解放区后被分配到正定华北大学工作，从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1951年2月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美干班”在中央美院教室外写生

建国以后，“华大”美术系与国立艺专合并，成立中央美术学院，李焕民被调到中央美院“美术干部训练班”学习。“美干班”当时的老师有徐悲鸿、江丰、胡一川、罗工柳，在教学中重视基本功，重视深入生活和创作。新中国成立伊始，新中国美术的样子要靠美术工作者去创造。因此，老师们对学生寄予的期望是“为新中国美术做出自己的贡献”。

经历了日军侵略下极度贫困和屈辱的亡国奴生活，到国名党独裁统治下的民不聊生，再到新中国成立的见证者，李焕民对新生活的热爱发自内心，并始终将“为人民服务”记在心中。因此，毕业时年仅21岁的他主动向学校申请，来到了祖国的西南。

从“旁观者”变成“融入者”

从解放区的版画起，在四川就有着一大批不是四川籍的艺术家，他们将自己大半生的精力和艺术创作献给了四川的美术事业。李焕民就是这其中之一。

“常有人问我，为什么一辈子画藏族？我每次回答都不一样。有时说：‘进军西藏，统一全中国’。有时说：‘我喜欢藏族人民的气质。’有时说：‘是王洛宾的歌《在那遥远的地方》把我骗去的。’其实这都是真话。”生前，李焕民对自己的“西藏情结”曾如是谈到。

1951年，李焕民被分配到了西南局组织部，由于当时的西藏在修路，暂时没有美术编制，被安排到了重庆的《新华日报》，在新华日报下属的《大众画报》美术组任副组长。当时《新华日报》的美术组组长是李少言，副组长是牛文，在这些抗战时期老版画家的领导下，李焕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经过两年多时间的工作，初步掌握了美术创作的规律。

1953年在甘孜县深入生活

1953年，李焕民与牛文第一次以美术工作者的身份去西藏地区深入生活。据其回忆，当时藏族地区只有喇嘛画佛像，没有美术工作者。作为一名汉族美术青年，李焕民可谓是没有翻译只有热情，一厢情愿的投入了农奴的怀抱后挂职在甘孜县营官区委机关任学习委员。通过半年时间与藏族人民的接触，李焕民结识了不少藏族朋友，并将在西藏的所见，所闻，所想，所感反应在了艺术创作当中。此后的六十年间，李焕民只要有机会就会去西藏或甘孜，阿坝等地农、牧区深入生活，前后不下30次，每次去多则半年、少则两个月。

1981年在诺尔盖草原写生

1981年藏区写生

“可以说，我这一生与藏族人民结了缘。作为一个美术工作者，我庆幸生长在这个伟大的时代，亲身经历了西藏从农奴制到社会制度的伟大变革，也经历了改革开放以后西藏的腾飞，时代教育了我，藏族人民哺育了我，我也企图全力去表现这个时代，塑造这个时代藏族人民的精神风貌，我的真诚反映在我的作品之中。”西藏，给予了李焕民无尽的艺术创作内容，同时，从艺术家各个时期的作品中，我们也能够看到西藏的发展变化。

从生活中来，到生活中去

“当年父亲考国立艺专时，作为考官的徐悲鸿问他为什么报考，他就说自己想当一名像列宾那样的艺术家。列宾当时就是深入生活，毕业时就去了伏尔加搞创作。父亲受列宾的影响很深，很明白艺术离不开生活，在他看来只要有生活就可以创造出好的作品，关着门是搞不出东西的。这个思想也贯穿了他的一生。”李青稞对于父亲艺术创作与生活的关系如是谈到。

