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十年而已》之后,2018年初,中国美术学院教授孙振华先生又出版了一本文集《处处尘埃》。这本文集内含三百余篇千字短文,分社会观察、艺文杂谈、生活百态三辑,这些文章是作者关于生活、文学、艺术、学术等诸多方面的体悟与认识。篇幅短小精悍,语言朴素直白,体现了孙振华先生对世事敏锐的洞察力和高超的文学艺术素养。艺术网经孙振华先生授权连载《处处尘埃》,《精神拆迁》选自第一辑“社会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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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口述自传中的第一句话是,“我是安徽徽州人。”
一个人说自己,先从籍贯、出处讲起,这是中国人的传统,胡适就是这么做的。他在介绍徽州的时候,还专门谈到了与徽州有长久历史渊源的婺源。这个婺源,尽管在地理、文化上与徽州一脉,然而在20世纪,经过了两次反复,最后被划到了江西。
这两次反复,居然都是军事上的考虑。
1934年,国民政府因为“剿共”的需要,把建县以来,一千多年都从属徽州的婺源县划到了江西第五行政区管辖。可是,当地居民总认为他们是徽州人,经过一场“婺源返皖”运动,1947年,婺源重新回到徽州。
到了1949年,因为解放婺源的是解放军的“二野”,和解放江西的同属一支部队,为了军事管理的方便,这一年又把婺源从徽州划归到江西省赣东北行政区浮梁专区管辖。这一划,就再也没有变过来。现在到婺源,尽管过去了几十年,那里的居民仍然认为他们是徽州。
我的祖籍是山东临清,属于聊城地区。从小,家人告诉我,你是山东人。直到上小学填表,籍贯都是填山东。后来,以大运河为界,把临清一划两半,河东的还是山东临清,河西的部分则新设了一个县,叫临西,划归河北省。小学没读完,我居然从山东人就变成了河北人。
深圳是个移民城市,大家见面,最爱问的一句话是,你是哪里人?问到我的祖籍,说起来就比较麻烦。在文化认同上,自认为是山东人,因为临清从元代以来,一直就属于山东。可是在行政区划上,目前的确又属于河北。后来,发现了一个同类,报人胡洪侠,籍贯德州,同样因为大运河的原因,和我同一年由山东人变成了河北人。后来,我们就戏称自己为“河北山东人”。
还有更加戏剧性的例子。三国的时候,孙权将都城从建业迁到武昌(今天的鄂州),取“以武而昌”的意思。这个迁都不顺利,反复了几次。“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这句民谣就反映出朝野之中,反对和抵制的力量是多么强大。三国以后,武昌这个地名就顺着一直叫下去了。到了民国初期,武昌突然改成了鄂城。
(图片来源于网络)
有意思的是,今天武汉三镇之一的武昌以前从不叫武昌。更具体地说,在武昌起义的时候,这里都还不叫武昌,而是叫江夏。直到1912年,才把今天鄂州的名字拿过来,改为“武昌”。今天看来,这种移花接木的改法近乎“恶搞”,什么理由?是不是仍然为了取“以武而昌”意思呢?
有了新的武昌地名以后,人们就把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事情用新的地名来命名。例如:“太平天国攻占武昌城”,这里说的是现在的武昌,而不是鄂州;“驻武昌新军打响辛亥革命第一枪”,也是如此,它当时并不叫武昌。
从文化上来讲,中国老百姓恐怕都不愿意改动自己的行政区划和熟悉的地名。地名不仅是一个符号,更是一种文化归宿;在它的背后,承载了一个与之相对应的巨大的文化数据库,记录了数不清的记忆、故事、历史因缘……
人们说,城市更新,拆除老房子,等于是拆除历史记忆。更改地名呢,应该相当于精神拆迁,对人的影响不亚于拆老房子。因为一个人要和新地名重建一种文化联系,不知道要多少年,有的人也许一辈子都改不过口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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