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上海博物馆推董其昌系列讲座：徐建融主讲“董其昌与中国画学的转捩”_书画--艺术-唐宋-中国画

上海博物馆年末压轴展览“丹青宝筏——董其昌书画艺术大展”引爆上海观展热潮，这是大陆举办规模最大的董其

上海博物馆年末压轴展览“丹青宝筏——董其昌书画艺术大展”引爆上海观展热潮，这是大陆举办规模最大的董其昌艺术大展。

展览以上海博物馆馆藏为主，同时向北京故宫博物院、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等海内外15 家重要收藏机构商借藏品，遴选董其昌及相关作品共计 154 件（组），成为上海博物馆年末压轴大展，也是书画收藏爱好者不容错过的艺术盛事。

上海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徐建融主讲“董其昌与中国画学的转捩”

星期六的早上，上海博物馆学术报告厅坐无虚席，配合展览同期举行的董其昌学术讲座，由上海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徐建融主讲的“董其昌与中国画学的转捩”率先拉开该系列讲座的序幕。

“董其昌与中国画学的转捩”讲座现场

徐建融从大学“小课堂”走向“大课堂”，以一堂专业生动、有趣的公开课的方式，为上海的公众奉上一场难得的学习盛宴。

明代隆庆、万历之际，是中国文化史、尤其是绘画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时期。转折的主要表征，在于把唐宋绘画所忽视的、甚至排斥的艺术上的一些特殊现象，作了特别的关注和肯定，进而更作了普遍的推广。作为明清绘画的特殊成功经验被作了普遍推广的真理或传统，主要是由董其昌在《画禅室随笔》中所确立起来的，其提出的“南北宗论”、“崇南贬北”、论“身为物役”和“以画为乐”、“积劫方成”和“一超直入”的关系等等，不仅是对绘画性质的两种不同认定，也是对绘画功能、目的的不同认定。

讲座就围绕着董其昌的这些身后的“是是非非”所展开，徐建融表示，围绕着晚明董其昌这位书画大家身上的话题，从“民抄董宦”故事的哄传众口，到对其画艺画论的大毁大誉，三百八十年来可谓争执不断。

董其昌官居显赫。当时内乱外患，天下动荡，他在其位不谋其政，深自远引，属于王禹偁《待漏院记》中“无毁无誉，旅进旅退，窃位而苟禄，备员而全身者”。但他流连书画，倡为“南北宗”论，却是成就卓着的一代大宗师。他的朋友陈继儒评测他的人生：生前“画以官传”，身后“官以画传”。

明 董其昌《栖霞寺诗意图》轴  上海博物馆藏

生前“画以官传”，这并不稀奇，只要官职高了，你的画总有人欢迎的；但身后“官以画传”，就非常难得，如果不是画艺确实高超，无论你生前的官职再高，身后也不再会有人买你账。如晚清的张之万，道光二十七年进士，历任兵部、吏部尚书，官至东阁大学士，工山水，生前“画以官传”，名气甚大，身后却未能“官以画传”，只落得一个三流的小名头。

董其昌 仿古山水册（十开）

纸本水墨设色 纵56.2厘米横36.2厘米 

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藏

然而，以董其昌的画艺超群，在身后的评价也绝不是盖棺论定的，而是有着落差如云泥的反复不定。晚明至清末，他被人们打扮成风华绝世、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国色天香；民国之后，直到80年代，他又被打扮成一个蓬首垢面的“灰姑娘”。先是因为他的摹古、保守，不合“笔墨当随时代”的创新潮流；后来又因为他大官僚、大地主而且是大恶霸的身份。

徐建融回忆说，在他的年青时代，讲到中国画的优秀传统，便是齐白石、黄宾虹、吴昌硕、扬州八怪、石涛、八大、徐渭；董其昌不仅不在其列，而且常被作为典型的“反面教员”，人皆掩鼻而过。

他表示，近现代对于董其昌的认定，也曾经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历史观，曾引起谢稚柳、陈佩秋先生的质疑。他们认为，董其昌在艺术上的成就固然高旷，但人品上的问题却很大；而且，即使艺术上，他的成就主要在笔墨的创造，而绘画之所以为绘画，根本在形象的塑造。董其昌的艺术追求，旨在“论径之奇怪，画不如山水；论笔墨之精妙，则山水绝不如画”，也即“论形象之优美，画不如真实；论笔墨之精妙，则真实绝不如画”。而唐宋绘画，不仅“论笔墨之精妙，真实绝不如画”，而且“论形象之优美，画高于真实”。

明 董其昌 疏树遥岑图轴 

金笺水墨 纵90.7厘米　横35.5厘米

上海博物馆藏

所以，徐建融指出，中国画传统的“正宗大道”是在唐宋，我们不能简单地用董其昌来遮蔽唐宋：“谢先生还讲到唐宋画的笔墨，‘并没有固定的形式’，而是量体裁衣地‘配合到描绘的对象’，‘是从对象出发，从对象产生’，‘对象，正是描绘的依据和根源’。而董其昌的笔墨，于形象的描绘则是削足适履的，‘缺乏真景的体验，限制了他的意境’。陈先生后来更进一步指出了董其昌在鉴定方面的不少问题，无非是旨在打破人们把特殊性当作普遍性，打破对董其昌神话的迷信。”

众所周知，董其昌是明清画史上“正统派”的鼻祖，而石涛则是“野逸派”的翘楚，长期以来被认作如冰炭之不同器。

徐建融指出，其实，石涛的画学渊源，正是由董其昌一脉而来的分支：“今天，国内外的专家多有将董其昌、‘四王’类比于塞尚的构成主义，而将徐渭、石涛类比于凡高的表现主义的。塞尚、凡高同属西方美术史上的现代派，以区别于之前的印象派、古典派；同理，董其昌、石涛也同属中国美术史上的‘现代派’，以区别于元代的‘印象派’、唐宋的‘古典派’。现代艺术侧重于主观的表现和个性的自娱，古典艺术侧重于客观的再现和共性的教化。”

“因此，无论中西，相比于‘古典派’包括‘印象派’，‘现代派’艺术家的人生、艺术总是表现得更丰富多彩、与众不同，越是声名卓着的，越是光怪陆离。从而，在当时、尤其是后世人的评价中引起‘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分歧。则董其昌在身后不是被‘捧杀’就是被‘棒杀’，被‘棒杀’之后再被‘捧杀’的遭际，也就不足为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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