的确，从李焕民入藏区之初，回来便通过生活体验创作了黑白木刻《织花毯》（1953年）、油印套色木刻《高原峡谷》（1956年）。

李焕民 《织花毯》黑白木刻 27×19cm 1953年

《织花毯》是李焕民创作于1953年的黑白木刻，从甘孜深入生活回来以后，他以土司庄园后院衣裳褴褛织着精美地毯的人为内容，想表现普通劳动者传承并创造着民族文化。“在这幅作品中不想强调人民的苦难，而想强调人民创造着美。毯美人更美。刻了两个青年藏女正在织花毯，其中一人站立，用剪刀精心修剪花纹，以此情节为核心构成一幅抒情性画面。藏族地毯色彩丰富，加之地毯处于树阴之下，更显层次复杂，用什么刀法表现找不到参考，我试验了多种刀法都不满意，最后用三角刀挑出大小不同的白点，疏疏密密，表现出地毯花纹在阴影中的变化，不仅层次丰富了，而且毛毯质感很强。”对于创作细节，李焕民如是谈到。

此后，这幅版画入选了全国第一届版画展，并送到苏联展出，苏联“星火杂志”将它放大刊于封底，大英博物馆收藏。中央美院李桦来信想调李焕民回美院，协助他畴办版画系。被其谢绝了，因为李焕民的情感已被高原所系。

李焕民 《高原峡谷》 套色木刻 37×48cm 1993年

油印套色木刻《高原峡谷》获1956年全国“第一届青年美展”一等奖，画面中，李焕民抓住了甘孜农、牧区“医疗大队”为藏族人民巡诊所用到的原始交通工具“遛索”，将医生背着药箱通过遛索过江为藏民看病的场景体现于画面，遛索作为汉、藏民族情感的纽带，画面用形象语言体现出医生的献身精神和民族团结氛围。

李焕民 《扬青棵》 套色木刻 37×55cm 1957年

1956年10月至1957年2月期间，李焕民在此去到西藏生活了五个月。据其回忆，“这时的西藏还没有民主改革，生产力极其低下，藏族人民在房顶上扬青稞，我画速写的目的是想捕捉劳动之美，并没有想创作。在画的过程中发现藏族妇女托着盛满青稞麦草的簸箕站立着，一动不动，口中在吹口哨。”这种“唤风”的做法，让李焕民心头一动。“在藏族人民心中，人是可以“唤风”的。我立即走下屋顶，从下面往上看，藏族妇女高大的身影与天空融为一体，云和麦草都在飘动，宇宙在运行，人类在劳动，突生出一种永恒的神圣感。这种感觉一直环绕在我心中，挥之不去，时而真实，时而虚幻。”

回来以后，李焕民为《扬青棵》画了很多草图，有素描的，有油画的，最后落实在版画上，三个人在房顶上形成稳定的“山”字，云的走向与飘落的麦草一致，它们斜穿于人物之间，藏族妇女有向有背互相呼应，表情严肃。这是天、地、人之间的关系。这幅版画当时很受欢迎，还参加了苏联举办的“社会主义国家美展”，苏联《造型艺术》杂志也刊登了。

李焕民 《藏族女孩》 套色木刻 45×22.5cm 1958年

李焕民 《攻读》 黑白木刻 58×63cm 1964年

在《藏族女孩》中，艺术家体会“典型形象是的时代反射”，即素材、题材都是为创造艺术形象服务的，艺术形象往往会大于主题。《攻读》反映的是西藏民主改革以后，农奴翻身做主人，为提升自身文化而进行的“扫盲”运动。李焕民将画面中人物的头部刻画了六遍，草刻了三遍，才达到既写实，又写意的效果。

李焕民 《初踏黄金路》 套色木刻 55×49cm 1963年

《初踏黄金路》作为李焕民的代表作，是其1963年创作的套色木刻，反映了西藏民主改革以后的秋收场面。“我想通过西藏民主改革以后的第一次秋收体现‘砸碎千年铁索链，一步跨千年’的主题，但一直没有跳出劳动过程的具体描写。第二年我再次参加藏区秋收，看到远处藏族妇女牵着驮满青稞的牦牛回家，边走边唱，有一种精神解放的感觉。我想如果把运粮的路放到历史长河中去思考，从麦田到打麦场不过一里之遥，藏族人民却走了一千年，今天才初次踏上黄金路。”

只见画面中上面的妇女昂着头，张着嘴似在唱歌，她挺胸、收腹、挠臂，呈现出典型的藏族妇女的形象，这种动态来自于生活，藏族妇女自古背水，打酥油，形成她们特有的体型和美感，在原生态舞蹈的“锅庄”中表现的十分明显，有悠久的文化品味。下面的那个藏女把一支袖子搭在肩上，走的十分潇洒、自在。从画面上的金黄色调，麦田的斑谰刀法，人们自信的步伐中，艺术家体现了藏族人民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李焕民 《换了人间》 黑白木刻 65×60cm 1979年

黑白木刻《换了人间》作为1979年第五届全国美展的二等奖被中国美术馆所收藏，描写西藏被挖去双眼的翻身农奴听小孙女读书时的情景。这幅作品来源于1965年李焕民在拉萨画的《被挖去双眼的翻身农奴》，并在内容上加以调整。这也与李焕民1956年进藏初期在西藏街头所见被挖去双眼的农奴，以及查阅、了解农奴制度和访问各种人物的经历有关，这些都为日后的创作打下了思想基础。

李焕民 《高原之母》 黑白木刻 1996年

在黑白木刻《高原之母》中，李焕民表现了藏族人民在雪域高原上的精神境界。画面中的老人像神山一样巍峨、凝重，表现出生活在雪域高原上伟大民族的坚毅、慈祥、力度和特有的精神状态。“藏族是全民信教的民族，人们走路或者休息时，口里总是念着‘六字真言’。在他们心中，山川、湖泊都各有神灵。老人往往在神山圣湖边，拿着经筒一摇就是一天，静静地与天界交流。他们的善恶观，生死观，对大自然的敬畏，对艰难的无畏深入骨髓，令人敬重。”回忆起画面的经营，李焕民曾表示“最初是把老人的脸部作为重点刻画的，突出历尽沧桑之感，刻出之后，感觉在这幅画里刻的越多内在的东西就越少，最后将老人脸部藏于阴影之中，用大刀刻出老人的额头和白发。手、皮毛或轻或重与头部的刀法相呼应。衣纹用一组组小圆刀松散刻成，不引人注意，每种刀法都各得其所。只要生活底子厚，对对象理解清晰，就可以用‘减法’把构图、造型、刀法浓缩到最低限度，有限就向无限转化。”

不仅要说事，还要说美

李青稞和弟弟李江都出生在重庆化龙桥。1963年她出生时，父亲刚完成《初踏黄金路》的创作。据其讲述，那段时期父亲的创作激情很高，天天都沉浸在创作的环境里，自己半岁了都没有取号正式的名字。直到必须去派出所上户口时，父亲才为自己取名“青稞”。“青稞代表他那个时候的创作状态，那时他画了很多这方面的题材，当然也代表了父亲对西藏的热爱。”

2015年3月8日，李青稞在景溪园与父亲谈论艺术。

“父亲是一位高产的艺术家，一旦出去再回来就会有源源不断的创作产生。在他80多岁时，我们还开车拉着氧气筒一起进过藏区。他的创作与个人、时代的经历是完全吻合的，作为参与者他将西藏整个发展的过程用艺术的方式记录了下来，很多版画创作也是从速写、素描、油画写生、水粉写生当中提取而来。”李焕民生写过一篇名为《不仅要“说事”，也要“说美”》的文章，在李青稞看来，这正是父亲艺术创作的特点。“拿《织花毯》为例，这幅创作于50年代的作品极具画面感，有着非常新的艺术语言。那个时期能有如此完整的艺术语言和创造性的刀法，特别的打动人。”

“父亲走了这么久，有的时候一恍惚，又觉得他一直还在”，对于父亲的怀念，儿子李江如是感叹道。

李江比姐姐小6岁，在他的印象中父亲是一位对子女有着严格要求的人。“小时候我和父亲很少在一起，在我4、5岁时，父亲要求我画石膏头像，他前脚一嘱咐完，我后脚在他走后便溜出去玩。文革期间，他没事时就带着姐姐一起去画画，文革结束后他经常要么去西藏写生，要么是出差，感觉我经常见不到他人。我考大学时他又调到成都做文联书记，就更忙了，经常是白天开会半夜画画。再后来，我又出国留学去了，98年我回国时，已经是29岁了。”

李青稞回忆起1982年自己与父亲一同前往藏区的经历时谈到，当时觉得父亲老是画西藏便产生了强烈的兴趣，谁知去到那边高反特别强烈。“我问过父亲，其实他也是有高反的，出于对藏区的热爱，他让自己的身体适应了那边的气候。那个时候，我见识到了高原的美，也看到很多跟随、向父亲学习画画的采风的人群。西藏就像是一座‘金矿’，从父亲开始，此后一批批的艺术家都来到这里进行艺术创作。”

“父亲是一位很愿意与人交流的人，有时间就会和我们交谈，并且爱好很广泛，喜欢写点东西，他的美术理论和书法都是不错的，油画方面也有所涉猎。此外，他还喜欢唱歌、跳舞和养鸟。他可以将一直不起眼的画眉训练成非常有战斗力的鸟，并且拿到鸟市去与人打斗，很有意思。叶毓山先生生前对我说，他对鸟的兴趣还是通过父亲的影响。”文革期间，李焕民单位没有创作任务，那段时间又正好是李青稞的成长期，在外界动荡不安的环境下，父亲的关怀给了她内心非常安定的一个家。“当时父亲经常带着我出去写生，冬天嘉陵江的河床非常窄，我们出去画水粉，早上起来对着太阳画日出，完全就是‘半江瑟瑟半江红’的场景，回想起来那段时间生活是非常丰富的。”

李青稞表示，父亲在生命的最后五年里，创作了三幅比较重要的作品，分别是《祈愿和平》、《豆选》和《守望》。

李焕民 《祈愿和平》

《祈愿和平》反映了李焕民对世界和平的思考，据李青稞描述，“战争年代我们反对的是侵略，现在面对的是恐怖袭击，然而世界最终还是需要和平的。不同于以往反应西藏主题，这次在关注世界和平的主题下，父亲的视野更宽了，他选取了一位阿拉伯妇女的形象作为描绘对象，以手势作为期待，希望世界和平。”

李焕民 《豆选》

《豆选》描绘的是西藏民族改革中选举的问题。“西藏农奴可以自己选举工会主席，这在当时是非常重大的主题，父亲也一直想对此进行创作，并且构思了十余年。对于这样一个藏民背对画面丢豆子的选举行为，在形式上是很不好表现的，加上父亲年岁已高，身体的原因画幅也不能做到很大。在后面几年里，他做了成千上百的稿子，在不停的推翻，不停的否定中，完成了这幅创作。虽然里面藏族形象的头部只有核桃大小，却浓缩了父亲一生的积淀，非常耐看。”

2016年4月3日，86岁的李焕民因病去世。在先生逝世一周年时，2017年的3月底，四川美术馆、神州版画博物馆举办了“高山仰止”系列展览之“铸美高原”李焕民作品展，以此缅怀、纪念先生。同时期，李青稞、李江作为子女出版了纪念父亲的《李焕民谈艺录》一书，收录了大量李焕民的艺论、访谈，以及许多名家对焕民先生的评论文章，是研究先生艺术思想的重要文献资料。此次“刀耕藏地——李焕民的藏族题材（1953-1978）作品文献展”在成都画院（成都市美术馆）的举办，亦可看做是以藏区生活题材作为切入，拉开研究焕民先生的一次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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